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到我办公室的记者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原准备看到一个疯子，或者是一个满口脏话的粗人，可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我既不是疯子，也不是粗人。我不符合他们想象中的原型——至少不完全是。我仍然有可能生气，这不错，有时候还怒火冲天，可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滥用感情了。过去，一些人总想着把我说成是个恶魔，而我有时候也恰巧授人以柄。我因为愤怒而精疲力竭，烦透了无休无止的一些虚伪。我从不怕面对挑战，现在也不怕。我对假正经的虚伪和欺诈一向无法容忍。可是，我不再感觉到非得把一些界线划得那么清楚明白了。
别误会我，我仍然喜欢搞些招惹是非的事情。正统的基督教信奉者们仍然在出版界责难我，女权运动最激进的一个派别仍然在称我为“跟希特勒一样危险的家伙”，可其他一些人不再这么肯定了。我现在的盟友比以前多了。许多女权主义者现在都为色情而辩护，主流的新闻读者现在也不太情愿像以前那样老调重弹地讽刺我了，一些政客现在对我也讳莫如深，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成为挡箭牌。过去，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人的演讲辞中，任何时候人们需要一个邪恶之徒的名字时，都搬出我的名字来。可现在我不再是个方便的替罪羊了，人们现在都说我是忧郁寡欢、意志消沉，甚至心如止水。然而，把拉里·弗林特与心如止水这个词用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矛盾修饰法。不错，我的确心如止水，特别是与过去的许多年相比，而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我不再处于痛苦之中了。
法庭监守人员推搡着我下到汉密尔顿县监狱。阿尔西娅回到宾馆，心乱如麻，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监狱铁门在我身后哐铛一声关上，我站立一阵子，双掌紧握，强忍着没让泪水滚出来。牢房里有个脏肮的老家伙遗弃在那里。他用粗鄙的嗓子对我说：
“我说，伙计，能不能告诉我在哪里找得到公正？”
我转过身来对他一笑：“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我被人奸了，抢了。”他说。
两个家伙偷走了他的福利支票，还决定鸡奸他。我盯着这个家伙看了一阵子。这整个情形怪诞无比，很是相宜。
“等我找到答案时，”我说，“一定会告诉你。”
6天之后，我的律师递交了上诉书，并成功地将我保释出来。我暂时是自由了。阿尔西娅在牢房的交接中心接我，我们直接就到了贝克斯雷。尽管极受震动，但下定决心决不让莱斯和基庭得手。
我要让辛辛纳提、莱斯和基庭以及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右派狂热分子成为全国的笑柄，他们的确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他们用自己的个人偶像在辛辛纳提给“猥亵”定义，对于他们来说，性在总体上，特别是在《风尘女郎》中所描述的那一种，就是“猥亵”本身的定义。可是，这个词我在字典中查到的第一条定义却是“引起感官的厌恶”，而我却并没有发现性是令人厌恶的。我觉得战争和暴力是令人厌恶的，因而才是真正的猥亵，而且使我这个案例成为对这整个城市的另一个定义。可这并没有使我极受欢迎。
审判前的一个月，即1977年1月，我给40万个辛辛纳提居民寄送了一个小册子，上面写着“真正的猥亵：战争。”上面有可怕的越战照片和问卷，征询每位居民对猥亵的观点。我在电视采访中保证，如果大多数人在看过越战照片后还认为《风尘女郎》是猥亵的，我甘愿承认犯了猥亵罪，并认罪伏法。这下可捅下了马蜂窝，整个城市都因为这个邮件深受震动，并被这种大胆行为惹怒了。“谁来计数呢？”一位记者问，对我的品行公开表示怀疑。我说，我的员工能做这件事，我自愿接受测谎器检查，以证明我计数时的诚实。这次民意调查得出了有利于我的结果，我接受并通过了测谎检查。可是，尽管民意测验是有利的，大多数接到邮寄单的人却很愤怒，认为他们的隐私权被侵犯了，那些图片令他们极不舒服。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战争的猥亵可以通过邮件寄送而不失检查，而性却必须接受审判。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从监狱回来的路上，我想到了这件可笑的事情。
同时，在这一连串的诉讼中，我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因为辛辛纳提猥亵罪名而被逮捕的几个月前，阿尔西娅和我有天开着一辆林肯车出去。这是个星期五的晚上，收音机在发出嘟嘟的声响，我也沉浸在思索之中。我开车的时候，阿尔西娅突然把声音关小了些，然后说：
“你愿意娶我吗？”
我说：“什么？”她滑过座椅，朝乘客门这边靠过来，抱着臂膀说：
“我想这会显出很深的牵挂。”
我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结婚呢？你知道我爱你的。”
我不想对“牵挂”这个问题作答。牵挂这个词使我神经紧张。沉默了几分钟后，我说：
“你知道我可能会跟其他女人睡觉，不是吗？”
她说：“知道。”
“而这不会成为问题？”我试探着问。
“不会。”她回答说。我告诉她说我会考虑此事，然后继续开车进入夜色之中。
