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二者彼此渗透，相辅相成。历史地理学由史学的辅助科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由于在研究对象、历史资料、研究方法上与史学均有部分重叠、相互交叉之处，因此依然和史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历史地理学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它本身的发展也有赖于历史学。
（一）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密不可分的历史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各个历史的地理及其演变的科学，它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历史地理学按其研究内容，可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与历史地图学。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历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研究疆域政区和山川地名演变为主的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发展最早、历史最久的，它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一向为历史学家所重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直作为史学研究中重要的辅助工具，并属于历史学的一部分。在中国目录学的传统中，都把地理著作列为史部，这种史、地不分的情况，正是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紧密联系的反映。
沿革地理是适应史学研究的需要而兴起的，我国版图辽阔，历史悠久，特别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历代王朝更相递？，疆域范围时有消长，行政区划每多变迁，加以城镇的兴衰，地名的更替，河流水系的迁移等等，错综复杂，头绪万千，正如《宋书？州郡志》所说：“地理参差，其祥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这种情况就给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带来很大困难。而且，旧史学着重在追踪政治统治的变迁，而土地、人口、财富历来是封建统治政权的标志，是历代统治的基础和内容，因而这方面也就成为旧史学不可分割的部分。以《汉书？地理志》为滥觞，我国古代的许多正史都有“地理志”（或称“州郡志”、“郡县志”），记载各历史时期的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兼及山川、风俗、物产。自南北朝以来，不少史家很重视地理的因革变迁，往往兼载其前代的地理。如果将它们连缀起来，便是很完整的沿革地理资料。这些资料以后便成为探讨各个历史时期地理沿革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沿革地理也在这种情况下孕育、成长。早在公元1世纪，刘向就写过疆域的著作名叫《域分》，为疆域地理志创立了端绪；朱赣著《风俗记》，又开了地方地理志的先河。此后又由以上两者分化出山川地理志。这三种地理志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论述古今地理沿革的三大系统。唐宋以后，不少学者都注意把古今地理变革连贯起来加以考察，例如唐代杜佑《通典？州郡门》就载述了历代的沿革废置。从北宋开始，沿革地理成为专门之学。北宋临川布衣吴？，有《历代疆域志》十卷。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的“地理略”，其中有通考历代沿革的，如《历代封畛考》，有专考一代的，如《开元十道图考》。后来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舆地考》承其余绪，内容更为丰富精审。清初顾炎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叙述了各地风俗民情和生活状况。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因革变迁，详列山川险要，形势利害，更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沿革地理名著。沿革地理尽管成为专门之学，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并没有脱离史学，而是长期作为史学的附庸而存在，并且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研究历史、学习历史服务的。例如，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就是为注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作的。沿革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的命名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顾祖禹在凡例中说：“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故日《读史方舆经要》。”顾氏明确标出历史为“向导”，方舆为“图籍”，正说明他的写作宗旨是和史学密切相联系的。这种情况，中外是一致的。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地理学也并没有分家。17世纪的克留维尔（P。cluver）写了《古代日耳曼》（Ge rma nia Antiqua）和《古代意大利》（Italia antiqua）两部著作，就是把地理学当作历史学的治史工具和辅助学科。
历史地理学只是到了近代才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1936年成立“禹贡学会”，是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粗具雏形的标志。学会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的专门研究者，为以后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打下了基础。中国历史地理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在，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突破了以疆域沿革为主的旧框框，开拓了广阔的新领域，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新发展。
尽管历史地理学由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内在联系，它们在研究对象、历史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部分相同，决定了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不仅仅历史学离不开独立的历史地理学，需要运用它的成果来丰富历史研究；同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不能脱离历史学，仍然需要借助于历史学的成果来充实、提高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
（二）历史地理学和历史研究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需的物质前提。人类在地球表面的一定区域居住和生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也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下进行的。地理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又是人类实践的对象。恩格斯说：“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影响和改造着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均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之中，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在地理环境作用下，也会加速或延缓其发展进程。地理环境能够通过生产劳动而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并进而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发挥作用。因此，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矛盾运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具体影响，和人类社会活动对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后果，它对于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就具有密切的联系。
地理环境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地区，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展开的。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不仅要有严格的时间概念，而且必须具有空间上准确的地理概念。但是，时间是变化的，不仅历史自然地理发生着沧海桑田的变迁，而且由于历史的发展，政治地理面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处处牵涉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影响到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因此。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也是与历史学血肉相连的。
历史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发展规律。人类的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地貌和气候，动物、植物等都在或快或慢地发展变化。例如，今日的华北平原已经不是《禹贡》的作者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写过的那样。十六国时赫连勃勃在兴建夏国都城统万城时，附近一带还是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地方，而至10世纪末叶，却已“深在沙漠”之中。至于海岸的推移，火山、地震的发生，河流的改道、迁徙，湖泊的涨缩、游移，都造成了自然环境的局部性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引起的，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如黄河河道的变迁就与破坏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有密切关系。这就牵涉到历史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自然地理变化虽然比较缓慢，但是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或人类在某一地区的活动，尤其是其中变化比较快的河流湖泽，由于和人类生活、生产豆油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更是如此。而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某些局部的变化，也不断促使人类去解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因此，地理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条件，历史自然地理对它的变化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程度的研究，也就成为史学研究的客观基础。
