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想必可以理解吧，这些描写是我把散落各处的资料汇集起来的，有的已超过十来个春秋。因此，那是不久以后……记得是一个晚上，我觉得雷尼埃显得忧心忡忡，他摘掉单片眼镜，目光显得茫然。
“你怎么啦，朋友？”我终于问道。
“咳！”他整个上半身晃了晃，用严肃而又滑稽的口气答道，“我就要度过30岁大关啦。”
他顿时在我眼里显得很老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弗朗西斯·维耶雷-格里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人们常常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混淆他们俩写的诗。读者长期认为，只有格律诗才看得出差别，所有自由诗都是一样的。每当音乐、绘画、诗歌方面一种新技巧被普遍接受时，情形也是这样。然而这两个人分歧极大。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如我与彼埃尔·路易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阴错阳差的基础之上。格里芬是最为襟怀坦白、正派老实、干脆爽快的人，不过我绝不是想说雷尼埃相反是个居心叵测、诡计多端、城府很深的人。当年不是这样！学识渊博的素养陶冶着他最敏感、最淳朴、最高尚的感情，使之变得优雅、光彩、温和，终于使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显得愕然，对任何激情都是事先控制住了并下决心体验的。有些人力图达到这种境界（这种人我认识一些），认为这是最高境界。在我看来，这种境界他们往往达到得太容易了点儿，太快了点儿，总是使自己受到损害。换句话说，我觉得，这种理想境界只适合于那些枉费心机力图达到的人。格里芬肯定不大会去费这种力气的。他是用俏皮话幽默地表现自己，尽管他非常真挚地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美好的法兰西语言。他的言行之中，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愣头愣脑、桀骜不驯，粗暴地让人感觉到他的“新世界”，他像勃艮第人一样，声音略显沉浊（我发现他那位风度翩翩的同乡斯图亚尔·梅利尔也一样），使他说的每句话都有一种奇特的味道；如果他不过分地喜爱反论，他的表达方式就再真诚不过了。他有着非常好斗的性格，为人慷慨，嫉恶如仇，骨子里有点像清教徒。对他经常接触的文学界往往矫揉造作的极端放荡不羁，他难以将就。他经常与亚历山大体的诗干仗，与孟戴斯孟戴斯（CatulleMendes，1841—1909），法国作家，其诗歌创作受巴那斯派美学影响很深。干仗，与习俗干仗，与时代干仗。他每讲述完一件事，总要说下面这样一句话，同时开怀大笑（他甚至生气时也寻开心）：
“可是纪德，我们究竟该说啥？”
他一张脸圆圆的，挺开朗，前额仿佛一直延伸到后颈，不过他从一鬓将一大绺头发探到另一鬓，盖住过早歇了的头顶。他虽然言谈举止放肆，但还是注重礼仪的。他脸色挺红润，眼睛是勿忘草那种颜色（有些跟他很熟的人，对我说他的眼睛是灰黄色的，但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仍是勿忘草色）。他那被窄小的礼服紧裹的身躯显得很强壮，裤子总显得过窄，过分粗短的胳膊尽头一双手宽度超过长度。据说，一天晚餐后，他打赌双脚并拢从餐桌上跳过去，结果果然跳了过去而且什么也没摔碎。这是传说。实际上只要有人请他跳，他就会从客厅里所有桌子上跳过去。作为一位诗人，这已经足以令人吃惊了。
他是第一个就《手册》那本书给我写信的人。这一点我不会忘怀，而且想对他表示感谢。我很想与他深谈，可是他的谈吐那样不合常情，使我非常拘谨，不敢苟同他的说话方式，便只好装傻，不一会儿便只由他一个人说了。他呢是这样一个人，只要说得来劲，根本不需要听对方说什么。我常常带着很明确的想法去找他谈，总是直到告辞出来都插不上三句话。
思想的另一个小毛病有点妨碍我与他交往，这就是总处于警醒状态但并不总是很清醒的敏感。他时时担心人家不会想到他，弄得我也时时担心自己会显得没有想到他。他这种担心往往促使他最终干出某种大蠢事，弄得自己也挺尴尬，直到他最可贵的品质真诚占了上风，一阵开怀大笑，才把一切一扫而光。于是你看到面对你的，只有他明澈的目光。一个事例胜过所有议论（我说过在这里我超越了十多年的往事）。
