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下战斗，革命者除了时刻要提防敌人的搜捕，还需要操心生计。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从共产国际得到一些资助，但数量非常有限，还必须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但当时我党处于地下状态，经费来源极其稀少。很多党员是抛家舍业来参加革命的，根本就没有收入，不但缴不起党费，反而还需要党组织帮助维持生计。有的极个别党内掌握经费的动摇分子甚至卷款潜逃。
经费不足，对开展党的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审查账目，按月结算，并要签字为据。而且规定，10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省委常委来核定。
1931年4月和6月，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党的地下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陈云在这一非常时刻，主持党中央特科工作。
向忠发叛变后，不但供出陈云是顾顺章叛变后的中央特科负责人，还供述说：“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是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当时，苏区成为党中央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忠发向敌人出卖了这个重要渠道，并不能难住陈云。他改变了经费收支和周转渠道，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
章秋阳是陈云的老战友，原名章郁庵。192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与当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的陈云相识，并一同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通过其二哥，即著名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成为商界一个活跃人物。章秋阳到党中央特科工作后，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交由章乃器再通过银行换成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
此外，陈云还精打细算，用有限的资金开铺子做买卖，既便于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又能为党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货店是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护机关。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时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熟谙“十里洋场”内幕的陈云，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他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大小流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40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产国际的代表对陈云的机智赞叹有加，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冲击，仅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被“下放”江西，到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数遭浩劫
尽管中国黄金储备已进入“千吨”行列，但与其国际经济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可继续大幅增加储备的可能性也已很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我国历来缺少黄金资源造成的。
从5000年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黄金资源贫乏的国家。虽然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黄金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财富的计量单位和拥有财富的象征，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事实上由于中国黄金总量上的缺乏，使得黄金很难成为财富流通中介的主角。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承担货币流通功能主角的是白银。中国“贫金”的现实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而产生“中国贫金”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据考古发现，在汉代以前中国社会商品流通领域中并不缺乏黄金，整个社会中黄金流通总量也并不缺乏，这可以从汉代以前的墓葬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饰物可见一斑，从各种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当时黄金所占的重要地位。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皇帝对有功的大臣战将等往往就动辄赏赐几百斤的黄金。
但到汉朝以后中国社会中的黄金总量就突然减少了，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还需要中国考古学界继续研究破解。其中有一个说法，从汉代以后，中国朝代更替频繁，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各种战争一直绵延不断，而当时的黄金事实上是储备在中国社会的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手里。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恰恰是各种战争与农民革命的掠夺对象，为了保存财富，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必然要藏匿类似黄金这样的高价值财富。在社会动荡各种绵延不断的战争过程中，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消灭了，这些被藏匿的黄金财富就成了无主的、消失了的财富。由于从汉朝以来，各种战争和革命频繁爆发延续了几百年时间，大量的诸如黄金这样的高价值财富就被埋在了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中，“一人藏匿百人难寻”，大量黄金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消失了的巨大财富。也许这是中国“贫金”的一个历史解释。
