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时，人们是否知晓，是谁向民众最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唤？
是孙中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岭南小子孙中山；
是岭南特有的开放环境，孕育了孙中山；
是岭南精英辈出的社会氛围，熏陶了孙中山；
是岭南求变的历史传统，激励了孙中山；
是“大厦之将倾”的危局，逼迫着孙中山。
“振兴中华”，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奋斗的最高纲领；是当今与未来，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无比动力。
家境，困苦的磨炼
1866年12月，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小村庄——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小生命诞生了。他，便是曾被“大炮”等帽子遮蔽的伟人孙中山。
孙中山，农家之子。祖籍广东东莞，五世祖在明代时迁居翠亨。据孙中山回忆，“文之先人躬耕数代”，祖辈几代都以农为业。本来，家境还不错，他的祖父孙敬贤，继承父业，家里有田产，日子还算得上小康。后因迷上风水之说，整天乐于山水间，未顾及主业，家道中落，连维持家计的土地也不保，沦为佃农。
孙中山出生前，家境颇为贫困。父亲孙达成，被迫离乡背井，到澳门谋生。从16岁至32岁，十多年时光，只身一人在异乡，学裁缝，当鞋匠。直至稍有积蓄，这名大龄青年才回到翠亨家乡，结婚成家。租地主的田耕种，夜间兼作更夫。孙中山的母亲杨氏，俭朴而善良。孙中山有哥哥孙眉、姐姐孙妙茜、妹妹孙秋绮，另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孙中山出生前，先后夭折。孙中山出世后，一家几口，艰辛度日。
为谋生计，哥哥孙眉，刚满15岁，便不得不到地主家去当长工。17岁时，他和舅父一起，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太平洋的岛屿檀香山当工人。
童年时代的孙中山，过着中国普通乡村孩子的生活。
他，从小参加力所能及的劳作。6岁，便随着姐姐上山打柴，野外拾猪菜，村中拾猪粪。
他，每年有数月时间，给别人家放牛，以抵还租牛的费用。
他，常常随着大人在田间插秧、除草、排水。现在翠亨故居，供游客参观的“龙田”，便是当年孙中山曾劳作过的田地。
他，从小体现了农村孩子的苦与乐，劳作之余，在村中的小溪中游泳捉鱼。现今还流淌不息的兰溪，记忆着他童年生活的欢乐。
他，在走上革命之路后，仍然不忘那儿时的艰辛日子。擅长多元思维的孙中山，在他的回忆中，念念不忘那困苦的农家生活，正是那艰辛，令他日后立下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大志。
1895年，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孙中山自称“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他的革命伴侣宋庆龄，曾在《为新中国而奋斗》一书中说道：“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
饱尝艰辛的孙中山，对农民疾苦的那份同情，使他决心为帮助他们挣脱疾苦而奋斗。
故土，开放氛围的培育
农家之子孙中山，他有着农民朴实、善良的本性，但他不狭隘。他那胸怀宽阔、视野广大，是故土的开放氛围，对他的耳濡目染。人是自然之物，也是社会之物。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培育着人的思想、情怀与智慧。作为农家子的孙中山，自幼受着岭南特有的开放的氛围与观念的影响。
孙中山所生活的香山，位于岭南，那里自古就开放。
岭南，位于五岭之南。五岭，即横贯于广东与湖南之间的大山脉——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自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在中原地区，由北而南的政治风云，被大山峻岭所阻隔，加之交通不发达，岭南可谓“山高皇帝远”之地了。
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起步晚，相对落后于岭北。在中原人眼里，岭南是未开化的“南蛮之地”。古代犯事的官员，以贬岭南为惩罚，著名的贬官如韩愈、苏东坡等，先后被贬岭南。
岭南，依山面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很早以前，岭南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海上作业，与海外进行交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岭南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早始发港。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发掘的“南越王墓”，是秦末汉初，成立独立王国的赵佗的儿子之墓。墓穴中种类繁多的陪葬品，其中那一件件的舶来品，都称得上是岭南对外开放历史的见证。
岭南的开放，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越往后便越有深度与广度。至明末清初，岭南已经拉开了全面开放的架势。
早在明代初年，朝廷颁布“海禁”、“禁通番”诏令，不允许中国人与“番鬼佬”——洋人进行贸易往来。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朝廷下令“严禁广东通番”。迄至清代，海禁之风未止。自顺治初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又多次发出“禁海”令和“迁海”令。这一道道谕令，实有损岭南人的经济利益，也有悖于岭南人的开放观念，在岭南自然遭到抵制。
