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杂志》（The Great Chung Hwa Magazine），1915年（民国四年）1月在上海创刊，大中华杂志社编辑，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任主任撰述。1916年（民国五年）12月停刊，共出两卷，每卷十二期。
《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一期，首载中华书局负责人陆费逵《宣言书》，谓：
我国杂志之出版，肇始于《时务报》，梁任公实主持之。其后《清议》、《新民》、《国风》、《庸言》相继而起，皆风靡一时。然以牵于人事，中道停歇，为世所惜。乙丙之际，留东诸子，竞从事于杂志，若《江苏》、《浙江潮》、《汉声》、《湖南》、《云南》、《四川》等，不下十余种，持久者殆无一焉，固由风气未开，阅者不多，然组织之基础不完固，实为一大原因。盖此种事实，非有适当之人才与目的、适当之资本与机关，固不能久大而裨于社会也。
今者吾局刊行《大中华杂志》，其于此四者果如何乎？杂志事业，吾局已认为要图，自当竭尽心力为之，资本、机关二者，固不俟言矣，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吾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因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学，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吾《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此外担任撰述著译诸君，亦皆学术专家，文章泰斗，人才一端，亦勿庸赘述。今吾所欲宣言者，则《大中华杂志》之目的而已。
《大中华杂志》之目的有三：一曰养成世界智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事理真理以为朝野上下之方针。欲达等一项目的，故多论述各国大势，绍介最新之学术；欲达第二项目的，故多叙述个人修养之方法及关于道德之学说；欲达第三项目的，故研究国家政策与社会事业之方针。不拘乎成见，不限于一家之言，一以研究为宗，即有牴触冲突之言论，亦并存之。至宗旨如何、方针如何，俱见任公所写发刊词中，不复论列也。
在《宣言书》旁，载天民《梁任公之著述生涯》：
梁任公先生之生涯，二十年来，著述与政治各半，其办《时务报》、《新民丛报》、《国风报》时代，其从事著述者也；其办《清议报》、《政论》、《庸言》时代，则委身政治而以余力旁及著述者也。其文字之丰俭，感化力之浅深，恒视其专事著述与否以为判别。今先生拟中止政治生涯，专从事于著述，精神全贯注于本杂志，近来每月乞假十余日，屏居西山，撰著文字，已成十余万言，寄到本社，以备陆续付刊。先生办此报之宗旨有二：注重社会教育，使读者能自求得立身之道与治生之方，并了然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以免陷于绝望苦闷之域。次则论述世界之大势、战争之因果，及吾国将来之地位，与夫国民之天职，以为国民之指导，此先生最近之著述生涯也。
创刊号在“第一期目次”后还称：
诸君欲求营养发达乎？欲使货物畅销乎？欲令人人咸知宝号价廉物美乎？如有欲之，不可不登最有价值之《大中华杂志》。按本志特延梁启超先生主任撰述，研究政治上、军事上、社会上种种问题，论述世界大势及各国国情，内容丰富，名重一时，第一册印二万册，未出版以前，预定者业已纷纷，其价值可想见。
可知中华书局对《大中华杂志》的重视和对梁启超的推崇。
《大中华杂志》的撰稿人，除梁启超外，还有叶景莘、吴贯因、谢无量、蓝公武、任致远、王宠惠、张君劢、张东荪、邵廉士、王闿运、马君武、张謇、林纾等。
《大中华杂志》发刊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也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对此，梁启超都有文章论及。
梁启超在《发刊辞》下列“中国之前途”、“国民之自觉心”、“本报之天赋”三题，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以至全国人“几以中国必亡为前提”。这样，“所当下要求答覆者，即为中国亡与不亡之一大问题”，“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借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他根据世界趋势，列举“中国现在不亡之原因”，说“中国国民，非轻易能同化于人之国民也，而其同化他人之力抑甚强，若以文化本出自我之国，恃一时之武力以征服我，及欲自为果蠃，而以我为螟蛉，结果将适得其反”，“要之，我国最近之将来，能保其无扰乱乎？吾不敢言。能保领土无一部分丧失乎？吾不敢言。甚至能保行政权无一部分受掣肘乎？吾不敢言。独其不至于亡，则吾敢言之。然但使能不至于亡，则吾国民所以自处而善其后者，既绰绰然有余裕，我国民诚有此种明了坚强之自觉心，则所以报国者其必有道矣”。
1915年1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公然承认，帝制自为，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谓“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故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论理以自完其说也……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又说：“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末后“附言”对杨度《君宪救国论》及其“所长之筹安会也予批判”。
梁启超还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七期发表《复古思潮平议》，指出：“最近一二年来，上自中央地方各级机关之组织，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尝有一焉非尽反民国元二年之所为，岂惟民国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规划所建置，殆无不废变停顿。夫光、宣之政，诚不足以餍人望也；民国初二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
1915年8月15日，蔡锷访问梁启超于天津，商议反袁大计。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16日，梁启超由津抵沪。12月25日，蔡锷于云南宣布独立，护国运动兴起。故《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后所见梁文，大都为其“谈话”。到第二卷第一至五期连载的有《国文语原论》，似为早期所作，《饮冰室合集》却失载。
梁启超南下参加护国运动后，很多函电、文篇均载《盾鼻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盾鼻集》也收入。
今将《大中华杂志》所载梁文，列表如下：
《饮冰室合集》未收，《梁启超著作系年》亦未载由上表可知《大中华杂志》发表诸文收入《饮冰室合集》与否的情况，也可看出增删和取舍的缘由。上表所列之外，《大中华杂志》在《文苑》中除载录梁氏诗篇，还有《西疆建置沿革表序》（第一卷第一期）、《祭蔡松坡文》（第二卷第十二期）。也有一些有关梁启超的报告，如《申报》：《梁任公莅粤后之大局》（第二卷第六期）；《时事新报》：《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第二卷第五期），《陆荣廷、梁启超宣布广西独立电》（第二卷第五期），《梁任公致冯华书电》、《致段芝泉电》（第二卷第六期）等。实际上，梁启超南下后函电极多，所撰《盾鼻集》除录《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外，收录他在护国运动中的往来电文极多，要研究梁氏当时的政治活动，《盾鼻集》是必读之书。
“盾鼻”，即盾牌把手，《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元年条载：荀济“与上有布衣之旧，知上有大志，然负气不服，常谓人曰：‘会于盾鼻上磨墨檄之。’”后来以之为紧急檄文的代称。《盾鼻集》为上、下两册，分公文、函牍、电报、论文四卷，后加附录。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年（1916）十月初版，此后多次重印，至1926年6月，已印出九版，封面署“梁任公先生著，蔡松坡先生序”，似为梁氏题署。
《盾鼻集》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在附录中，增加《从军日记》，署“二月十七日记于越南”。又收《致蔡松坡》，仅录第五号，已于拟编《梁启超全集》中补入。
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