除了上面的历史疑案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大陆“贫金”的局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近100年的鸦片贸易巧取和武装抢夺与盘剥，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当作鸦片货款和战争赔款流出中国，进一步造成了中国黄金与白银等贵金属硬通货的严重匮乏。自此以后中国境内的连年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更是造成了我国黄金与白银的大量外流，一部分黄金与白银用作了军械物资的购买金，另一部分被大量达官显贵外逃携带出国。至今中国民间依然有这样的国际黄金疑案尚未了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炮制的“金圆券”事件就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黄金外流事件。国民党政府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就大量发行法币，法币猛增，物价随之飞涨。为了挽救经济崩溃，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其中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22217克，发行额以20亿元为限，按1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同时规定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等于金圆券3元，美元1元等于金圆券4元。
当时国民党政府使用高压和诱骗等手段强制推行这个法令，命令国统区的人民必须在1948年9月30日前将所持黄金和白银全部兑换成金圆券，过期不交者，一律强制没收。不到两个月，就从人民手中榨取金银外币总值达2亿美元。
1948年10月初，由上海开始的抢购风潮波及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物价更进一步飞涨。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取消限价政策。12日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法令，规定1金圆券的含金量减为0.044434克。公开宣布金圆券贬价4/5，撤销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之后金圆券无限量发行，至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额为67万多亿元，金圆券也像法币一样成为废纸。
这些用“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白银，以及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历年的黄金、白银储备等，在1949年由军舰押送至台湾。1949年1月10日，大公子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
关于这笔款项的数目，说法不一。国民党的文人陈孝威说是“黄金50万两”；也有的说是美元8000万元，黄金92.4万余两，银元3000万元；而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说南京失守时，“国库尚有黄金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元1500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总之，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用海军军舰全部抢运到台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无金”的中国大陆上开始了经济建设和金融体系建设，只能从新生产黄金中获得增加，而没有历史存留的积累。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黄金问题上一直是实行严格管制政策，黄金开采企业必须将所生产出来的黄金缴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将黄金配售给用金单位。那时新生产出来的黄金主要用于我国紧急国际支付和国家储备。到1982年社会大众才重新开始有权利拥有黄金，拥有黄金的渠道还只是通过商场可以购买到黄金首饰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里，从1949年到1982年整个社会存在一个“黄金断层”，这个“黄金断层”持续时间长达30年，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与黄金无缘，只是很朴素的知道黄金很值钱，黄金很贵重，但无法接触到黄金，缺乏对黄金的各种知识的了解与认识，对于黄金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功能了解甚少。这个“黄金断层”实际上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黄金的普遍性无知和漠视。
国民党秘密运金去台始末
上面我们提到了金圆券事件，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大陆黄金被蒋介石秘密运往台湾之谜一直未能完全被破解，国民党这一举动对当时的大陆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也对日后中国黄金工业及黄金政策带来了直接影响。
目前，在我国黄金业，蒋介石秘密运金去台事件依然不时被提及。现在，我们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来还原这一事件。
2009年岁末，当年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根据其父生前留下的资料，向外界讲述了蒋介石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自从1927年北伐攻取南京，蒋介石执掌国民政府22年，国库积存有巨额黄金、白银和外汇。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国民不得持有金银外币，强迫收兑。国民政府由此吸取了社会上流动的大量金银外币。仅上海市，中央银行就从居民及私营工商业主手中收兑得黄金110万余两（约占全国收兑到黄金总量的70%）、美钞3300余万元、银元500万余枚。1948年冬，战争形势剧变，解放军突击长江，京沪苏杭局势震动，蒋介石决定将保存在上海的金银秘密抢运台湾。这些黄金分三批运出上海。
首批黄金运台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办妥。俞鸿钧（广东新会县人）遵奉蒋介石密令，作好安排。1948年12月1日，徐州杜聿明兵团弃守徐州南撤。也就在这天，近午夜，上海外滩一带临时戒严，由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以北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地下国库搬出库存黄金774箱，计2004459两，送上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江海关缉私巡舰“海星”号，该舰系美军的退役反潜舰。拂晓前装载完毕驶出吴淞口，由海军派“美朋”号登陆舰护航，驶向基隆港转送台北保存。央行发行局襄理何骧几人随“海星”号押运。
同月，又由“海星”号和海军“美盛”、“美朋”两舰载运黄金572899两及银元1000箱（每箱银洋4000枚）计400万元入台。
该批金银统由央行驻台北代表、原任中央信访局副局长沈祖同点存台湾银行金库。
第二批黄金由吴嵩庆负责送台。1949年1月10日蒋经国日记载：“今日父亲派我（自南京）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经国又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密商安全运送事项。1月10日，国防部预算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浙江镇海县人）也访晤俞鸿钧和央行副总裁刘攻芸，就蒋介石指示以预支军费名义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90万两及白银外汇，运厦门转台湾运作作研商。1月10日吴嵩庆日记还写到：“为预支事……再赴徐（徐堪）府，知已得谅解，甚慰。”因为徐堪时任财政部部长，是央行顶头上司，如徐阻挠，很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