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8日，当年参加攻城的红一团政委张达志，也对攻城战斗进行了回忆。张达志的回忆与贺晋年的回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张达志认为攻城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的一面之词，对县城的情况侦察得不好，对城墙的高度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当时是说有一处城墙很低，结果没有找到那个地方，致使红军部队登城云梯准备得不当，尺寸相差有一丈之多，所以云梯虽然架上去了，人也都到了城墙根底下，经多次攀登还是没有上去。后因被敌人发现了，我军只好实行强攻，攻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成功。这时村子周围的敌人也都进了城，使城内防守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中午过后，攻城红军就只好撤退了。
虽然这两位曾担任主攻的指挥员，在近五十年后的回忆中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当年整个攻城的情况，还是很清晰地呈现在了后人的面前，战斗失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后来有人把攻打横山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高岗的头上，这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横山战斗的评价，贺晋年与张达志这两位当事人曾经做过如下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贺晋年说：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北线的敌人。其主要教训是，我军事先没有对地形进行很好地侦察，致使对敌据点地形情况了解得不够，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
张达志说：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虽然失利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如红一团有一个连长梁文有和一个通讯员等，但这次战斗的打法和布局都是完全正确的。战士们的士气是旺盛的，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群众对我们的战斗也十分支持，他们给我们送水、送饭，掩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不足的是战前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形侦察，致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使这次战斗没有获得成功。
打横山城是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斗。虽然打横山本身是失利了，但这次战斗的意义如贺晋年、张达志等所言，仍然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红军不来打横山，而是按照文安驿会议的决定，去打瓦窑堡或者是清涧县，部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但是可惜的是，刘志丹亲自指挥的这场既有意义又有教训的典型战斗，无论在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传》中，还是在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刘志丹》一文中，都没有任何的记载。（以上资料来源于 《高岗传》）
横山战役之后，徐海东和程子华等人率领的红25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先期到达了陕北。刘志丹亲自起草了《为欢迎红25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
1935年9月18日，红25军和陕甘红26军、红27军在永平镇胜利会师，并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在会上，刘志丹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了话，号召大家亲密团结，携手并肩，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会师后，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并改组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
同时，为统一指挥这三支红军，还将红25、26、27军改编为红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15军团下辖3个师，将红25军改编为75师，红26军改编为78师，红27军改编为81师。
红15军团成立后，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有的同志主张从北路开刀，先吃掉敌人两个杂牌师；还有的同志认为，敌人大军压境，吃掉一路杂牌军，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要打就先打敌人主力东北军。最后，徐海东同志果断决定先打张学良的东北军。
会后，程子华同志留在永平动手术治疗养伤。徐海东和刘志丹同志挥师南下，率领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周围察看地形。当时延安有张学良东北军的两个主力师，外加其他地方武装，有一定实力。根据我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强攻延安不行，于是军团领导决定把敌人调出来打。延安有这么多敌人部队，不能没有供给，所以如果用一支部队包围佯攻甘泉，切断敌人南北交通线，必然引敌增援，而且，敌人从延安来的可能性更大。就这样，一个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定下来了。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被蒋介石推上“剿共”前线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交过手，也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共匪”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红15军团确定了佯攻甘泉、围城打援、将其歼灭的作战方针。在什么地方歼灭敌人呢？身为参谋长的刘志丹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伏击地区——离甘泉北30里的劳山。
劳山是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地，这里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于是军团领导就果断决定，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口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九沿山。为了保证“口袋”有足够的空间，决定将“口袋底”选在甘泉城北侧的1170高地上（当地群众叫清凉山）。这样，口袋的长度达到40华里。即使这样还担心敌人装不完。
军团又规定负责扎口袋口的是由红25军改编的红75师。还规定敌人后卫没有完全通过九沿山不准打，只有等到敌人全部通过九沿山了，75师才扎死口袋口，并向北派出强有力的警戒部队，迂回到敌人后面跟进进攻。以口袋底打响为号，前堵后截，把敌人向中间赶，左右夹击，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阵中。巧设口袋阵和部队的具体部署，是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共同商定的。
9月28日，由红27军改编的红81师234团首先包围甘泉县城。第二天清早，伏击部队进入阵地，军团部规定每人带三天干粮。进入伏击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暴露目标，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
指挥所设在口袋底1170高地上，南距甘泉县城约一公里，可以俯视观察到整个战场，便于指挥全局。这里是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劳山伏击战的关键点。埋伏在1170高地的红军战士在那里等了两天两夜，许多人的眼睛都熬红了。就在大家焦急和不安中，敌军110师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在第三天终于出现了。他们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县城增援。何立中在三十里铺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作为接应，命令其他两个团沿公路向南搜索前进。
敌人以为红军会在地势险要的九沿山打伏击。但是，红军只派了少数部队在九沿山放了几枪就跑了。敌人以为我军被赶跑了，在周围随便搜索一下就放心前进了。过了九沿山，何立中以为已经闯过了龙潭虎穴，就把两路纵队变成四路纵队，行军速度加快了，队形也缩短了。公路上黑压压挤满了敌人，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
敌人为解甘泉县城之围，在其前卫距离甘泉两公里处，就派出尖兵抢占右侧高地。当敌尖兵距离我指挥部埋伏的山头只有20米的时候，徐海东同志才下令“开火！”。红军战士的一排手榴弹就把敌人打下去了。红81师师长贺晋年英勇果断，有手枪不用，端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入敌群，追得敌人直往山下跑。
我军已经堵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红75师的223团、225团，红78师和骑兵团从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阵地向敌群发起猛烈进攻，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敌人被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
刘志丹同志的指挥所和红78师在一起，他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战斗从10月1日下午两点打响，到晚上8点才胜利结束，全歼敌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缴获各种火炮12门，轻重机枪180多挺，长短枪三千多支。敌军110师参谋长裴焕彩被击毙，师长何立中负重伤，自己化装成马夫，雇人抬到甘泉城，几天以后就死了。甘泉守军看到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就军心动摇，斗志涣散了。
劳山伏击战是红15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仗，它成功地运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我军准确地分析判断了敌情，巧妙地选择了阵地，周密地部署了兵力，适时地予敌以勇猛的打击，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它对陕甘根据地军民是一个强烈的振奋，对我军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劳山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瓦窑堡守敌84师所部连夜弃城逃往绥德，红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周围敌人的全部据点。
10月5日，西北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这时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已进入了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西北剿总”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和徐海东的部队，“不准与毛、周靠拢”，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正当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关键时期，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却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在西北党内、军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再一次面临新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