在朝廷三令五申禁海、禁通番之时，岭南人恪守“开放”二字，冒死延续海上丝路。据史料记载，朝廷禁令越严，岭南人越敢于“挟大舸入海与夷市”，开着大船，扬帆于茫茫大海，继续与洋人做买卖。就在禁海令最严的明代末年，岭南人组合了庞大的武装贸易集团，挑战政府的锁国政策，其中东莞黄秀山拥有庞大的武装队伍，影响最大。他自然也有做人的尊严，却不耻为“海盗”，那实是政府逼民为“寇”。民众以非法贸易方式，维护了岭南人的开放传统。岭南人，有何等的开放意识与举动！
香山，孙中山生于斯，长于斯。这片故土，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正式设县，现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特区，在当时同属这一行政区域。
香山，处于江海交汇的伶仃洋之滨，有对外开放的“地利”。香山在南宋正式设县，时值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可谓“天时”。更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中叶，葡萄牙水兵，借口上岸晾衣服，强行登上了澳门，自此澳门被迫更大程度地开放，而渐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一时间，西方的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潮水般地从澳门涌进那古老的神州大地。传教士利玛窦，有“传播西方文化第一人”之称。他于1582年8月进入澳门，在广东这块自由而开放的土地上，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那些中国人见所未见的稀奇东西，如西画、自鸣钟、望远镜、洋地图之类的“西洋奇物”，北上进京。用手中的精美而奇特无比的洋玩意，叩开了紫禁城大门。
香山，如此率先开放，又由她的开放而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一个向往西方、学习西方、借鉴西方的思潮悄然兴起，古老的中国自此艰辛地迈开了“走出中世纪”的步伐。孙中山有幸生长在这片富于特色的土地上，自幼沐浴着欧风美雨，呼吸着清新的开放之风。孙中山的成长，实有赖于岭南那开放环境。
故乡先贤，启迪与激励
开放之风，沐浴了一代代的岭南人，造就了一批批的贤达之士。岭南先贤敢于睁眼看世界，敢于向外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敢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们没有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勇于向实践层面推进，以西方为坐标，勾画中国的改革方案。他们以一言一行，对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启示与影响。
童年孙中山，洪秀全是他心中的偶像。洪秀全何许人也？孙中山是从村中一位老人的口中得知。在翠亨村里，有个叫冯爽观的人，曾参加太平军，晚年居家，喜欢在榕树下乘凉，给孩子们讲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孙中山总是听得入神。尽管当时的孙中山不能对洪秀全，以及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有什么理性的认识，也无法产生何种评价，但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两个字：“反清！”自此，萌发出朴素的民族情怀。后来，在求学期间，还常常与别人谈起洪秀全，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孙中山对反清英雄是何等之敬慕！
岭南，在近代中国，总是引领着时代的潮流。继太平天国之后，又一场震撼神州大地的改革风潮——维新运动，其首领正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出身不同，康有为出生在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广东人最早饱尝了西方列强入侵而带来的灾难，动荡与危亡迫使康有为向外寻求救国良方。他委托赴日经商的同乡，为他购得日本的书籍，从日本人的自强之路——明治维新中，得到启示而决心变革中国。
康有为十分熟悉中国那古老的“变则通”思想，他努力将它与西方的进化观结合，铸成维新的思想武器。他设想，在中国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古老的中国“大变、全变、骤变”。为争得清皇帝的支持，一介布衣康有为，敢于直面皇上，上书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当第一次上书失败后，回到家乡兴办万木草堂，培育维新人才。此时的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就学，但已开始立志救国，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
