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是兄弟学科，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史学和文学无论同是内容或形式，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在反映社会历史实际上，又有共同的地方。史学从文学中不但可以获得丰富生动的资料，而且可以汲取多样化的表现方式、语言艺术。同样，文学从史学中不但可以找到丰富的素材，而且可以得到历史观的启示。史学和文学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一）史学和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史学和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中两个不同的部门，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历史科学是一门须要实证的科学，必须从历史既有的事实出发，正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进程，严格的保持历史的真实性。
人们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说明了史学的基本特点。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事实的叙述或记录，它认识的反映社社会生活，需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经过艺术的集中概括，在创作过程中，允许虚构、想象和夸张。不言而喻，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同于史著《三国志》中的曹操，白居易《长恨歌》中描写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也不同于新、旧《唐书》所记载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史学务求真实，文学可以虚构夸张，这是二者的基本区别。
史学和文学尽管有不同的认识方法和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二者又具有某些共同之处。首先，史学和文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文学艺术既不是某个作家个人天才、灵感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超然于现实之外的绝对理念的体现，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需要深入社会生活，收集各方面的素材，这以后虽然要经过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加工，但并不抛弃原有的素材，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总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史学要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需要深入历史实际，收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大量资料，然后经过抽象思维，进行逻辑加工，从而展示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二者所反映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次，史学和文学在思维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也有某种一致性。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人类两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文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以形象思维的方式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用语言塑造形象艺术。由于这一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创作实践中，文学在形象地描绘社会生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学语言对于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乃至刻画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具有丰富的表现能力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史学要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一方面要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要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面貌，包括叙述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政治变革和战争过程，等等。因此，在史学的认识过程中，除了逻辑思维外，也包含着形象思维的若干特征。历史研究既需要运用抽象思维的方法，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引出抽象的结论，以理论的形式表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也需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运用文学语言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形象地描绘历史人物的面貌、行动、对话，从而使历史的发展过程表现得更加鲜明生动，有血有肉。以上相同和一致性的方面，就把史学与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古代有着文史不分家的长期传统，有不少文学家往往同时又是史学家。他们既搞文学创作，又写历史著作。例如，孔子、司马迁、班固、沈约、欧阳修等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因此，所写的史学著作都表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具有文学价值。而人们评价一部史学著作的高下，也往往是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的标准加以论述的。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历史和文学最巧妙的结合，因而被鲁迅先生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是汉代的赋家，他著的《汉书》与《史记》齐名，世称‘史汉’，在语言艺术和写人叙事方面也是笔墨丰赡，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所著史书文笔洁净，属辞简要，也为人们所称道。中国的史传文学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与文史相结合的传统分不开的。”
（二）历史研究必须借助文学
由于一定时代的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性质，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通过艺术的形象，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经济、政治状况，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由于文学本身的特点，它能够通过艺术的形式从多方面来展开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甚至于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历程，细致地再现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发展趋势，这些丰富广泛的社会内容往往又是历史记载中难以见到的。因此，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史学提供研究历史的材料和见解。
恩格斯说：18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的话对于其他的文学作品也是同样适用的。例如，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产生的大量文学作品，它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表现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的歌颂和赞美，有的暴露或讽刺。但是，不管其内容有多么复杂，它们都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社会历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唐诗和唐人传奇所展示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唐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生活，尤其是杜甫、白居易的诗篇，素有“史诗”之称，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官方史书里难以发现的。《醒世恒言》等小说所反映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内部的雇佣关系和生产情况，对于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济史料。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杨之的《洛阳伽蓝记》就是如此。
