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销行最广的刊物，它对“变法图存”的宣传，曾经起过重大影响。但《时务报》从筹备到刊行，始终受到张之洞的干预，几经挣扎，终告易辙。该报主笔梁启超和总理汪康年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之争；是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
一
1898年7月26日，光绪帝下谕，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时仅半月，汪康年在8月11日《国闻报》上刊登《上海时务昌言报告白》：“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说《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创办。黄遵宪继在《国闻报》和《申报》申明：《时务报》为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汪康年、梁启超五人“同创”。这样，《时务报》究竟是谁创办的？是怎样创办的？为什么汪康年、梁启超龂龂于《时务报》创办之争，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时务报》是强学会设立后筹办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议设强学会，11月1日，“入江宁，说张香涛”开上海强学会，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参与其事，提出由汪康年主持“沪会”。康有为到了上海，黄遵宪、吴德潇往访，“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不久，康有为返粤，强学会又遭顽固派御史杨崇伊的劾奏，终被封禁。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汪康年也由湖北来上海，与黄“相遇，谈及创办报纸事，意见相同”。于是策划办报，并商请函邀梁启超参加。
《时务报》的创办，黄遵宪功不可没。黄遵宪是在1894年由新加坡总领事任归国至沪的。次年，赴南京谒见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张“置之闲散”。旋至湖北，任洋务局职方。又返南京，往上海，梁鼎芬帮他签名加入强学会。
汪康年本来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他任两湖书院分教，还做过张之洞孙子的“业师”。康有为到南京参谒张之洞后，根据张的意旨写信邀汪来沪；汪康年刚到上海，就碰到强学会被封禁。今后怎样办？他当然要请示张之洞。张之洞是洋务官僚，既看到《马关条约》签订后“言变法者纷纷”，想利用改良派的宣传来扩张自己的声势，又防范改良派的言论侵犯封建地主、官僚的利益，既看到强学会被顽固派所封禁，又不肯放弃“南北之汇”的上海这块地盘，于是授意汪康年，把上海强学会的“余款”移充办报经费，汪康年当然遵办，汪康年秉承张之洞意旨，实际成为张在上海的代理人。
黄遵宪、汪康年对创办报刊几经商议，邹凌瀚、吴德潇也一度参加。在讨论办报宗旨时，汪康年主张“以广译西报为主”，还想“依榜洋人”。他也征询张之洞僚属意见，邹代钧认为政论文章“有是有不是，易于乱人；事皆纪实，能广见闻”。“不若守夫子述而不作之训，专译西政、西论、西事、西电，并录中国谕旨，自为一编。”采取“稳健”办法，少发议论，所谓“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邹代钧：《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广译西报”、“事皆纪实”，可说是张之洞一系的办报初旨。黄遵宪呢？出过洋，接触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力促办报“事期必成”，又“身在宦途，尤畏弹射”黄遵宪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梁启超书》说：“为守旧党计，为言官计，所谓本报论说绝无讥刺，已立脚跟踏实地矣。其他一切忧谗畏讥，伤禽恶弦，无怪其然也。谓穰卿勿视为性命身心之学，谓卓如当为敖前七伏，畏首畏尾不敢为。然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宦途，尤畏弹射。然公然明目张胆为之，见义则为，无所顾忌。上年强学会太过恢张，弟虽厕名，而意所不欲。然一蹶即不复振，弟实引以为耻。弟但虑其费少不克久持耳，他非所恤也。”。慑于强学会的被封，也不敢过于“恢张”。汪、黄在是否把刊物办成“译报”上虽有分歧，却都主谨慎。
梁启超是1896年4月以后才到上海的，这时黄遵宪、汪康年等已初有成议，于是发出“公启”，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署名，而实以黄、汪、梁三人为核心。在再议办报宗旨时，梁启超认为既然担任主笔，就要抒发言论；汪康年顾虑重重，瞻前顾后。黄遵宪调和其间，折中处理。叫汪康年“勿视为性命身心之学”，不要过分“忧谗畏讥”，叫梁启超适当控制，不要“太过恢张”。汪、梁之间暂告妥协，《时务报》仍有论说，但“西文译报”占极大篇幅。没有多久，黄遵宪北上，报馆用人行政遂由汪康年“总理”，梁启超则专司撰述。
