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先生”是那些画的作者，一共三位，是带着颜料和画架刚到达的。不消说，我请女佣侍候我与他们一块用餐，当然如果这种安排不妨碍他们的话。他们表示我不妨碍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无拘无束的。他们三个都打赤脚，光膀子，说话粗声粗气。整个晚餐时间，我都紧张、贪婪地听他们谈话，惴惴不安地想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想对那个目光明亮的大个子说，他扯着嗓门议论、其他两位附和的那幅画，并非他们以为的那样是出自马斯内之手，而是出自比泽之手……
后来我在马拉美家再见到过他们之中的一位，即高庚。他们之中另一位叫塞吕西埃，第三位我没搞清叫什么名字（大概叫费里杰）。
这年秋冬所做的事情有：在迪埃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无关紧要的工作，拜会亲友，与彼埃尔·路易对话，审查创作计划。我们在后一件事情上迫不及待地消耗着自己的热情。春天，我觉得该动笔写那本书了。这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位于小小的彼埃尔封湖畔一家小小的旅店，为我提供了一个临时住所。过了两天，彼埃尔·路易又来鼓动我，说必须去更远处找个地方。我便动身去格勒诺布尔，从于利亚杰到圣彼得修道院，从阿勒瓦到不知名的什么地方，找遍了整个郊区。大部分旅店仍关门歇业，而山区小木屋专供家庭租用。我开始泄气了，这时在距昂内西不远，几乎在湖畔的芒松，发现了一座漂亮的农舍式小屋，四周环绕着果园。业主愿意租给我两个房间住一个月。我把最大的房间布置成工作间，并立即从昂内西运来一架钢琴，因为我感到没有音乐受不了。我搭伙在湖边一家夏季营业的餐馆用餐，由于节令尚早，整个月只有我一个客人。泰纳泰纳（HippolyteTaine，1828—1893），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先生住在不远的地方，我刚刚贪婪地读过他的《艺术哲学》、《智慧》和《英国文学》，但我没有去看望他，一方面因为腼腆，另一方面怕分心影响工作。我处在完全清静的环境中，创作和激情充分释放出来了，始终处于热情奔放的冲动状态。我认为没有这种状态，就谈不上写作。
现在找出我那本《安德烈·瓦尔特手册》，里面那种急促的语调令我恼火。那时我喜欢使用能留下想象余地的字眼，如“不确知的”、“无穷无尽的”、“难以描述的”，等等。我求助于这些词语，恰恰像阿尔贝求助于雾，以掩饰模特儿身上他感到难以画出来的部位。这类词语德语里很丰富，使得德语在我眼里特别富有诗意。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法语固有的特点是力求确切。这本《手册》虽然是我青春时期躁动不安的神秘主义的证明，但整本书里极少有我愿意保存的段落。然而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是世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在书中所描写的危机，具有最普遍、最紧迫的意义。那时我怎么知道它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我的清教徒式的教育使肉体的需求变成了恶魔。那时我怎么知道，我的天性逃避的解决办法是最普遍接受的，只有我的清教主义与之水火不容。然而我不得不相信，贞洁状态是暗藏危险的，靠不住的。其他排遣对我来讲一概遭到拒绝，我便重新堕入少年时的那种恶习，而每次重新堕入那种恶习，就进一步陷入绝望。我大量描写了爱情、音乐、形而上学和诗歌，这是我这本书的主题。我前面说过，超过这本书的东西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不是我的一本书，这是我的全部，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在这本书里结束了，盖棺定论了。