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认为，日本现在成了美国在远东的新支柱，美国人“要像合众国的一个州那样确保日本”，把它变成真正的东方“反共堤坝”。
反共急先锋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合作的基础已经消失，美英与苏联的对立日益尖锐。一方要利用战后形势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实现世界革命，其中必然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另一方则要遏制“共产主义威胁”，捍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中也必然表现出强权政治倾向。在这两大势力的较量中，麦克阿瑟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扮演了一个反共急先锋的角色。
在对日占领问题上，美苏之间的冲突在大战结束前即已开始了。1945年8月11日，苏联曾向美国提出由两国将领共同担任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要求，但美国未予理睬。两天后，杜鲁门发布《总命令第1号》，其中把苏军受降地区定在中国东北、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8月16日，斯大林就此致电杜鲁门，提出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北部也应由苏军受降。杜鲁门坚决拒绝了苏联试图参与占领日本本土的要求，但同意考虑将整个千岛群岛让予苏军受降。8月18日，杜鲁门公布《战后占领日本本土的各国部队的组成》文件，规定各占领国的部队将编成统一的军队，由美国任命的最高司令来指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搞多国占领。这实际上表明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意图。9月22日，杜鲁门通过麦克阿瑟发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规定，占领军将置于美国任命的最高司令指挥之下，各盟国问如发生分歧，将按照美国的政策行事。这一排斥其他盟国对日占领的政策，导致了麦克阿瑟在日本建立起美国单独占领的所谓盟军最高统帅部。
对美国的独断专行，苏联曾表示强烈反对。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由美、苏、中、英四国代表组成对日管制委员会，遭到美国拒绝。后来，苏联通过驻东京代表杰列扬科向麦克阿瑟再次提出占领北海道的要求，被麦克阿瑟一口回绝。杰列扬科愤怒地说：“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开进北海道。”
麦克阿瑟更是不甘示弱，大声说：“如果有一个苏联士兵未经我的允许而进入日本，我就把苏联驻东京使团全部投入监狱。”
杰列扬科听了这话，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片刻才说：“老天爷，我相信你做得出来。”
此后，苏联和英国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成立一个共同机构来指导对日占领。麦克阿瑟闻知后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打败日本的是美国人，占领日本也当然要由美国单独实行，不允许他国染指。他指责说：“当我们需要军队参加太平洋战争作战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派来军队。”
这种认识是幼稚而偏执的，似乎是只有美国人在同日本作战。另外，他的强烈的权力欲使他不能容忍别人与之分享，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他更不能容忍苏联把日本赤化。
然而，迫于苏、英的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做些让步。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同意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成立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远东委员会由参加过对日作战的11国代表组成，名义上是对日占领的最高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对日政策、原则和标准，并在必要时有权重新审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和实施情况。但由于该委员会的美、苏、英、中四大国代表均拥有否决权，实际上很难做出一致的决定，即使取得了某种一致意见，其决定也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去执行，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因此，该委员会实际上无法左右美国的对日政策，起不了多大作用。至于对日理事会更无实权可言了，它仅仅是个咨询机构，一切听任麦克阿瑟行事。但不管怎么说，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两个机构的设立都是冲着他来的，目的在于监督他的工作。因此，在得知要成立这两个机构后，他对华盛顿向苏联人让步感到十分气愤。在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他称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计划，并说他对莫斯科会议事先一无所知，故他对那里所做出的决定不负任何责任。
直到发现这两个机构实际上徒有虚名，不起什么作用后，他才放下心来。远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直到1946年2月间才举行，而那时麦克阿瑟的一系列民主化指令早已发布出去。结果，该委员会通常只限于批准占领当局已经采取的行动，或成为相互辩论和攻击的场所。苏联方面经常利用它来批评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而美国方面通常很少反驳。麦克阿瑟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华盛顿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惠特尼写道：“在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看来，在日本问题上同共产党人所发生的一次次交锋中，华盛顿都不予以支持，这似乎反映出一种近乎有意的冷漠态度。”
华盛顿不作声，麦克阿瑟决定自己来还击。他在一项声明中说：“我注意到苏联大使在远东委员会上诋毁美国对日政策和行动的发言。……这种事情发生的基本原因是苏联想把日本纳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轨道这一意图的彻底失败。”
麦克阿瑟不但把苏联看成他的眼中钉，而且把中国共产党也当作他的肉中刺。1945年秋，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但遭到解放区军民的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于同年12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乔治·马歇尔赴华“调处内战”。对美国政府的这一现实主义立场，麦克阿瑟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当时蒋介石已把中共逼得步步后退，但美国政府不但不推进已在蒋介石手中的胜利，反而安排了一次停战调停。当蒋介石于1946年6月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又抱怨美国政府未能及时援助蒋介石，并把这看做是美国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蒋介石最终被逐出大陆时，他哀叹道：“从海约翰时代起费力地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丢掉了。这就是我们在亚洲大陆力量崩溃的开始，从此也得了个‘纸老虎’的笑柄。”