如果说，洪秀全对少年时代的孙中山有着激励与影响，那么，康有为对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启迪，也是客观事实。虽然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提及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史料也没有更多的相关记载，但从1884年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不难看出康有为维新思路的痕迹。孙中山提出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核心的方案，它不过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记录了孙中山早年与康有为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
同是出生在香山的郑观应和容闳，对孙中山的影响更为直接。
郑观应，早期的维新志士，近代中国的实业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主张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他最先在中国提出君主立宪思想，勾画出全方位的社会改革的蓝图。他撰写巨著《盛世危言》，汇集他那全面的改革思想。该著作有着振聋发聩的社会效应，曾对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有良多的启示，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于1936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谈及当年他读《盛世危言》的感受。据他人的回忆，毛泽东对人说：“读了这本书后，我作出决定：为了中国的命运，必须走出韶山，走出湘潭，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郑观应，比孙中山长24岁，称得上是长辈。孙中山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据推断，1880年以前，彼此可能已经认识，经常见面。1885年，郑观应闲居澳门，这时孙中山正好在香港求学，每逢假期回家，便到澳门同郑观应见面，交谈对时局的看法，交换学习西方的体会，可见两人是非一般的忘年之交。彼此常在通信中探讨如何改革时政。
孙中山撰写《上李鸿章书》，郑观应曾予以指导。这位老乡还给李鸿章的幕僚去信，推荐孙中山：“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在郑观应眼里，孙中山不仅有高远的志向，而且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蓝图，不是那种欺世盗名的狂妄之辈。
郑观应，是孙中山的引路导师。曾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对孙中山影响至深。书中的许多思想被孙中山所吸取，特别是经济思想。中华书局版的《孙中山全集》，收集了孙中山的早年著述《致郑藻如书》与《上李鸿章书》，里面的许多观点与《盛世危言》堪相一致。更妙的是，《孙中山全集》中的《农功》篇，也曾编入《盛世危言》。学界一直存疑：是孙中山为郑观应撰写了此文，还是孙中山撰写了一篇相似的文章？此也是悬案了！诚然，人们在此悬案中则可窥见，早年孙中山确实得到故乡先贤的诸多指引。
容闳，有“留学之父”的美誉。他不愧为19世纪中国学习西方浪潮中的“倡导者、推动者、实施者”，也是孙中山的楷模。他俩同是从澳门走向世界，彼此还有多次的交往。
容闳，早年就读于香山率先创办的教会学校，之后在洋人的帮助下，跨出国门，到美国留学，喝了“洋墨水”，是较早在西方拿到学位的留学生。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容闳，实地感受了西方文明，立志借鉴西方，而改造落后的中国，极力主张“教育救国”。
在中西的比较中，容闳认定，中国之所以腐败、落后，以致被动挨打，原因在中国处在“毫无知识时代”。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记述了他的旅美经历，以及他的改革主张。在书中，容闳说道，只有“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才可以“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清同治十三年（1874），孙中山刚8岁那年，容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办报纸——《汇报》。他寄希望于教育，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对中国来一个“根本改革”。他从自身的经验中体悟到，如果人们有机会在新环境中成长，或许会收获更佳的效果。于是，容闳努力促成了清朝官派留学生，并亲自带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化人才，有“铁路之父”之誉的詹天佑，便是留学幼童之一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成长，非一朝一夕完成，而要经历漫长过程；一个人的成长，非固有的先天才华所注定，而有着许多后天的因素，朋友与师长的点拨，也至为重要。先贤们的激励、启迪和引领，催化着孙中山民族情怀、爱国热情的萌发，增长着他那过人的思想与智慧。孙中山的大思想、大智慧，既是他过人的天分和聪慧，也少不了先贤们的启迪。善于摄取他人的智慧，而增长自己的智慧，这正是孙中山的成功之处。
出洋，接受西式教育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士人，有着不一样的教养以及知识结构。孙中山没有书香之家的家学素养，除了短期的村塾启蒙，他都喝着“洋墨水”，在西式教育中，接受了开放式的知识灌输，别样的求学之路，构建起特有的学识体系。
10岁，孙中山进了村塾，当时家境还十分清贫。“生而为贫困的农家子”的他，祖辈数代无读书人。虽无法考证孙中山家人是否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但没有文化的父母，毕竟还是让他接受了教育。
