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封建军阀则是其走狗，国共两党只有携手联合起来，共同发动与组织工农大众同它们进行斗争，中国民主革命才有胜利与成功的希望。廖何夫妇尤其是廖仲恺的思路与孙中山完全一致，因而成为当时鼎力协助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及忠实力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领导人。他们伉俪是积极促成、倡行与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元勋功臣。
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是孙中山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多次进行会谈并接受其建议后所作出的抉择。由于当时的中共是以苏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的支部之一，所以孙中山要“联俄”就必须“联共”——接纳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而要“联共”又必须实行国民党改组。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而创建国共联合战线的过程中，廖仲恺作为孙之忠实助手和中共的挚友，自始至终是鼎力助成此事的实干家。
孙中山在经历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真正认识到苏俄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朋友；他在1922年8月抵上海后，加快了“联俄”的步伐，先后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苏俄全权代表越飞进行晤谈，并于1923年1月26日签署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宣布与社会主义之苏俄结盟。同时，他又将共产党人视为能使国民党起死回生的新鲜血液，而开始吸收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进行本党改组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几次同中共党员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主动通过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途径，来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并亲自充当了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主盟人。
就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时刻，刚刚挣脱出陈炯明牢笼的廖仲恺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其这一重要决策的鼎力相助者。为具体落实“孙越宣言”的细节问题，以增进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密切关系，廖仲恺衔孙中山之命于1923年1—3月，在日本的东京及热海等地，同越飞本人及其秘书谢瓦尔沙龙等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晤谈。双方就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关系、国民党改组及苏俄政府对孙中山政府的实质性援助等各种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取得了圆满成功。其积极成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不久后，苏俄方面即答应给孙中山政府提供200万金卢布的经济援助，并将陆续派遣军政顾问人员来华工作；广州方面则有“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孙中山政府与苏俄政府当时因革命关系而成为“最诚信的友邦”。
廖仲恺在促进孙中山“联俄”的同时，又大力赞助支持他“联共”——协助孙改组国民党，并真心实意地欢迎共产党人加入以实现两党合作，共同来开拓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他在1923年初国民党高层讨论改组问题时强调指出：“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即应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建立两党的革命联合战线。特别是在该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州，并被孙中山聘为改组国民党的教练员后，廖仲恺始终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并受孙先生重托将全部精力转移到了筹划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上。在那年最后两三个月里，他呕心沥血、废寢忘食地工作着，为完成国民党改组的筹备计划，主要开展了以下四项工作：
第一，大力宣传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意义和必要性。廖仲恺在1923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指出：我党以往之失败，“皆因根本不巩固，组织尚未严密”，“今日必须改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11月，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党员大会上又反复强调：“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此次改组即受数年来教训而后决定者”；改组工作应“以党员登记为入手办法”，以期“吾党良好的组织与训练从速实现”，从而保障党组织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受孙中山委派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全权负责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1923年10月间，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让它来具体负责规划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指派廖仲恺任国民党改组委员、特别会议召集人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受命后于25日代表孙先生召集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初步议决进行国民党改组的有关计划与大致方案，并在会上公布了孙中山关于组织临时中央执委会来负责改组筹划工作的手令。同月28日，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的第一次会议，议决了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与党章，在广州进行改组试点，统一宣传机关并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召开国民党“一大”会议，及商定其代表选举办法等问题。国民党临时中央紧接着于11月11日公布了党的改组宣言、党纲草案和党章草案等文献。在此后的近两个月里，廖仲恺多次主持与出席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为该会讨论通过各种有关国民党改组的议案出力；他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又参与了最后酌定大会宣言及党纲、党章等正式文本的工作。这就从政治思想和组织原则等方面，为完成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进而建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奠定了基础。
