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以前，佛教在洛阳及其以东的郡国传播，并波及南京及其长江流域，而在长安传播的佛教，非常微弱，只局限在青门外和终南山的一两个寺院内。但西晋建立后，江南佛教突然被“蒸发”掉了，洛阳佛教滞留在创建寺院的“泡沫化繁荣”上，而长安佛教在竺法护的带动下，出现了无限生机，尤其是他创立的敦煌寺，在短短的20年间，成为千人大僧团组织，其繁荣景象，不亚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恒河流域领导的僧团，并开创了长安大乘佛教学派，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主要表现在《光赞般若经》和《正法华经》的经教传承，成为隋唐八大宗派的理论渊薮，所以竺法护被后人推崇为“敦煌菩萨”，孙绰在《道贤论》里，对他大加褒扬，赞誉为“德居物宗”，并把他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匹配。
（1）曹魏时期编译出了僧团章程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汉明帝时代，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皇家寺院，叫白马寺，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祖庭”，但仅供印度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居住，严格地说，还算不上僧团组织。到了东汉末年，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外国高僧相继来到洛阳，住在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仍然是个人行为，没有建立起僧团组织。到了曹魏时代，这种情况稍有所改变，即在曹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发现洛阳佛教界十分混乱，出家人没有履行剃度及受戒手续，于是他根据当时洛阳佛教界的实际情况，从印度繁广的戒律条文中，编译出了简单明了的《僧祇戒心》1卷，并付诸实践，邀请梵僧，举办传授戒的羯磨（仪式），为汉僧完成组织手续，昙柯迦罗也很荣幸地成为中国汉传佛教律宗的始祖。当时还有从安息国来的沙门昙谛也擅长戒律，他在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编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1卷，流传至今。据史料记载，依据《昙无德羯磨》受戒的汉僧有朱士行等人，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一般以朱士行为出家沙门第一人。《僧祇戒心》和《昙无德羯磨》的译出，建立起了汉人出家为僧的组织制度，为竺法护在长安敦煌寺创立千人大僧团，提供了组织保障。再加上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竺法护在洛阳又翻译出了《文殊师利净律经》，这是一部宣扬大乘佛教戒律的经典，成为竺法护在长安建立大乘僧团的理论根据。换句话说，《昙无德羯磨》是竺法护吸收汉人出家的小乘佛教剃度原则，而《文殊师利净律经》则是建立大乘佛教僧团的组织原则。
（2）竺法护的僧格魅力
据《祐录》记载，竺法护在晋武帝末年隐居深山，然后出山，在长安青门外建立寺院，“宣隆佛化，二十余年”。也就是说，竺法护的晚年是在长安度过的，长达20余年。据笔者在第一章里考证，竺法护是在永兴二年（305年）在渑池圆寂的。由此上推20年的话，大约在他57岁的时候，即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年），结束了从洛阳到敦煌的颠沛流离的译经生涯，进入相对稳定的寺院译经和培养僧团的时期（285—305）。
竺法护之所以能够在长安建立起一个千人大僧团，并且维护20余年之久，这与他的个人魅力密切相关。在这里，仅举竺法护隐居深山修行的佳话为例子，来说明竺法护组织僧团的僧格魅力。
竺法护隐居的深山，按理来说，应该是终南山。
秦岭的中部叫终南山。
秦岭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呈东西走向，西起甘肃南部，中部横亘于陕西省西南部与四川省北部交界处，东至于河南西部，全长约1500公里，南北宽度为100—150公里，海拔在1500—3500米之间。秦岭—淮河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
秦岭中部的终南山，可以分为三段，周至以西至宝鸡一段为西段，户县、长安境内一段为中段，蓝田境内一段为东段，属于今西安市辖区的蓝田县、长安区、户县和周至县境内的山区，东西长达800里，位于亚欧板块内，大致位于北纬32°30′—35°，东经103°—113°。据说，汉明帝永平初年（58—61），在终南山北麓户县境内庞村建立了白马招觉院，现名罗汉寺。
竺法护在晋武帝末年，隐居在终南山深山，进行潜修。山间有溪水流出，清澈见底，水甜如甘露，竺法护经常取溪水沐浴、做饭、煮茶，后来来了一位打柴的樵夫，在溪涧大小便，污染水流，不久溪水干涸，这使竺法护非常吃惊，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溪水如果真的干涸了，生活就会失去保障，就不得不另觅修行的地方了，话音未落，泉水又汩汩流出，充满溪涧。这件事，后来传为中国汉传佛教史上的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竺法护结束在终南山的隐修生活，在长安青门外创建敦煌寺，培育僧团，在20年间，发展成千人大僧团，这在汉传佛教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破天荒的伟业，标志着中国汉传佛教第一个大乘佛教学派的诞生。
据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李利安教授实地考察，敦煌寺的现在准确位置在西安市汉城乡青西村南侧，汉城街西侧，距西安城西北角约8公里，为汉长安城东北部青门的外侧。敦煌寺始建于西晋太康六年，即公元285年，为陕西现存最古老的寺院。
南梁著名佛教史家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说，竺法护在太康七年（28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译出《光赞般若经》10卷。唐代著名佛教史学家道宣在《妙法莲华经弘通序》中说，竺法护在西晋惠帝永康年中，在长安青门敦煌寺译出了《正法华》。南宋佛教史大家志磐在《佛祖统记》卷37中说，竺法护在长安青门敦煌寺译出《正法华》及《涅槃》等经210部。
竺法护在敦煌寺一边翻译大乘佛教经典，一边培养僧才，在关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说，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刚建立敦煌寺，就引起了关中世家大族的关注，某世家大族为了试探竺法护的为人，假装有急事，向竺法护求救，借款20万。竺法护还没有开口，他身边的13岁侍者法乘在旁边说，我师父已经同意借给您20万。这正是以《文殊师利净律经》为寺院组织原则，建立关怀社会的大乘佛教僧团精神的体现。第二天，只见某世家大族率领全家族100余口，前来皈依竺法护，请受五戒。这件事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四方士庶闻风向集”，护持敦煌寺僧团，经过20余年的发展，最终成为千人大僧团，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使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敦煌寺成为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的策源地，梁代高僧僧佑赞叹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