然而有时，当我的主人公陷入疯狂时，我的心灵跳到我的主人公之外，终于摆脱了它，摆脱了很长时间以来它拖在后面的这个死气沉沉的重负，而隐约看见了种种令人眩晕的可能性。我设想模仿格拉特利神甫格拉特利（Cmatry，1805—1872），法国神甫和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源泉》，写一部《世俗说教》的续篇，绕一个很大的弯子，在整个大地上兜一圈，把性格最倔强的人带回给福音上帝（正如我在第二部更不折不扣宗教性质的续篇中所论证的，福音上帝并不完全像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我从安娜之死获得灵感，打算写一个故事，题目大概可叫《论安然死去》，后来则成了《窄门》。我终于开始感到世界很大，而我对之一无所知。
记得有一次我在湖尽头那一边走了很远一段路。清静既使我振奋，也使我恼火。到黄昏时分，我内心的要求变得如此强烈，使我在大步行走（步子迈得那样大，仿佛在飞，就是说几乎在跑步）的同时，不断呼唤着那个同学。他那兄弟般的激情会唤起我同样的激情，我向他吐露心声，大声和他说话，因为感觉到他不在身边而哭泣。我决定这个同学就是保罗·洛朗（当时我刚认识，我说的有关于他的情况，以及我被领进他父亲的画室的情况，应该推迟到以后去说），而且异乎寻常地预感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俩会一块出发，不要任何同伴，信天漫游。
仲夏回到巴黎，我的书已经完稿。我立刻读给阿尔贝听。他对我毫无节制的虔信和大量引用《圣经》的话感到懊丧。根据他的建议我删去了三分之二，从书里现在还保留的引语，读者可以判断当时有多大的量……随后我读给彼埃尔·路易听。照惯例，每个人的头一本书都要留一页空白，由朋友去补写。出于相同的礼貌，阿拉丁阿拉丁（Aladin），《一千零一夜》里《神灯》中的主角。把他的宫殿的一个阳台留给他岳父装修。故事告诉我们，他岳父没能做到使这个阳台与整个建筑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同样，我们俩都感到——我感到没有什么能力写一首他那样的十四行诗；他感到没有什么能力写出我的手册中这样一页。为了不完全放弃，路易表示为我写一篇引言，使这本书表面上的确像一部“遗著”。
当时报章充斥着对年轻人恳切的呼吁。我觉得我这本书就是对保罗·德雅丹《当前的义务》的回答。梅尔肖·德·沃居埃《致二十岁的年轻人》一类文章，使我相信人们对我抱着期待。“是的，”我想，“我这本书满足了时代如此迫切的需要，回答了公众如此明确的要求，我甚至感到奇怪，居然没有另一个人考虑抢在我前面把这本书写出来出版。”我担心出版得太晚，大骂印刷商杜穆林。我早就把“付印清样”寄给了他，而他根本没有给我发书。实际情况正如我稍后了解到的，是我这本书使这位印刷商陷于非常尴尬的处境。人家向我介绍说，杜穆林是巴黎最好的出版商之一，但非常信奉天主教，具有正统观念，而又渴望表现出来。他接受了这个工作，但对稿子不了解，然而这时他获悉这部书稿有异端邪教之嫌。他大概犹豫了一段时间，由于担心损害他的声誉，便借用了一位同行的标记。
这个精美但印数很少的版本算是初版，我准备印制一种更普通的版本，以满足大众的需要，我想印数应该很可观。然而杜穆林一直犹豫不决，与那位殷勤的同行的谈判又拖拖拉拉，尽管我小心谨慎，也无法使普通版本起步印制。
书中错排颇多，令我大为沮丧，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信服，销售预计等于零，所以当小版本准备就绪时，我立即毁掉了另一个版本。是我自己扛去毁掉的，几乎全部是从装订商那里拿来的（我想大概不到七十本，都是用于赠送新闻单位的）。这些书居然还换回几个钱，令我十分高兴，是按纸的重量付的钱……所有这些书只有珍本收藏者感兴趣。
是的，成绩为零。我的性格天生是这样，从沮丧中得到乐趣。对于头脑清醒的人来讲，一切挫折中都蕴含着一句话：“这会让你得到教训。”我听到了这句话，立即放弃了原来的希望，不再想取得自己无法取得的成功，或者至少我所希冀的已开始有所不同，相信掌声的质量比掌声的数量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