星期一早晨我说好，我的肯定答复引发了一系列狂风疾雨的活动。阿尔西娅不是个能等的人，我立即给她买了订婚戒指，到周末的时候她已经在购买结婚礼服，并开始详细制定结婚方案了。我祖母和阿尔西娅都希望去教堂结婚。阿尔西娅不信教，可她跟许多女人一样都有一种幻想：她希望穿着漂亮的嫁衣，和着传统的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在教堂的大走廊里走过一回。她身上还有一些罗曼蒂克和感伤的情怀。我同意做她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可我不知道有没有教堂会接受我们——或者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设施。结果，没有一家教堂愿意，我们被一个一个教堂拒绝。正当我们以为哥伦布市没有哪家教堂会接受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是罗伯特·F·辛克斯牧师打来的，他是布劳德大街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他主动提出可以使用他那个教堂举行婚礼，并愿意亲自主持婚礼。我钦佩他的勇气——没有人胆敢与我们接触联系——并接受了他的帮助。
我们于1976年8月21日下午1点30分结了婚，由辛克斯牧师按照传统的方式主持进行的。阿尔西娅的姐姐谢莉·梅纳德当伴娘，吉米当了我的男傧相。包勃·哈林顿是新奥尔良著名的“布尔邦大街牧师”，他来为我们祝福。哈林顿多少年来一直在我的舞女中传道——还特别喜欢漂亮的女人——是我的熟人。阿尔西娅穿着传统带长裾的白色婚纱很漂亮。我穿着米黄色半正式晚礼服，很大的翻领，看上去丑极了，可那是当时最高的时尚，时兴穿清淡柔和色的聚酯纤维休闲服。约有350多人参加了婚礼，包括家人、朋友和一大堆杂志批发商及生意界的人。仪式完毕后，我和阿尔西娅从走道廊沿下退了出来，穿过双层门，走下教堂陡削的楼梯，一上了汽车。我们接着领着一长队汽车来到贝克斯雷住宅，这里已经摆下了花园酒宴，等待客人们前来享用。我们到达住处时，迪克斯坦交响乐团奏起了舞曲。
辛克斯牧师让我们使用他的教堂，这使我心存感念，我邀请他来到我们家里参加招待会并共进晚餐。他是个中年人，长相一般。与招待会上的大部分人比较起来，这位牧师和他的妻子看上去和行动上都是品行端正、诚实正派。可是，晚餐后他把我叫到客厅一角，用很低的、鬼鬼祟祟的声音说：“拉里，”他说，“我妻子和我都想多留一会儿，多玩一会儿。”我说：“这没问题，没事，有很多吃的喝的东西，就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吧。”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拉里，我们真的想玩点，你知道，我是说，你和阿尔西娅。”现在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跟我和阿尔西娅玩点换妻把戏，想搞点性狂欢活动。我什么也没有说，把他搁在一边晾了一阵子，他的额头都冒出汗来了。我觉得他妻子像头母牛，枪指着头我也不会跟她干。“我想不行吧。”我说，然后走开了。他这样提出来我倒不在意，可是这种虚伪使我倒胃口，他怎么可能在星期六干我妻子，接着又在星期天板起面孔布道？
我保释出来后的几个月真是一团糟，压力很大。我的律师在准备上诉材料，其他一些诉讼又在等着我，杂志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一团混乱之中，也就是在约7个月后，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又卷入另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这天早晨，阿尔西娅和我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的贝佛利山旅馆，给我拍了“60分”节目的乔·沃施巴打来电话，说卡特总统的妹妹露丝·卡特·斯戴普尔顿——她也是“60分”节目的被采访人——希望与我讲话。“为什么？”我问。“听我说，”他说，“你们两个有很多共同之处。跟你一样，露丝也觉得，我们不能处理性挫折的问题，出在我们不能确信宗教。”至少，她不是普通的那种劝教者，我想。我当时不知道的是，我与这个女人的交往会是多么不平凡的一件事。沃施巴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并催促我给她打电话。我焦虑不安地拨了过去。
“我是拉里·弗林特。”我在电话里说。一阵安抚性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过来：“我是露丝·卡特·斯戴普尔顿，你能打电话过来我非常高兴。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乔·沃施巴的看法。”我说，心里还是疑心忡忡的。“是有很多，”她回答说，“我们都认为性压抑对人们有害。”“是啊。”我说，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我希望你和阿尔西娅到我家吃晚饭。”她说。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在找理由拒绝。“近几个星期恐怕没时间，日程都排满了。”我回答说，试着显出生意很忙的样子。“拉里·弗林特，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含含糊糊地说着：“呃，知道什么？”我被她粗俗的一面吓了一跳。“你一向是为所欲为的。”她说——这是好心好意的话，可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谈话继续着，我的借口都使完了。她毕竟是个很有说服力的女人。