我接替了莱昂·布劳姆在《白色杂志》文学批评栏的职位，专门负责散文作品；和我共事的居斯塔夫·康负责诗歌。附带提一句，居斯塔夫·康在某些人之中以“自由诗的发明者”著称。那时这是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激怒了不止一个人，其中就有格里芬。他声称，在必要的时候，自由诗完全可以不要康，它是独自产生的，或者它另外有一个父亲……格里芬出版了《维兰德带翅膀的传说》，像他出版的其他书一样，给我寄了一本。我不能对这本书进行评价不免感到遗憾，我在对他表示感谢的信中，并无恶意地写了这句不合时宜的亚历山大体诗：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么不能猎取！
格里芬大概火冒三丈。反正三天后我收到这封令我惊慌失措的回信：
亲爱的纪德：
四十八小时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来信。
我决定给你复信，请你解释这句奇怪的话是何含义，是何意义：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么不能猎取！”恭候复音。
以为你效劳为荣的
仆人
1900年2月20日
我们俩都非常真诚，彼此都怀着强烈的好感，因此误会不可能不很快消除。
格里芬的暴躁虽然也显示出他慷慨大度的性格，却使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性质和后果都相当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贬低雷尼埃一本题为《双重情妇》的书。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点愚蠢地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而后立即又真诚地后悔。格里芬认为，雷尼埃写这本书是走错了路。不久前出版的《白三叶》那本书，披露了他天性的某个方面，那是更纯真、更淳朴，与格里芬很相近的一面。格里芬完全不是只懂得啃书本，他所带来的更好的东西我也讲不清楚，也许除了驰骋文坛的秘诀，还有某种尚显得笨拙的自发性，某种清新感，而这，应当承认，正是当时我们的文学迫切需要的。在他看来，宽恕《双重情妇》就是开倒车。他认为这本佳作空话连篇，充斥着编造的道德败坏。他竭力让我相信，我如果能让雷尼埃幡然悔悟（这似乎是可能的！），直言不讳地揭露他的错误，无论对法国文学还是对雷尼埃本人，都会大有助益。请读者听清楚，我绝不是企图推卸或缩小我所写的那篇严厉甚至不公正的文章的责任。我只是难得地找到这个机会，表示悔恨，因为我没有按照自己本来的兴趣行事，而是听从了逆反和对抗的需要（这倒也是符合我的天性的），没有老老实实凭自己的爱好行事，不消说，雷尼埃依然我行我素，令读者非常高兴。我那篇文章唯一的效果，就是给我们之间一直非常好的关系，带来一片新气象。不过，即使没有那篇文章，不久我们也会因新的原因而闹得不和，我们的兴趣差异太大。
去马拉美家、埃尔迪亚家、博尼埃尔家、尤迪斯·戈迪埃家、勒孔特·德·李勒家去得最勤的人之一，无疑是埃洛德。我呢，最后两个人家里根本没去过，博尼埃尔家去得很少。我所说的只是传闻。不过我充分了解的，是我到处都遇到费迪南·埃洛德。他就是有新的约会，也不会离开你。令我赞叹的是，他居然还剩下时间写作和读书。事实上他写得很多，什么书都读过。凡是那时我们所热衷的问题，他都能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料。例如被称为“双角铁砧”的十四行诗或乐队使用萨克管问题，他能谈论着这些问题陪你走几公里路。在马拉美家一次聚会或者一个节目不管什么时候结束出来，他都会陪你走，而且是步行。我母亲就因为这一点很喜欢他，因为她知道我一个人过了半夜还在街上走很担心，指望埃洛德会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他蓄一绺大胡子，尽量使自己那张温厚的娃娃脸显示出阳刚之气。他是最好的同伴，最忠实的朋友。