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曾做为“和平大使”，在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来到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实质上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一年之中，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作战物资达40亿美元之巨。这一政策违背了历史潮流，以失败告终。
1947年1月，马歇尔回国，被杜鲁门任命为国务卿。1947年至1949初，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正是美国与西欧结盟，发动对苏“冷战”的重要阶段。
“马歇尔计划”正是这种特定国际格局下的产物。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立即在大西洋彼岸引起极大反响。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率先响应。1947年7月12日，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荷兰、希腊等16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成立欧洲经济委员会，接受美国的建议，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提出了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放贷款224亿美元的总报告。12月，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并设立了相关机构——经济合作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
“马歇尔计划”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方案”，它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作为复兴战后经济之用；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接受在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弃“国有化”计划，实施美国所要求的财经政策等等。
1948年4月3日至1952年6月，美国国会共拨款131.9亿美元，该计划实施的结果，西欧各国经济普遍恢复元气，工业产量比战前上升35%，农业产量比战前提高10%。
这样，马歇尔计划推动了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缓和了美国国内生产和资本过剩的局面，实现了美国拉拢西欧盟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的。
“马歇尔计划”实施后期，马歇尔因身体缘故在1949年1月20日辞去国务卿职务。1953年12月，由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复兴的贡献，马歇尔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成为获奖的第一个职业军人。
石油风云
1858年，美国人特雷尔钻探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标志着石油时代的到来。
石油，这个大自然中宝贵的财富与人类真是相见恨晚。但是，它出世不久其作用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石油经过炼油厂精馏塔一“分家”，由轻而重分成挥发油、汽油、煤油、柴油和重油。再把重油送到减压加热炉“分家”，又可分出柴油、润滑油、石蜡和沥青。这些产品分门别类地充作飞机、军舰轮船、汽车、内燃机、拖拉机、火箭的动力燃料，机械设备的润滑剂等。此外，用石油还可制造塑料、尼龙涤纶、晴纶、维尼纶、丙纶、酒精、合成橡胶、油漆、化肥、洗衣粉等5000多种化工产品。
宝贵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中东、拉丁美洲、北美洲、西欧、非洲、东南亚和中国。全世界发现的油田已有3万多了。当然，储量很大的并不多，储量超过685亿吨的特大型油田，截止1987年，只发现了33个。世界上前19个大油田中，海湾地区就占了14个。其中储量最多的油田要数沙特阿拉伯的加沃尔油田，它的可采石油储量达104亿吨。波斯湾沿岸的中东国家是目前世界重要产油国和输出国。他们的年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38%，储藏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58%。
直到1960年，石油矿藏的开采权，基本上是由几个工业大国开设的石油大公司控制，产油国实际上并没有掌握石油开采权和销售权。1960年，美国埃索石油公司预测到苏联石油生产过剩，于是公司董事会在事先未与产油国磋商的情况下，宣布每桶石油立即降低10美分，标价为18美元。几天后，美国其他石油公司和英国等石油公司纷纷效法。
大石油公司单方面降低石油标价，引起了产油国的愤怒和不满，委内瑞拉率先声明：“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组织一个严密的‘俱乐部’，而我们这个俱乐部将控制世界市场90%的原油。”伊朗国王也很气愤地说：“即使从市场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能接受压低标价这个措施。因为他们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和同意！”沙特与委内瑞拉进行了联系，两国决定邀请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由五国参加的秘密会议。1960年9月9日，秘密会议向全世界发表公报。
公报指出：五国一致建议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略写为“OPED”，音译为欧佩克)以协调各自的石油政策，商定石油价格，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国际石油垄断资本的肃削和掠夺。还指出，本组织成员国不能再对石油公司的态度无动于衷了，它们首先将通过各种措施争取恢复最近一次削价以前的价格。
1990年9月14日，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的国际性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维也纳。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大会，又称“部长级会议”，每年至少开会两次，另设专门机构经济委员会，协调国际石油价格。
在此之前，大国石油公司对于产油国拥有绝对的权力。石油的价格，历来都是由各大石油公司根据西方行情来制定。这在石油公司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西方国家对产油国掀起的这场石油风暴很不甘心，决定联合起来进行财政报复。当时，大多数产油国经济拮据，缺乏外汇储备，很难应付西方国家的财政打击。沙特阿拉伯首先在国内预算和国外支付方面出现严重的赤字。
沙特王国除了油井以外，别无其他资源。大国石油公司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不予沙特借贷，沙特立刻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费萨尔国王不得不秉承西方大石油公司的意旨，挥泪斩“马稷”——罢免了他的石油大臣阿卜杜勒·塔里基。
1960年9月9日召开的巴格达会议就是塔里基负责筹备的。“OPEC”这四个关系到第三世界产油国组织与团结的英文字母也是他构想出来的。他在组织与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贡献最大，作用重要。正因为如此，遭到各大石油公司老板的嫉恨。这位二战后留学美国，深谙石油开采、运输、销售财务状况及内幕，提出一系列措施迫使大石油公司就范的优秀石油部长不得不到开罗去过流亡生活。