在村塾里，孙中山的第一位老师姓王，教他《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之类的童蒙读物，以及“四书”、“五经”的节选等。天真烂漫的孙中山，只是背诵，未得甚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大都从诵读开始，儒家的经典熟读了，圣贤的教诲也就铭刻于心，日后慢慢领悟，便有了做人的准则。孙中山在村塾的学习，终究也让传统文化开始进入他幼小的心灵，为日后中西兼收的知识结构，提供了初始的基因。
12岁，孙中山第一次远离故土，随母亲到夏威夷探亲。
在孙中山的故乡——岭南，许多人到海外谋生。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夏威夷开始新的谋生历程：当菜园工人，为农牧场雇工，后又开垦荒地；经过艰辛的奋斗，积累一些资金后，经营商店、畜牧场；至1877年前后，拥有颇具规模的大牧场；1885年，规模更为扩大，成为茂宜岛上的首富。
孙中山的一生里，哥哥孙眉对他的一贯支持和帮助，他没齿难忘。首先，哥哥孙眉为孙中山提供了出洋开眼界，接受西式教育的机会。1879年夏天，穿着土布衣裳、拖着长辫子的孙中山，随同母亲，到了澳门，登上开往夏威夷的海轮——“格兰诺曲”号。那是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远行。后来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那巨大无比的海轮，那一望无际的沧海，无不使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孩子，蓦然胸怀开阔。仰慕西方文明，穷究世界之心，油然而生。
美国友人林百克（P。Linebarger）在《孙中山逸仙传记》中，记述了孙中山登上海轮时那好奇与惊讶：
这么重的一个粱，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装配好。忽地想到那已发明这个大铁梁的天才，又发明了应用它一个机械的用法。外国人所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吾立刻觉得中国总有不好的地方了。
稚气未脱的孩童，在巨轮面前，能如此思考：西方的新科技，了不起，中国落后了。这多了不起的智慧！
何谓“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而是人们认识、分辨、处理事情，以及创新的能力。小小的孙中山，由近而及远，由小而见大，如此认识和分辨事物，确是一种过人的聪慧！
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航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夏威夷。从此，孙中山开始了别样的生活，走上新的求学之路。
夏威夷，是位于太平洋中的群岛。当时，它还保持着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但已迈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首府檀香山，是孙中山落脚的地方，当时社会文明、有序，民众生活安稳。初来乍到的孙中山，感触颇深。他曾回忆当时的一些思考：
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法律，正是翠亨村遭水盗劫掠者所说的中国所没有的法律。
中国所急需的，就是美国式法律。
对檀香山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令童年时代的孙中山开始找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或许，由此而萌发改造自己国家的志向。
旅居檀香山的孙中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该干什么？哥哥孙眉也颇费心思，原先打算让弟弟学经商，后来还是把他送进了学校，入读由基督教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该校的英国色彩很浓，教师几乎全是英国人，教材是英文版，算术用的是英制的计算方法，上课全是用英语。与中国的书院、村塾全然不同，课程开设了英语、算术，以及圣经、西方政治、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军事体操等。
三年的英式教育，使少年时代的孙中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令他在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日后能融贯中西而垒砌起了第一块基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历史教科书中，从大量的课外读物中，孙中山感受到了另类英雄人物的魅力。他开始崇拜美国的领袖华盛顿和林肯，从后来孙中山的演讲看，林肯对他的影响尤大。
三年苦读，一个连ABC都不懂的孩子，以他的聪颖和勤奋，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业。接着，进入了岛上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这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1841年创办的学校，有着浓郁的宗教氛围。许多学生是传教士的子女，校方有意引领学生皈依上帝，不仅开设圣经课程，还明确要求学生像教徒们那样，每天早晚在教室里做祈祷，星期天要到当地的大教堂做礼拜。受着学校的宗教思想和氛围的熏陶，孙中山的观念开始了大幅度的转变。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习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战国时期，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先后搬了三次家，最后迁到了学堂的旁边，才安居下来，成就了这位大儒。