到这时，我已经有自己的喷气机了，是以色列造的西风号。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发现自己跟阿尔西娅一起朝南向北卡罗莱纳的法椰塔维尔飞去，跟露丝和她当兽医的丈夫包勃一起共进晚餐。这真是可笑的一件事：我们坐在唇红色的喷气机里向南飞行，这飞机是制作色情材料赚来的奖品，而我们要去见的人却是全国最有名的传道者。阿尔西娅直发脾气，表达她的不满，唠叨着说真见他妈的鬼，我们为什么要跟一个与我们绝无共同之处的人共进午餐？我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
露丝和包勃在机场接我们，让我们坐在汽车后座上，然后带着我们到他们的乡村别墅去吃晚饭。晚饭前，我们在酒吧里喝酒，露丝和我坐在一起，她喝着苏打水，我喝自己的鸡尾酒。她看着我说：“拉里，为了让我真正地了，解你，为了我们真正彼此了解，你能讲讲你的生活吗？”她看上去那么值得信任，我就和盘倒了出来，把我记得起来的童年往事，以及儿时生活的艰难都对她说了。说到动情之处，我的眼泪都涌了出来，露丝听着听着也流下眼泪。她是个极易设身处地体贴别人的人，我发现自己被她吸引住了。晚饭后，我们开车到她家，这是个只有3间卧室的简陋砖房。我们接着谈话，我们说话的时候，阿尔西娅和包勃坐在外间的沙发上。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在沙发上都睡着了。
我对露丝说，我并不太在意她哥哥吉米·卡特总统。她笑了一笑，说：“那你关心的是什么呢？”“什么也不在乎，”我撒了个谎，我着实很在乎很多事情。“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说。“耶稣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她回答说，她看着我的眼睛，流露出美丽、可爱和性感的神情。接着。她对我说到她的基督，说她爱基督，甚至还忏悔说，她最喜欢的性幻想都是与他做爱。她谈起基督时充满爱意，确信无疑的样子，透着敬仰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她说，她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基督，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几天之后，露丝和包勃到贝克斯雷跟我和阿尔西娅一起度周末时，我们继续了上次的谈话。这次，她问我说，能不能帮她在德克萨斯登腾郊外买一处养病的地方，她想把那个地方叫作“荷拉维塔。”我被她的魅力所感动，答应尽力帮忙。我怎么能对我见到过的第一个真正迷恋基督的人说不呢？一种友谊开始了，我感觉到真正受到了她的爱护。
两个星期以后，我因生意上的事情到洛杉矶去。露丝这个星期刚好也要参加那里的一个会议，因此我主动提出让她搭乘我的喷气机一起走。我们是仅有的两个乘客，俩人都沉浸在静谧的情绪里。在4万英尺的高空，在落基群山之上，我沉浸在一片深思之中，突然问，一种深深的感觉征服了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脑里面某种化学物质突然失去了平衡，我处在一种压抑的症状下，也可能是一阵狂郁的发作。不管是什么，那是一种强有力的感觉。我发现自己突然间跪了下来，祈祷着。我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经验的折磨，我开始对着一个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长着胡须的幻影说话，我认为就是上帝的这个幻影身着白袍，脚登木屐，他身旁还有一个也长着胡须的小个子男人，我认为那就是使徒保罗。我断断续续地跟他们说着话，说到要紧随上帝，从此弃恶从善。出于某种好笑的原因——我后来回想此事时也觉得滑稽得很——伦尼·布鲁斯也出现在幻觉中。我问上帝说，伦尼到底是在地狱里，还是上了天堂。（对不起，答案我忘了！）接着，在一种不详的预感中，我看见自己坐在轮椅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这事让我感到极其难受。不一会儿，露丝来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拥抱着我，说着一些安慰的话。我感觉着自己像是经历了新生。到了洛杉矶后，我仍然沉浸在幻觉的折磨之中，露丝一直陪着我到了贝佛利山旅馆，并在我的小平房里一起过夜。不，我们没有做任何性上面的事情。她觉得，以我那样的情绪，不应该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她就坐在我床边握着我的手，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给阿尔西娅打电话，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她了。我找到了上帝，我对她说。我感觉着十分激动，并对她解释说，我认为自己代表了社会上一切的恶行，并觉得自己有罪过，我哭了起来。阿尔西娅听着，一开始大惑不解，然后极其愤怒，挖苦的话一套一套的。阿尔西娅既不理解我突然信教，也不能接受它。有一阵子，她埋怨露丝，有一次还泪眼蒙蒙地对露丝说：“把我的拉里还给我。”她担心上帝会成为我生活中的第一要素，而她会退居第二位。我从没有想到她会嫉妒，我开始鼓励她也相信上帝，可是她坚决抵制这种压力，就像她在孤儿院里抵制那些对她进行性虐待的人一样。先是那些修女们，然后又是那些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狂热份子，他们毁掉了她的一生，使她永久地与宗教形同陌路了。她感觉百思不得其解，感觉自己受了冷落，心情十分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