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分不开的，它是一定历史的时代现实生活的直接或曲折的反映。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诸如绘画、雕塑、建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也为史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而且由于艺术作品具体性和生动性，它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具有其他史料所不能代替的特点。例如，原始人刻在劳动工具、石板和洞穴岩壁上的各种图画、雕刻等，对于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史的生产和生活，无疑是一种珍贵的史料。奴隶社会的建筑物如埃及的金字塔，既显示了古代埃及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当时所达到的科技水平，又是法老实行奴隶主专制统治、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和奴隶的见证。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反映了这一时期文艺的繁荣，近代的历史图片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场面和历史人物的形象记录。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史学的内容，而且运用到史学著作中，也可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根据文字作品反映的内容，文学为史学提供历史资料，大体可分二类：一类是史家把文学作品中与史事、人物有比较密切联系的诗歌、谣语、文章等直接采入史学著作，以丰富史学的内容。例如，司马迁在《史记？绛灌列传》中引证“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的民谣，以说明当地百姓对灌氏家族横行不法的愤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写杨贵妃得到唐玄宗的宠爱，记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的民歌，讽刺了杨贵妃的专宠败政；现代史家也往往喜欢用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说明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载文如《史记？屈贾列传》记载了屈原的《怀沙》、贾谊的《鹏鸟赋》，《司马相如列传》载其文学代表作《子虚赋》、《大人赋》；《梁书？范缜传》收录了唯物论思想家范缜杰作《神灭论》。另一类是利用文学作品证史、补史。古代史家运用诗文证补史事，不乏其人。近人陈寅恪一方面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反过来又以诗文证史。他写有《韦庄‘秦妇吟’校笺》、《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无白诗笺证稿》等，都是以诗歌证史的成功之作。在利用唐代传奇小说方面，他采用陈鸿祖《东城老父亲》所写“长安少年有胡心”的材料，以证天宝后长安风俗渐染胡化；通过考释元稹《莺莺传》写的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分析唐中叶以后社会门第和道德观念的演变；征引李复言《续幽怪录》中《辛平公上仙》的一段故事，揭示为官修史书所讳言的唐后期宦官专权以至谋害皇帝的宫廷隐秘，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现在，利用诗文证史已经为史家普遍采用，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方法。
文学作品可以为史学提供历史资料，但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它已经过作家的再创作过程。因此，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虽然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已经不是自然形态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过的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尤其是虚构成较多的小说之类，需要经过史学家的鉴别、抉择，在研究过程中做到去伪存真，弃虚留实，然后才能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梁启超曾说：“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中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种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梁启超这里说的“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及其举例，说明了文学作品既有“非事实”的一面，又有“事实”的一面，这实际上牵涉到文学作品中个性和通性的问题。人性即文学作品中具体人物，往往是虚托的，而通性即人物、背景的典型性，则是真实的。那些典型性的部分内容，尽管不能成为史学中一时一地的历史事实，但却可以提供某一时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的材料，但却可以提供某一时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的材料。因此，对待文学作品，在具体材料的运用上，需要史家具有真知灼见，善于鉴别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抽象，从中发现反映客观历史真实材料，从而起到为史学研究服务的目的。否则，不考虑文学本身的特点，视创作为写实，就不免混淆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区别。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斗争的发展，在文学上形成了某种思想倾向和潮流。文学流派的产生，文学主张的提出，文学的演变，对于史家也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在这方面，文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一般有两种表现：进步的文学思潮和优良的文风能够促进史学的发展。例如，《左传》的文体与东周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有直接关系，司马迁的文风不仅继承了《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史学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了《诗经》、《楚辞》以及诸子散文的各自风格，把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从而创立了传记文学的典范，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历史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特征的刻画，战争过程的描绘，历史场面的再现等方面，都达到了辉煌卓越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与文学的积极影响有关。反之，落后的文学思潮和不良的文风则对史学产生消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朝着形式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齐梁以来，骈体文学兴盛，文辞日趋华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浮艳文风。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不仅文学家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使文学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而且流风所及，当时史书的文辞也注重藻饰，讲求对偶，一般修史的人，“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杳，不知所载。”甚至史书的论赞也“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造成了“文不文，史不史”，华而不实，浮艳轻靡的恶劣倾向，严重地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阻碍着史学的发展。另外，文学思潮对于史学体裁的采用也有一定影响。例如，明代中叶以后，在文坛上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他们高标“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旗帜，创作上主张模拟因袭，声势很盛。这种文学上的复古之风影响到史学上，便是促进了传记体史著的特别发达，明代撰写传记之风再度活跃，这种文学思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对于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史学对于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所叙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它所达到艺术成就为文学吸收融会，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史记》中许多动人的戏剧性的故事，直接成为元、明杂剧与传奇题材的就有十余种之多。《三国演义》从陈寿《三国志》脱胎而来，更为大家所熟知。《左传》、《战国策》、《汉书》等史学著作在写人、叙事、言情、状物各方面，都表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对于后代的散文发生不小的影响。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归有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的散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它们的影响。历史观的启示也开阔了文学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加深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使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艺术形象更具有典型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更为深刻，更加广泛。这也是史学和文学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文史分家是学科分工细密的结果，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史学领域内文史结合有长期传统，更因为史学与文学在思维形式、语言运用上的某种一致性，二者又难以截然分开。古人早已认识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学三长”理论，其中的“才”，就包含着文学表达的能力。他把“才”作为史家必具备的条件之一。在中国古代，如前所论，不仅许多文学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一般史学家也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资治通鉴》成为脍炙人口的历史巨著，和司马光深厚的文学修养显然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个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但是历史工作者在精通历史的基础上，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这完全是必要的。历史本来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史学家的文学修养愈高，他写出来的史学著作就更加精彩出色，引人入胜，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写出来的史学著作和文章就不免枯燥乏味，苍白无力，也难以达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目的。因此，加强文学修养，依然是当前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