同样，学校环境的潜移默化，使孙中山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特别是基督教蕴涵的教义，其中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他日后终生恪守的价值理念，成为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目标。学校环境的潜移默化，使孙中山对西方宗教——基督教，产生了深厚的情结，并由情结而化生出入教的念头。这一切在悄悄地改变着、成就着少年孙中山。
中西文化有着不同的传统。哥哥孙眉在中国出生和成长，心中怀着中国式的宗教信仰，家中供奉着关公的神像。有一天，对基督教“信道渐笃”的孙中山，回到哥哥家中，竟然把关公的神像撕毁，宣称一个死去的人，怎能降福人间？孙中山还提出，要洗礼加入基督教。他以西方的宗教观念，向传统的中国民间信仰挑战。
西化的教育，使一个中国的村童一步步构建起新的价值理念。这一切变化却遭到了亲人的反对，坚守着中国传统心理意识的哥哥孙眉，极为恼火，生怕孙中山如此闹下去会失控。于是终止了弟弟的学业，令他回翠亨老家。
返乡后，孙中山在乡间，进行了小小的改革试验，体现出他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初衷。譬如：在村中筹办修路，集资安装路灯，清扫街道；在村庙北极殿，折断一神像的手指，又划破另一神像的脸，扯掉它的耳朵。他以无比的勇气，向传统的封建迷信挑战，宣泄他在海外培育起来的科学精神……
思想与智慧，不等于知识，但知识，却能给人带来大思想、大智慧。孙中山在夏威夷求学，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教育，扩展了知识领域，开阔了视野，日后他的大思想、大智慧，也离不开当年这些知识的积累。
檀香山四年的求学生活，虽短暂，却由此拉开了孙中山光辉人生的序幕。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同窗钟工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孙中山的这段生活和他的人生取向：
在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出洋，西化教育，吸取新知识，由是而提升自身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寻求新的出路，立下“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大志向。这也就是孙中山大智慧的萌发。
中西兼修，博而杂的知识结构
大智慧，需要有渊博知识的支撑。广泛吸取知识，是孙中山成长的关键，也是他成就过人的大智慧、大事业的关键所在。
从檀香山回到家乡的孙中山，因变革社会的一些行为，引起了村人的不满。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吸取更丰富的科学知识。
1883年，孙中山17岁那年，进入香港拔萃书室，后不久，转学到香港中央书院。
拔萃书室，一间男子中学，是英国圣公会所办。校园里，同样洋溢着浓郁的宗教氛围。这再次唤醒了孙中山在檀香山时萌发的入教欲念。入校才两个月，便受洗入了基督教。美国传教士喜嘉理为他行施洗礼。入教时署名“孙日新”，后来伦敦会长老区凤墀，为他改号“逸仙”。
宗教信仰，乃人们对构建精神家园的追求，也是人们文化取向的深层表露。笃信基督教的孙中山，实现了自己的入教心愿，以实际行动展示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渴求。
孙中山文化开放的第一次果断举措，再次引起哥哥孙眉的愤慨，当得知他已洗礼入教的消息，便立即把他召回檀香山，试图以停止经费的资助来胁迫弟弟迷途知返，孙中山却丝毫没被动摇。1884年，在教友的帮助下，孙中山再度返回香港，进入中央书院（后改名域多利书院，后又改名皇仁书院）。
中央书院，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也是一所新式英语学校，又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完备，中西兼修，开设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的同时，世界史、英国史、地理、语文、文学等课程也为必修。孙中山在读期间，刻苦攻读，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社会政治制度。
1886年，孙中山心怀“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术为入世之谋”的愿望，经喜嘉理介绍，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就读。广州博济医院是亚洲地区最早的西医院，创立于1853年，1855年开始招生习医。孙中山入读后，开始接受系统的医学知识的传授，同时，他不忘研习中文。据称，在此期间，孙中山读了“二十四史”，有人随意考问书中的内容，孙中山竟然从容对答；又请陈仲尧指导学习中文，师生就中国的“知行”观问题，经常辩论至深夜。
1889年，孙中山转学香港西医书院，继续系统学习西医和西方科学知识，仍继续读中国传统书籍。据关景良回忆，此时，孙中山非常勤奋，“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经过五年的苦读，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从大学走向社会。他是一名及格的、经严格训练的西医生；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志士。