历史经济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工农业生产的布局及其变化规律，包括历史人口地理和城市兴衰、交通路线变迁、各地开发过程，等等。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有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原因，又与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具有密切关系。地理环境不仅提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影响到生产部门的分布和发展方向，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变化往往造成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生产布局或结构的特点。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对地理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如土壤、矿物等的需要和利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工农业生产布局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在历史上，不仅经济开发的先后不一，而且生产配置、发展快慢与内部结构也有很大区别。历史经济地理对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背景和发展演变基本特征的具体阐述，与史学研究中的经济史有密切联系，而且与一般历史学也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在古代黄河流域是最富庶繁荣的地区，长江以南地区则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唐、五代以来，南方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并出现了如杭州、苏州、明州（今宁波市）等著名工商业城市，而黄河流域经济萎缩，一些城市如邯郸、临淄、洛阳等也随之衰落。为什么这一时期南、北方的经济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变化的程度、速度怎样？引起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历史经济地理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历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历史人口地理、交通路线的变迁等也是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课题。研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其中的某一阶段，人口的数量、质量和分布情况都是对当时社会进行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是决定社会财富规模以及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口的数量、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对某一民族、国家、地区的生产力往往起重大作用。因此，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它的变化发展必然影响社会物质生产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人口地理学对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质量、构成，人口分布和迁移，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分析研究，就可以帮助史学比较精确地把握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重要的交通路线，是人类在一定的地理条件下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命脉，并且常常与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相联系。因此，对于历史上重要交通路线的研究，是有助于弄清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因而也是史学所需要的。例如，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是沟通东方和西方经济联系的大动脉，这条古道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过巨大作用。从汉代的张骞开辟以来，一般说来主要的路线有南、北两道。后来还开辟了经天山北路和中亚草原的“北新道”。到了十三、四世纪的元代，途经此道的商人、传教士络绎不绝，其重要性显得特别突出。通过对丝绸之路演变的研究，就有助于具体阐述它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在各历史时期所起的不同的历史作用。
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政权和民族的分布，疆域范围、行政区划等及其变化。历代的疆域沿革，行政区域的划分，山川地名的改变，都随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因素而不断变更。特别是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组成部分的行政区划以及地名的变迁，更为频繁，甚至在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内，也经常地反复地更改名称。这些变迁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常见的地理概念如山东、江左所指的范围，历代行政区划如汉州、唐道、宋路、元省的变化，郡、府、县、乡的建置沿革，历史上同地异名与异地同名的错综交叉，甲地和乙地之间领属、分合等种种复杂关系，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引起混乱。所以，了解历史地理沿革，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对疆域范围的研究也是历史政治地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历史上边界疆域，有的在今天国界之内，有的在今天的国界之外，例如，唐朝为了加强对西突厥地区的管理，先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其辖区一直到今咸海一带。清代前期，西北的疆界仍到巴尔咯什湖畔，东北也达到外兴安岭和黑龙江入海之北。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才使我国边疆的广大土地沦为异域，如沙俄帝国主义就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中俄瑷珲条约》等，鲸吞了我国西北和东北153万平方公里领土。历史政治地理关于历代疆域变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历代疆域史研究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对学习、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史都有重要意义。如通过对黑龙江口附近的永宁寺碑的考释，和对明代奴儿干都指挥司所管辖的范围及四面多个卫所设置情况的考证，就能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我国明代有效地控制着黑龙江流域，这对于研究明代疆域和具体历史是很有帮助的。
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历史地图有各种类型，包括反映各历史时期疆域、政区、政治形势、国内外战争（人民起义、民族斗争等）、中外交通、民族迁徙，以及地理环境的变迁（自然的、人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等。历史地图以简单明了、直观形象的独特方式，对历史事件的空间联系以及地理环境提供了比文字叙述更为鲜明的概念，对于我们掌握各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复杂的空间范围，形成科学的历史地理概念具有重大的帮助。因而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幅西汉帛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西晋裴秀用“制图六体”制成了《禹贡地域图》，唐中叶贾耽用古墨今朱法绘成的《海内华夷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集舆地学之大成的杨守敬，编绘刊行《历代舆地图》，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受到了历史学家的普遍重视。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互相渗透的。历史地理学有助于历史研究，同时，它本身的发展也有赖于历史学。由于各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都不是孤立的，都要受到各个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因而历史地理学研究就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进程，借助于历史知识和历史研究的成果。历史地理的研究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越来越现代化、多样化，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依靠历史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由于年代久远，传闻失实，在利用时必须经过一个辨伪存真的鉴别、考证过程，这就需要扎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和严格的史学方法。总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