照此说来，《时务报》是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它发源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主其事者则为张之洞的旧僚汪康年。参加创议并在发刊“公启”上署名的有黄遵宪等五人，而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为核心。
然而，《时务报》初议，梁启超还未南旋；《时务报》发刊，黄遵宪又已北上；汪康年投间伺隙，“总揽一切”。汪康年讳言《时务报》和强学会的关系，是为了摆脱改良派，显示张之洞；而他所以能“总揽”，还是出于张之洞的支持。
二
《时务报》是旬刊，它从1896年8月9日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一共出了69册，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前后内容也有显著不同。
第一阶段是改良派的变法议论，“去塞求通”，影响深邃；张之洞从中插手，乘机摘桃。
《时务报》创刊号首载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列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务的发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从而大声疾呼，推动维新。他的《变法通议》也陆续发表，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反复阐述不变法的危险、变法的必要。他以世界历史为例，说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波兰也“见分于诸国而代变”，危言耸听，振聋发聩。
梁启超以为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争得一些条件。梁启超议论新颖，文字通俗，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也就影响日广。
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致汪康年书》说：“恪士还，忽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日起有功，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公度（黄遵宪）书言：‘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
湖南邹代钧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致汪康年书》：“昨日俞恪士送到报百份，阅之令人狂喜，谓识文兼具，而采择之精，雕印之雅，犹为余事，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三代以下，赖有此举。为吾党幸，为天下幸，望公与卓如勉为之，须精益求精，幸勿稍懈。”八月二日《致汪康年书》又谓：“此报名贵已极，读书人无不喜阅。”并和熊希龄商议，“湘省可销三百份”，嘱“补寄二百份”。
参加北京强学会的汪大燮，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书》中，提到北京官场看到《时务报》第一册后的情况说：“孟符（李岳瑞）交来第一次报，阅之甚为欣忭。”沈曾植“适拟译署覆李奏稿，其不为浮言所败者几希。嗣见报，快甚”。但他们鉴于强学会的被封，心有余悸，叮嘱汪康年“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也”。“西边”，指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
这样，《时务报》初刊，大受欢迎，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销行日广，受到各方面的注视，张之洞也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说是“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一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今后“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份”，所有余款，由善后局“汇总支发”，扮出一副“宏揽人才”的姿态。其实梁启超当时还只有二十四岁，张之洞称他为“卓老”，未免誉溢过甚。尽管“好景不长”，但张之洞摘桃之念，跃跃欲试。
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议论侵犯洋务派利益，张之洞又打又拉，“入我范围”，授意幕僚，抑压言论。