然而有了自己国际组织的石油输出国，必竟有了团结的力量，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不断地迫使西方石油公司作出让步。1970年9月1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政变上台后，他单独地与阿曼德·哈默博士的“西方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每桶油价提高50美分。这个协议动摇了利比亚境内各大石油公司联合抵制的决心。就这样，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其他石油公司都在利比亚政府相同的合同书上签了字。这可以说是献给“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10周年的一份贺礼。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虽然是埃及同以色列之间进行的，但是中东其他一些国家也参战了，有的虽然没出兵，也花了不少战费，支持他们的埃及阿拉伯兄弟。以此为契机，“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是阿拉伯产油国，通过禁运、减产等手段，最后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石油的价格。波斯湾产油国自行确定，“十月战争”以后，每桶价格从原来的3011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
1973年的石油禁运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欧洲国家消费的总量中有75%、日本有80%都来自阿拉伯。石油禁运对他们意味着赤字、失业和通货膨胀。西欧和日本是美国的两大支柱，这使美国也受到了冲击。
1973年的石油风云使“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极大的成功。它打破了外国石油公司对原油价格的垄断，夺回了对原油价格的决定权，把价格提高将近3倍，因而石油收入大大增加。由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由于这笔收入中以美元金额所占比重最大，积累货币也以美元最多，故称：“石油美元”。据统计，石油输出国历年盈余所积累的资产总额，1980年底约3400亿美元。其中沙特阿拉伯持有石油美元最多，约为三分之一。其次为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四个国家拥有石油美元的五分之四。
石油美元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联合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致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终于打开了缺口。
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世界数亿观众端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盯着荧屏，只见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舱门一开，尼克松信步走下舷梯，把手伸向等候在一旁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接踵而至。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新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动侵朝战争，积极扶植蒋介石台湾政府。中美两国长时间处于彼此敌对和相互隔绝的状态。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从国际反霸斗争的全局出发，做出与美和解的战略决策。
1969年1月，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他主张美国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这在多年前《外交季刊》发表的文章中就有表露。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主张大力鼓励政府探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途径。他在当年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中，笼统地谈到了改善美中关系的打算。
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的部分开头语是：“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3月，美国宣布放松到中国旅行的官方限制。4月，又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
在中国，1970年10月1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典礼。毛泽东主席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被刊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这是中国向美国发出的一个清晰又强烈的信号。
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美《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我今生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不久，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访问美国，尼克松请他们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提供中间帮助，从而建立了“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第一次有意识地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月后，尼克松口授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要求他主持研究美国“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并特别提醒“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
12月9日，周恩来请叶海亚传话：“欢迎尼克松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拜托完毕，周恩来还风趣地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答复：会谈不必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提议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议北京高级会谈一事。
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说：中国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是否允许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访问？毛泽东回答道：尼克松来访将受到欢迎，因为他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是同他解决。不论他是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总统来访都行。毛泽东的话很快传到尼克松耳中。
1971年初，“罗马尼亚渠道”传来周恩来的口信：“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十五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一口信语气温和，态度诚恳，使尼克松、基辛格深受鼓舞。
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谈及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3月，美国国务院取消了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到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4月，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请到中国访问、举行表演赛。这突如其来的“乒乓外交”消息，使尼克松又惊又喜，他很快宣布取消对美中贸易的禁令。
不久，“叶海亚渠道”捎来周恩来的又一个口信。口信坚持台湾问题是中美恢复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又表示中国对中美之间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尼克松决定亲自赴北京晤谈，先行派人去交换意见；为了免遭保守的反对派破坏，公开访问一事达成协议之前，严格保密。他决定让基辛格完成北京之行。
尼克松与基辛格对秘密之行作了精心寿划。代号为“波罗”的这次中国之行被安排在7月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