在日本，麦克阿瑟及其忠实伙伴吉田茂对于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则毫不留情地采取了大棒政策。随着新工会法的实施，至1947年，日本约有2．5万个工会相继建立起来，工会会员达500万人以上。为谋求自身的生存权利、摆脱生活困境，各阶层劳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抗议斗争，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11月，日本全官公厅工会（即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机关职员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共斗）成立，集结了250万会员，向政府提出以提高工资为主的要求，从而掀起日本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面对工人斗争的猛烈攻势，吉田首相态度强硬，并在1947年的新年致词中把领导这次运动的工会领袖称为“不逞之徒”。在他看来，工会的这些行动无一不是共产党人活动的结果，是他们为了政治目的而加剧社会不安所采取的阴谋举动。因此，他所说的“不逞之徒”实际上指的是共产党人。共斗对政府的这种敌视态度十分气愤，于1月15日组成包括全国产业工会和总同盟在内的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斗），并宣布于2月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达到提高工资和打倒吉田内阁等目的为止。这一日本历史上首次全国总罢工一旦实现，必将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正面冲突，出现人民革命的新形势。
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之际，后台老板麦克阿瑟终于出场了，他向吉田茂保证：如果出现总罢工，盟军总部将出面进行镇压。同吉田茂一样，他认为正在酝酿中的总罢工是共产党有计划的政治行动。他说：“我不愿做那种有碍于最近组织起来的工人维护他们自己权利的事，但我也不容许少数共产党领导人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武器来破坏整个经济。”
因此，就在总罢工即将举行的前一天下午，他向工会领导人发出禁止总罢工的命令：
根据赋予我的盟军最高统帅的权限，我告诫那些为进行此次总罢工而联合起来的工会的工人领袖，我绝不允许在日本还处于贫困衰弱的条件下采取这样一种致命的社会斗争手段。因此我命令他们停止推进这种行动……提出以举行总罢工来要挟的人在日本国民中只占极少数。然而这些少数人会使广大群众陷入一场灾难，就像过去不久把日本引入战争破坏的少数人所引起的灾难那样。
面对麦克阿瑟的强大压力，罢工被迫取消了。就这样，日本战后群众运动的高潮被曾经高喊鼓励劳工运动的麦克阿瑟一手压了下去。
如果说此前占领当局把军国主义分子当作主要清洗目标的话，那么从这时起，它则把共产党人逐步作为清洗对象，并最终使之非合法化。这次大罢工受挫后，麦克阿瑟指令吉田解散国会，在新宪法下举行大选。吉田认为，为防止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应把原来实行的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或中选区制，并把连记制改为单记制。这个提议在总部民政局长惠特尼那里碰壁后，吉田直接去找麦克阿瑟并得到后者的批准。恰在此时，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系统阐述了其向“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援助的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共产党在4月份举行的大选中失利，在参众两院只分别获得4个席位，而不左不右的社会党则成为第一大党。
4月27日，即在众议院大选后两天，《朝日新闻》发表麦克阿瑟的声明：
“民意排除共产主义，日本选择了中间道路。”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国际反共势力气焰嚣张。1947年5月，法国和意大利将共产党人逐出政府；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以遏制这两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吉田茂以社会党左派“容共”为由拒绝参加片山内阁。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进一步发挥了“杜鲁门主义”，提出一项复兴欧洲经济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以使美国控制西欧，从而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
无独有偶。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旧金山发表“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堤坝”的演说，指出美国的对日政策“不仅要使日本独立，而且在日本建立起对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能够充分完成其防御任务的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罗雅尔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表现在从原来打击日本垄断资本变为保护和扶植，从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变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企业和军事基地为其亚洲战略方针服务。同年3月，美国陆军部发表斯特莱库调查团的报告书，指出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有外部援助。4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视察日本后向马歇尔报告说：“如果确实不能取得盟国的赞同召开媾和会议，美国应在日本采取单独行动，要把日本经济重建到能够自立的程度，这样就能防止共产主义的入侵。在这一点上，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鉴于美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恶化，有必要考虑把日本作为亚洲防共堤坝的军事重要性。”
在罗雅尔、凯南和麦克阿瑟的鼓动下，美国政府从6月起开始向日本提供贷款和物资援助，总额达20亿美元。作为占领当局最高行政长官，麦克阿瑟积极推行了美国变日本为“反共堤坝”的政策。
1948年，正值美国的大选年。像1944年一样，麦克阿瑟在身边参谋人员和国内支持者们的鼓动下，再次参加了总统竞选。这次，他不再扭扭捏捏了，而是摆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争当共和党候选人。麦克阿瑟之所以再次对涉足政界感兴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在日本的成功实践及所赢得的普遍赞誉，使他相信他有能力治理好一个国家；二是他对华盛顿企图破坏他的地位的一伙人极为不满，宣称有朝一日他要把国务院搅个天翻地覆；三是他想利用他在国内的崇高声望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在他的老家威斯康星州，到处充斥着他的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伟大的麦克阿瑟》等等。结果，在反杜鲁门的赫斯特新闻社的鼓动下，麦克阿瑟竞选俱乐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麦克阿瑟欣喜地接受了这份好意，于3月中旬向新闻界宣布参加竞选：“我获悉由我的许多威斯康星同胞签名的请愿书在麦迪逊提出，把我的名字呈给选举会作为4月6日预选中的人选。我对这种友善的信任深表谢意。……我似乎没有必要重复我无意积极寻求或追求任何公职，也不打算离开我在日本的工作岗位。但我却要谦恭地指出，如果我因为害怕遇到危险和害怕承担责任而畏惧退缩，不敢接受美国人民也许要赋予我的任何公职，那么我就背叛了作为一个好公民的所有准则。”
当时在共和党内竞选呼声最高的仍是托马斯·杜威和哈罗德·史塔生。杜威在拉选票时对麦克阿瑟抨击道：“现在面临的不是一场战争危机，而是一场和平危机。军事天才无论怎样出色，都不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