张之洞《官销时务报札》刚发，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议论，侵犯到了洋务派的利益。《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论学校》一，有这样几句：“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张之洞在甲午战后署理两江总督，“金陵自强军”，正是洋务派在帝国主义分子操纵下的产物。张之洞看了以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并扬言“另开一馆，专驳《时务报》之议论”★邹代钧：《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触时忌，顿易前态。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继续刊出，第八册《科举》切责倭仁之反对西学为“误人国家”；第十册论《学会》谓“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对顽固守旧的倭仁和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猛加抨击，用以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张之洞看了为之“不平”，授意亲信梁鼎芬致书汪康年：“卓如诋纪甚，诋倭尤甚。”并关照汪康年，“以后文字，须要小心”（无月日，旁注十一月十四到）。顾印愚也致书汪康年：“贵报第某册有诋纪之语，河间（纪钜维，时处张幕——作者注）大怒，广雅（张之洞）亦不平，此无益而有损之文，此后请加检讨也。”
汪康年在办报宗旨上，本来和梁启超有分歧，最初他看到张之洞僚属函牍示意，还想利用梁启超以扩张《时务报》的声誉，一度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他自己在和梁启超共事的感受中，也写了几篇讲究新政的文字，第四册《中国自强策》甫经刊布，即受“劝阻”，叶瀚写信给汪康年，“此间因第四期报《自强策》颇有言，弟之劝兄多译实事，少抒伟论，亦略有先见。大约南皮公是鉴强学前车，恐若斯美举，再遭中折”。“南皮劝阻之意。其情是极厚，似亦不可过却。”第九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刊布，尽管汪康年是那么谨慎，“托古”，所言“民权”也不过是“绅权”，他含蓄不露地讲了“居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反散为聚，反愚为智，非用民权不可”。但就因他提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君民共主之制”，沾染了康、梁学说，梁鼎芬、叶瀚、缪荃荪接踵来书：“民权文字亦不佳”，“周少璞御史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战！”并责问汪康年：“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通过张之洞僚属的一再唆使，本来濡染洋务派言论较改良派为多，政治依援张之洞较改良派尤切的汪康年，自然不能无动。
经过张之洞等的不断怂恿指引，汪康年感到张之洞是现任湖广总督，是当权的地方官僚；改良派却只是不当权的“士子”，他们还不时遭到封建顽固派的诋诽。权衡轻重，与其开罪张之洞，毋宁游离改良派。况且，改良派大叫民族危亡，吁请除旧更新。这些，在汪康年看来，也有些“触目惊心”。于是一方面牢掌《时务报》的人事、经济实权，另一方面对改良派的言论试图阻抑，他自己的文章也渐“敛迹”。
正当汪康年和张之洞幕僚密函往复，议商报务，梁启超却雄心勃勃地由上海经广州到澳门，组织《广时务报》，“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接着，《时务报》第十五册登载了《广时务报公启》，说明由梁启超“遥领”，并谓对近事“不容已于言者”，也“拟抉择多载”，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公启》一登，纠葛又起。《时务报》发起人之一吴德潇认为梁启超可“兼领”“粤报主笔”，“但须坐镇上海”。《时务报》“乃中国馆祖，公（指汪康年）与卓如祖馆之主，万不可降而他适”。汪康年也“畏祸”及己，于是以“报主维新，不主复沓”为借口，反对《广时务报》的刊名，摆脱它和《时务报》的关系，终于改称为《知新报》，于次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广仁、何廷光任总理，徐勤、何树龄为主笔，梁启超则兼任撰述。
《知新报》筹备就绪，梁启超即行北返，先到武昌，参见称他“卓老”的张之洞。经过梁鼎芬通报，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是夕即招饮”，由梁鼎芬、钱恂作陪。席间，张之洞邀请梁启超担任“两湖时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又甚辨”。真可说是“优渥备至”！
其实，张之洞是富有政治经验的官僚，他和梁启超一经接触，听到他所称述，还是康有为“改制”一套，“始知其所主张，必滋弊”。从而貌似笼络，想把梁启超引进湖北，予以官禄，“入我范围”；让汪康年更易于秉承他的意旨，全面控制《时务报》。
梁启超当时感到“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苦求”梁鼎芬、钱恂“善为说词”，梁、钱“不肯援手”；反过来函恳汪康年“相救”，汪康年当然还是要仰张之洞的鼻息。结果，梁启超“固辞”，于次年2月回沪。
其后，梁启超在《时务报》所撰各文，称引康有为“三世”改制、维新变法诸说如故，如《论中国之将强》说：“吾闻师之言地运也，大地之运，起于昆仑……百年以内，运乃分达。”（第三十一册）《〈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第三十五册）、《春秋中国夷狄辨序》（第三十六册）、《知耻学会序》（第四十册）都讲《春秋》“三世”、《礼运》大同学说。不久，又和康广仁筹设译书局，局名就定为“大同”，决定把康有为所撰《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刊出。这样，张之洞就不能再忍了，严饬部属授意汪康年加紧压制。