对于孙中山的知识结构，学界常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自少年开始，接受了西式教育，他读的“四书”是英文版，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连解释一些传统观点，也常常出错。这一观点，一直成为学界的流行观点，影响着论坛。
这一说法，似乎有史实的依据，因为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曾有如此的论断：孙中山“是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孙中山受欧洲式教育，当然不假，但由此推断他不懂中国文化，则未免武断了。
孙中山的学习经历，从小学至大学，都接受西式的系统教育。然而，人们不可忽略，孙中山毕竟在中国的故土出生，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民族的文化精神浸透于血液与心灵。少年时入读村塾，诵读传统的蒙学之书；青年时代，就读西式学校期间，课余也刻苦攻读中国典籍。陈占梅的《杜南先生事略》中记述：孙中山在檀香山期间，当时广东顺德杜南应驻粤美国领事之邀，在檀香山为当地官员和华人弟子教授中文与粤语。孙中山报名参加，并与杜南过往密切，国学基础有所长进。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也称孙中山在海外就读时“温习功课后，他还是勤读中国书”。
孙中山，曾简明地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归结为四个字：“博杂不纯。”他虽喝了洋墨水，但身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难免情有独钟；他虽受“欧洲式教育”，却并非“全盘西化”，而拥有单一的西方文化知识。
1896年，应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之约请，孙中山为《中国人名词典》撰写词条时，其求学经历有如是归纳：
文早年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既美国华盛顿焉。
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有概括性总结：
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
孙中山中西贯通，知识面广博，这该是客观事实，不容置辩。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读“四书”只读英译本，由此推论他的知识结构只懂西学而不懂中学。如此推断，九天之上的孙中山本人，恐怕也难以接受。对为什么要读“四书”的英译本，他当年的友人邵元冲，在《总理学记》中，有如此记述：
总理自言，幼时旅港肄业，所习多专于英文，嗣而治汉文，不得合用之本，见校中藏有华英文合璧“四书”，读而大爱好之，遂反复精读，即假以汉文之教本，且得因此而窥治中国儒教之哲理。又英译本释义显豁，无汉学注疏之烦琐晦涩，领解较易。总理既目识心通，由是而对中国文化，备致钦崇，极深研几，以造成毕生学术之基础。
学习经典，既读中文本，又读英译本，在孙中山看来，那只是一种寻求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而已。其实，那也是孙中山的一大创新的学习方法。正是这有效的学习方法，使没有家学渊源的孙中山的国学水平，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提高。
事实上，孙中山与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不同，他接受过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拥有开放式文化素养，中国旧士人却无法拥有；他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茫然无知；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库。
孙中山，拥有了同代的志士所没有的知识结构。正因此，他能在革命生涯中，广结朋友，应付自如，左右逢源。正因此，他与士绅的交往，以国学素养为依托。早期在香港，与国学素养较好的朋友陈少白、尤列密切交往；组织农学会时，与刘学询等官绅往来；维新变法后，与许多有相当国学素养的维新士人接触，如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文廷式、章炳麟等。正因此，他在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演讲中，广征博引。据统计，1924年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的内容，论及45个国家和地区；“民权主义”的内容，涉及15位中国历史人物、20位外国人物。这一切的一切，体现出孙中山的知识体系，确实兼容了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
至此，后人不难理解，开放式的求学之路，中西兼修，营造了孙中山“博杂不纯”的知识结构。好一个“博杂不纯”，体现着中西的交汇，古今的一体。一个人，如若没有求知的欲望，不善于学习，孤陋寡闻，不学无术，他必是心无大志，也难以成就事业。正是“博杂不纯”的知识结构，铸造了孙中山的大思想、大智慧的基石，成就了孙中山伟人的宏图大业，也决定了孙中山的人生轨迹——博学而博识，由博识而产生大思想、大智慧，由大思想、大智慧而成就大事业。这人生轨迹，便是伟人永恒性的楷模意义，值得今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