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知道有一种灯叫做孔明灯,是可以飞上天空的,特别神奇。大人告诉我说是诸葛亮发明的。后来从书上又知道了“借东风”、“空城计”、“草船借箭”、“火烧藤甲兵”等等故事,都是关于诸葛亮的。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感觉这是一位神人,他永远穿着八卦仙衣,手里拿着羽毛扇,表情永远不温不火,似笑非笑,挥一挥手就可以令风云变色。
很清楚地记得,《百家讲坛》的李锋老师是在2009年初冬的时候找到我的。那一天我刚下课,正在北邮宏福校区空空荡荡的操场上行走,风吹着干枯的树叶,草间还有残雪。我通过手机和李老师商讨了很多选题的方案,比如水浒、隋唐、东汉。但是那次没有想到诸葛亮。
第一次拍小片是在北邮南门的茶馆里。那天喝的是普洱茶,我讲的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讲得很投入,口干舌燥的,放凉了的普洱茶喝在嘴里苦苦的,还是没有想到诸葛亮。
真正实拍是200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第一次站在《百家讲坛》的录制现场,特别喜欢那个蓝色的背景,一口气非常娴熟地把自己准备的内容(讲的是“隋文帝杨坚”)都讲完了,心里很满足。记得拍完片子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我裹紧了围巾在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头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回去喝点热水睡上一觉。那时候,依旧没有想到会讲诸葛亮。
为什么没想到讲诸葛亮呢?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太敬畏这个题目了。有种“井蛙不敢讲海,夏虫不敢语冰”的感觉,怕自己驾驭不好,怕自己辜负了这个题目。
其次是人们太熟悉三国了,太喜欢三国了。举目望去,写三国的书如群山连绵,讲三国的老师如群星闪耀。其中,有说评书的袁阔成老师、单田芳老师、连丽如老师,有讲历史的易中天老师。他们已经把三国说绝了,讲透了。在这个领域中,自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诸葛亮这个题材本身包含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冲突。《三国演义》中有一位诸葛亮,《三国志》中又有一位诸葛亮。而且两个诸葛亮是存在较大反差的。两个诸葛亮,到底讲哪个?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之间,到底如何取舍?真实的不让人相信,人们相信的又不真实。太难了。
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吧,人物故事倒是能和老百姓的认知、大众的传播接轨,但是演义是小说,是虚构的。根据小说讲历史人物,这种做法一不严肃,二不科学,三还会贻笑大方。
讲《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吧,倒是严谨真实,有历史根据,但是又离大众的期待、老百姓的认同比较远,降低了吸引力,弄不好还会得罪观众,让人民群众不开心,那结果要比让专家不开心更惨。
由于存在以上三座“大山”,所以,我压根就没往讲诸葛亮那方面去想。
庚寅年(2010年)春节过后,讲诸葛亮的想法才真正摆上桌面。真的要感谢《百家讲坛》的制片、编导诸位老师对我的信任和指点,经过若干次交流协商、头脑风暴之后,我终于树立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
电视讲述不同于写书,必须要熟练熟练再熟练。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自如发挥。最关键的是合理分配注意力,一部分在内容上,一部分在讲述的表现形式上(也就是身体语言),还有一部分要分给现场(如观众、编导等因素)。我个人觉得,电视讲座,按照6 3 1这样的比例分配注意力是比较好的。6分注意内容,3分注意形式,1分注意现场反馈。
如果内容十分熟练,那么注意力分配就会比较均衡。如果内容只是较为熟练,那么,这个比例就要打折扣,可能就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表现形式和现场效果都会照顾不到。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瑕疵就会比较多。电视媒体讲座是近距离、放大甚至有点夸张的讲座,必须保证有四成的注意力放在身体语言表现和现场效果上。这样节目播出来效果才好。
这也是我坚持过度准备,熟悉再熟悉,熟练再熟练的原因所在。
我的具体方法是“数豆法”。在一个小茶杯里放一把黄豆,讲一遍,拿一颗出来,再讲一遍,再拿一颗出来。直到把豆子拿空了,才算准备成熟。(后来这些千锤百炼的黄豆,在讲座结束以后被我种在花盆里,它们居然长势喜人,开出了淡紫和洁白的花,还结了新的黄豆!)
在讲前四讲的时候,我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熟练标准。但是其他讲就很遗憾,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出差、讲课、考试、判作业、指导论文、准备PPT,各种各样的杂事一个接一个。以至于第六讲和第七讲只能是在从新疆到河南的出差路上、在酒店里通宵准备出来。到后来,自己本来平稳的心变得非常焦虑,并且特别喜欢后半夜。因为后半夜所有的人都睡了,没有人来找,也不用惦记那些该做而没做的事情,这样自己就可以安心准备了!不过问题就是过了半夜两点,困倦如同潮水一般排山倒海地扑过来,怎么抑制也抑制不住。有时候对着电脑一瞬间就睡着了。有时候很盼着自己失眠,可是偏偏一闭上眼睛就睡着,睡得又快又香。这个也挺受打击的。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遗憾,后几讲的表现不如前边的充分。
语言的准备就像是揉面做馒头,只有揉得够了遍数,面才光滑劲道有嚼劲儿。我最后那几个“馒头”,揉得遍数差了几遍。这个带来的直接结果将来大家在电视上能看到,尽管也很熟练,讲得也很流畅,但是,在表现力和现场控制上,没有留出足够多的注意力,导致整个呈现方式上显得有点“躁”,表情和语气有很多不到位或者过火的地方。
《向诸葛亮借智慧》从开始准备选题到拍摄制作完成,整个过程横跨了2010年。现在回想起这段艰苦的时光,依旧能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的痛苦和纠结。
不过此时此刻,写后记的我正坐在一个朝南的沙发上,日历牌已经翻到了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的眼前蓝天如洗,阳光纯净,玻璃杯里菊花茶的热气在阳光里袅袅升腾,牵着我的思绪飞扬飘荡。
真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登上山头以后,回看来时崎岖山路的快感。
紧张之后的轻松才是真正的轻松!《百家讲坛》录制现场旁边的大厦叫“中土大厦”——总觉得和“东土大唐”有某种联系,希望我这次也算是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修成正果吧!
过去的2010年,真的是难忘的一年!我会一直记住它。
赵玉平
201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