汪康年不是曾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推诿吗？张之洞幕僚缪荃荪就说：如果“不能管主笔之事，然则不能名曰总理矣”。“湖北从制台（张之洞）、心海（梁鼎芬）、礼卿（蒯光典）等物议沸腾，果不出弟之所料，制台请王淦、郑秉等开官报，驳诸报之不纯者矣。”；三则叮嘱汪康年“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梁启超没有被“牢笼”，汪康年对梁启超的言论却已密切注视了。
第三阶段是梁启超离沪赴湘，汪康年乘机“总揽”。张之洞以“停发”相胁迫，改良派言论被“改正”。
《时务报》第四十册《知耻学会序》的刊出，遭到了张之洞的严厉制裁。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封建军阀、官僚、买办备加指摘，“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将洋务派的媚外本色暴露无遗。指出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下，应该知耻图强，变法自救；否则，“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则放巢流彘，兴不旋踵”，敲起危亡的警钟。张之洞认为“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允许有“干名犯义”的该册《时务报》在所辖地区流传。张之洞由幕后走到幕前，汪康年也就由“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刚好《时务报》的另一创办人黄遵宪调署湖南按察使，“甫经到湘，即闻湘中官绅有时务学堂之举”，他向巡抚陈宝箴、学使江标推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1897年9月8日、9日，黄遵宪、江标、熊希龄、邹代钧连函汪康年，聘请梁启超到湖南，“仍可作论寄沪，于报事毫无妨碍”（邹代钧函），可以“兼顾”（黄遵宪函）。并嘱在南京的谭嗣同“去上海蛮拉硬做”。汪康年吞吞吐吐地表白了“所遇之难，与事之曲折层累”，实际是看张之洞的眼色行事。谭嗣同对此似有觉察，好心劝汪：“于事既不能自主，亦止可坦然置之，而徒为郁郁不自得，是无益而又自伤也。”“不能自主”，倒道出了汪康年的真实情况。梁启超看到“湖南新政办有端绪”，便于“展其所学”，又可“遥领”《时务报》，避免和汪康年兄弟正面冲突，决计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偕同康门同学韩文举、叶觉迈于11月抵湘。
梁启超一离上海，汪康年、诒年兄弟就放手干了。《知耻学会序》刊登后“停发”的饬令，使汪康年胆战心惊；梁启超赴湘前编定的几期称引了康说，又重遭张之洞僚属的诽议。汪康年对《时务报》议论也就仔细审查了。《时务报》第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册连载康有为弟子徐勤《中国除害议》，对束缚士子思想的科举八股备加责难，梁鼎芬致书汪康年：“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续函：“徐文专攻南皮，弟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耶？后请格外小心。”。
改良派没有吸取教训，还想在刊登徐勤文章时，仿照过去刊录麦孟华、章太炎论文那样注明“本馆主笔”或“本馆撰述”的“告白”，汪康年兄弟置诸不顾。改良派想推荐龙泽厚以“稍分汪氏之权”，天真地要在洋务派的操纵下，乞取一些余润，也仍不得要领。结果是梁启超的论旨遭到“改正”，徐勤的文章中途停刊，连康广仁要在《时务报》登载大同译书局广告，也以有《孔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汪康年已完全投向张之洞一边了。
第四阶段是梁启超愤而去职，《时务报》改弦易辙。
汪康年等既“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又不许改良派称引“康学”。还利用梁启超赴湘时机，延用私人，“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曾一告”。梁启超忍无可忍，于1898年3月3日致书汪康年，提出“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汪康年自然不肯放弃已经掌握的《时务报》，张之洞更决不允许已被操纵的《时务报》无端滑掉，梁启超终于愤而去职。缺少政治经验的改良派，当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一现身手，迅遭失败。
梁启超既经离报，《时务报》第五十五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以后，也就再无梁文；报章排式，自该册起也与前有异。例如：第一，《时务报》的目录原占一页，首列“论说”，次分各栏，明署撰人姓名；而第五十五册以后，却目录仅占半页，虽分“论”、“奏章”，“西文译编”、“法文译编”各栏，但撰人姓名却没有了。第二，译文篇幅较前大为增加，论文则见减少。所谓“论文”，又多采录他报或“来稿”，甚至“照录”条陈，勉厕论目。如第五十七至六十一册，即“照录”《福州船政洋监督上船政大臣裕制船条陈》达五册之多。这些条陈，又多“洋务”滥调。《时务报》在当时的宣传鼓动作用已渐丧失，即汪康年的友僚也有些感到《时务报》的“议论已竭”。
