喻新华
1939年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疆的政治形势开始逆转，军阀盛世才对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处进行限制。5月，陈潭秋同志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中央决定由他接替邓发同志的工作，邓发调回延安。陈潭秋接手后，分析了新疆政治形势，考虑到总支队学习任务已基本结束，而抗日前线正需要领导骨干，认为总支队返回延安的时机已经成熟。经党中央批准，总支队于1940年1月初离开迪化回延安。此时，总支队队长是曾玉良同志，政委是我，副政委是邹开盛同志。由于航空队训练任务没有结束，仍留在迪化继续学习。他们于1944年底全部被盛世才逮捕，关进监狱，1946年6月才被释放回到延安。
我们出发时共有329人，分乘30余辆卡车。同行的还有30多辆苏联的运输汽车，他们是运送援助国民党部队的抗战物资到兰州去的，每辆汽车都用篷布盖得严严实实。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经与盛世才商量，总支队配了30枝步枪，还有盛世才送给朱总司令的4挺迭克铁力瓦式轻机枪和4万发子弹。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党代表陈潭秋同志随车队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了30多公里路，才向全体同志话别。他说：“同志们，我们要分别了，也不知以后何时才能见面。你们回延安后，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好好工作。路上要警惕，要注意安全。”说着说着，他的喉咙哽咽了，同志们也都掉了眼泪，不少同志还失声痛哭起来。谁知，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1943年9月的一个夜里，陈潭秋同志同毛泽民同志、林基路同志被盛世才杀害了。
在回延安的路上，国民党部队对我们处处刁难，层层阻拦，经常挑起事端，企图扣留和杀害我们。一天，我们来到了甘肃永昌县城，车队进城时，驻防的马匪误认为我们是归国华侨，纷纷出来列队欢迎，当知道我们是从新疆回延安的红西路军指战员时，顿时如临大敌，把一部分部队拉到城外布防，连城门也关闭了，还在我们休息的地方布上岗哨，一个个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找到苏联车队的负责人，说明了城中的情况，他对我说：“只要他们动手，我们就去支援你们。”接着，他又找到马匪部队的营长，把他训斥了一顿。马匪营长如同惊弓之鸟，连声解释说：“我们是为了保护你们，既然你们不要保护，我立刻命令将岗哨撤掉！”就这样，我们在永昌城稍作休息，吃了一顿饭，即上车出发了。马匪部队乖乖地把城门打开，让我们走了。
苏联车队到了兰州后就和我们分手了。一天下午，太阳还有丈把高，我们到了陕西中部的一个县城，30多辆车停在一块平地上，旁边是一条大河。此时，马禄的部队正驻在这里，发现我们后，他的部队迅速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并架起了机枪，不许我们走动，企图消灭我们，形势很严重。这时，盛世才派来护送我们的丁参议，立刻去同马禄的部队交涉。为了防备万一，我们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双方相持到后半夜，丁参议才回来，情况才缓和了。
敌人为什么把我们包围起来呢？据丁参议说，附近鄜县（今富县）的国民党部队同八路军闹摩擦，被八路军缴了械，国民党的两个专员也被八路军扣留了。因此，他们想以此为借口，对我们进行报复。后来经过交涉，八路军把那两个专员放了回来，我们才得以离开这个县城。
部队连夜出发，天亮时到了洛川县城。就这样，通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关卡，历经艰难险阻，于1940年2月5日傍晚，返回了日夜向往的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
延安军民听说我们要回来，早就做好了欢迎的准备，当我们乘坐的汽车一进入延安城，道路两旁兴高采烈的军民又是放鞭炮，又是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的场面，感动着每个同志，一股暖流涌遍我们的全身。延安军民在一个礼堂里召开欢迎大会。
会后，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又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设宴招待我们。为了让我们把身体养好，在延安的一个月里，大家天天吃着白面，而中央领导同志和直属机关的同志们，却吃着杂面、小米。为了要使我们知道全国抗日形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每天上午都有一位中央首长给我们上课，下午则组织我们在延安参观。
3月初，组织上分配我和饶子健同志带100多人到新四军五师工作。从此，我们又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录自《狱中四年》，作者喻新华同志，原名喻同金，湖北麻城人，生于1905年，1927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政治处主任，进入新疆后，曾任总支队政治委员、党总支书记，于1940年1月返回延安。后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科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