每回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你面前，甚至更经常。简直可以说他是专为等待别人而存在的。费迪南·埃洛德自从发表了一篇关于或者毋宁说反对尊重的文章，就将头往后多仰了几厘米，而将胡子往前多翘了几厘米。这篇文章论证，与所罗门所说的相反，《智慧书》起始之处，刚刚是上帝的担心终止之处。每种尊重，对父母，对习俗，对权威以及其他——我说每种尊重，都包含着一种盲目，人只有摆脱盲目，才有可能迈向光明。齐亚尔、拉扎尔、埃洛德和其他几个人的反军国主义，甚至到了厌恶军服的程度。他们认为军服令人联想到仆人的号衣，会伤害个人的尊严。我不想谈论他们的国际主义而开罪他们，因为回过头来揣度他们这方面的观点，可能对他们毕竟是一种侮辱。实际上这些观点我也有，我想我肯定是赞同他们的。甚至我无法想象，智慧和所受教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人，会持别的观点。大家想必可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服兵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灾难，如果可以逃避又不构成叛逆，就应该设法逃避。
埃洛德有时由他的表兄伴随身旁。那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比利时人，名叫封泰纳，也许是最好的一个人，非常温柔多情，而且从他的沉默寡言判断我想并不笨。他似乎发现，绝不说蠢话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开口说话。
关于罗贝尔·德·博尼埃尔男爵我能说什么呢？他年轻的妻子以美貌著称，在他到处受到的欢迎中并非毫无作用的。我也相信他搞过新闻工作。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小说，题为《小马日蒙》，我没有读，但埃尔迪亚沙龙里那些常客从中看出法兰西传统的种种优点，都挺高兴。这时他又完成了一本八音部诗歌体的小小的童话集子，乐于朗诵给别人听。他相当善良，但我觉得（我说的是其人）性格易怒，当他在埃尔迪亚家朗诵完他最新写出的一篇故事时，我差点引起一场风暴。记得故事所写的是一位骄傲的美人儿掉了或扔掉了一只手套，献殷勤而遭到拒绝的骑士赶忙跑过去，尽管有危险（我不记得是什么危险），还是把手套捡了起来（席勒的作品中不是已有这类东西吗？）。而后，当终于被征服的美人儿俯下身子时，骑士却倔傲地说：
Passeaussisonchemin，machére．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平时我像封泰纳一样沉默寡言的，这时不知怎么竟斗胆问道：
“你不担心这‘sseaussison’吗？”前面这行法语诗歌的意思是：“走你的路吧，亲爱的。”但诗中sseaussison读起来像绕口令，挺拗口。
大家面面相觑。救了我的是一开始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而后当每个人都情不自禁狂笑起来时，博尼埃尔又能怎样呢？我想这之后他修改了最后这行诗。
博尼埃尔以很有头脑著称。这种声誉使他非常自信，不管对什么事情，他的看法都是不可动摇的，一味地固执己见。天哪！他那不容争辩的口气真让我气恼，当我听见他断言：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应该可以用一句格言加以概括。越是容易概括，作品流传下去的机会就越大。凡是概括不了的东西都是陈腐的。”
在他诚恳的一再邀请下，有一天我下决心去他家时，他问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格言，我何言以对？他抓住我上衣的一粒纽扣，像他所习惯的那样，脸几乎贴近我的脸。我吓坏了。起初是往后退，现出莫名其妙的样子，而他紧紧抓住我不放：
“总之，”他接着说，“你愿不愿意事先把将来的作品概括为一句话，一个句子？这句话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吗？”
“当然！”我不耐烦地大声说。
“好啊，一句什么话？好！说出来。一切全在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