当然，《时务报》是不能终无撰论的，还在梁启超没有完全脱离报务、但撰文已渐减少之时，汪康年也曾仰体张之洞的旨意，写过一些东西。《时务报》第五十二册刊录汪撰《论胶州被占事》、《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续第四十七册）。前文“深说”“辱国丧地”，以“冀上之悔悟”。后文则拟列“立商会及商务报”；“于欧、美大都市设立中国公司”；“设生物陈列所，手制物陈列所，机器制造物陈列所”；“于丝茶出口之地，仿日本验茶之法，设立察验丝茶所”；“选略通东西文之子弟，赴日本学堂肄习学业”；“筹款使通识之士，游历内地及各国”等“自相保护之法”。这些“建议”，对洋务派利益，非特无损，抑且有利，张之洞、梁鼎芬即予夸赞。钱恂《致汪康年书》说：“星海极夸兄五十二期文，南皮亦极谓然。”原书无月日，旁注“二月二十四日到”，应为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所发。梁启超既经脱离，汪康年又在《时务报》第六十五册上发表《论将来必至之势》，力陈“流品混淆，地痞流氓，肆其簧鼓，而良民将受其蹂躏”等十七条“变状”。此文刊于“诏定国是”之后，虽陈“陆沉之危”，实患“流品混淆”，示意读者不要听信康、梁的“肆其簧鼓”。又说：“明者察几先，智者防未然，勇者耻下人，与其束手而受缚，何如奋足以图功？”对于地方督抚的“改革”，寄予厚望。这就符合了张之洞的意图，誉之为“自有报以来之杰作”。钱恂《致汪康年书》说：“南皮言第六十五期《时务报》大著一篇，为自有报以来之杰作，奉读一块。弟以为再过几日，可本此意，再续一篇，言欲避此等祸，惟有中国自己不分满、汉，合力图存，庶几其可。”原书无月日，旁注“五月二十六日到”，应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所发。连续文要旨，都代为拟订了。那么，第五十五册以后的《时务报》，亦即梁启超完全脱离以后的《时务报》，报章论议，已经“改弦易辙”了。
《时务报》的内部斗争一直很尖锐，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操纵也始终未停止。改良派由宣传、受压到被摈，洋务派则由利用、干涉到独占。《时务报》一共出了69册，不论是内容或形式，前后都有显著不同；这些不同，又都和洋务派的操纵有关。
三
《时务报》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也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而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搏斗，结果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
《时务报》的销行广，影响深，是因为它宣传变法维新，发论倡议，而这些议论，却是洋务派所不能容忍的。改良派以为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因此集矢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提出了“学习西方”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在攻击封建顽固派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洋务派加以诋毁，梁启超的讥讽“自强军”以及《知耻学会序》中对洋务派腐朽本质的揭露，就是明显的例证。改良派企图通过变法，使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洋务派则旨在依靠洋人，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两者之间，立场不同，宗旨各殊。
洋务派对改良派的指摘既示不满，又不准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石，必然对改良派的言论时时干涉，层层阻挠。改良派的理论基础是康有为的今文“三世”、孔子“改制”说，从而洋务派对《时务报》的“康学”，也就防范最力，视若洪水猛兽。
甲午战后，变法维新运动迅速高涨，张之洞企图利用改良派的变法才能和声势以“窃取声誉”，又想移易全国人民对洋务“新政”不满的视线以维护统治，也想乘机排挤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势力以巩固地位。于是“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在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任内，“日以改革为急务”，装扮成“维新大员”。但他和改良派并无相通之处。那么，从张之洞压制《时务报》中改良派的言论来看，实际上反映了洋务派对改良派的一次反扑，是维护封建统治还是使一个封建的中国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之争，而不是什么汪康年、梁启超个人意气之争。
“赞助”改良派，转过头来，毁击改良派；插足《时务报》，转过头来，操纵《时务报》。这正是张之洞的政治伎俩。这种两面派的“机智”和手段，在当时确曾麻痹了一些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也遭到一次政治上的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