第三，亲自抓好广州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改组和上海国民党临时执行部之组建工作，进一步从组织方面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创造了条件。1923年11月上旬，廖仲恺依据国民党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广州开始办理基层党员的重新登记事项，并亲自兼任第三区党部改组的领导工作。由于有谭平山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广州市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进行顺利并获得了成功。据统计，11月11日开始国民党员登记时，广州市的国民党员只有3946人，经过登记和发展之后，到1924年1月12日已有党员8218人，全市先后建立了国民党区党部12个，下辖69个区分部。跨党的中共党员阮啸仙、周其鉴、杨匏安、刘尔崧、周文雍、郭廋真等20多人，分别参与了各区党部与分部的领导工作，从而加强了国共两党在基层组织方面的联合战线，使国民党在广州地区的基础大为扩大与巩固。
11月28日，廖仲恺遵照孙中山的嘱托前往上海，负责将国民党上海本部改为临时执行部，及主持北方各省党务的改组事宜。他在上海的一个多月里，反复向党内干部与广大党员阐明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以及这项工作在广东取得的巨大成效，并在12月9日召集的原中央干部会议上，说服与会者通过了改组党本部为上海临时执行部的决议；他在12日主持的上海各分部代表会议上，又议决了在沪建立7个地区党部并另设团体分部，及选举各区党部委员会的问题，从而使上海地区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得以如期顺利完成。
这期间，廖仲恺还于12月11日在沪主持召开了有北方18省代表参加的改组特别会议，向与会者说明进行党务改组之必要，及各省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名额与推选事宜。他又与上海临时执行部同志及一些共产党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国民党新政纲之修订，及北方各省应尽快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等问题，均取得圆满的结果。次年初他回广州后高兴地谈道：本党改组的筹备工作办理甚为完满，国共两党合作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
第四，确保国民党“一大”取得圆满成功，全力协助孙中山最后完成国民党改组和建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廖仲恺以各项出色的筹备工作，保证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顺利举行；廖何夫妇皆作为由孙中山指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在这次大会讨论通过国民党“一大”宣言及新党章、选举产生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过程中，廖仲恺对每项议程的完成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他在大会宣言通过前后皆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必须为贯彻该宣言而努力奋斗，并提出联署案，要求将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反帝条款补入宣言中。特别是在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突然提出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妄图以此来阻挠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面对少数国民党代表附和这一提案的情况，廖仲恺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作的！”“为着革命，我们必须联合我国的一切革命力量。……这项引起这番争论的提案是有害的，应当予以否决！”他这义正词严的话语有一锤定音之效，连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黄季陆后来也承认：廖氏发言毕，反对跨党者竟无继起发言之人，党章最后获多数代表通过，国共合作遂成定案。在“一大”会议期间，廖仲恺还和孙中山一起从事推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安排，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这就真正实现了国共两党在组织上的密切合作。
上述国民党改组工作从酝酿筹备到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表明：廖仲恺是鼎力协助孙中山进行这次党务改组的主要助手，是国民党内为筹建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出力最多的第一功臣！
何香凝当时也同丈夫一样，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廖仲恺能排除重重阻力、勇往直前地做好改组工作和为建立首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是与她的始终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当党内部分反对、阻挠国民党改组的人，将不满、中伤和诽谤全泼向廖仲恺时——他一度也感到大家都反对改组，实在办不下去了，曾有过想离开广州的打算；何香凝当时看到丈夫那痛苦的表情，瞻念中国革命前途，心里也很难过，就再三劝导说：“孙先生既然要你留下来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我们也只有鞠躬尽瘁了，你还是留下帮助孙先生的好！”在夫人的劝慰和孙中山的勉励下，廖仲恺很快就打消了这个错误念头，决心把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到底。他表示“改组是求吾党主义之实现，是必要的”；“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皆不畏，即击杀我亦在所不恤！”于是其以实践行动排除非议和阻力，保证了国民党改组的工作最后胜利完成。
何香凝因大力支持和参与改组工作，而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三位女代表之一。她在“一大”会上，先后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案，及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妇女部案，均获照原案通过；其内容还被写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对内政策里，或被列为中央党部酌办的重要提案中。显然，何香凝也为这次党代会的圆满成功，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