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文献资料极其丰富。在这浩繁的史料中，混乱、讹误和作伪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状况孕育和催生了辩伪、考据、校勘和目录等学问。这些学问虽然没有构成完整的史料学体系，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各自都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
（一）辨伪学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各派都“往造旧说”，托古炫众。有识之士，不能不疑，并且不能不由疑而激发起辨伪的要求。《孟子？尽心篇》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可见孟子对《武成》是有所辨伪的。到汉代，从秦火里幸存下来的古书和邀赏者的伪作一齐出现，真伪杂厕，迫使学者在著书立说之前，对所用材料进行辩伪。于是，辩伪学开始兴起。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对许多古籍提出了怀疑。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其所著录的书目中，即注明“依托”、“似依托者”等个人意见。王充《论衡》中的《儒增》、《艺饰》、《书虚》、《正说》诸篇，对古书也有许多辩证。以后，隋代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唐代刘知几《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之作。宋代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郑樵、朱熹等人都著书辩伪。明代胡应麟著的《四部正讹》，辨析伪书达一百多部。清代，辩伪之风大盛，如姚际恒著《九经通论》及《古今伪书考》；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专辩东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崔述著《考信录》等等。近代，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都是有名的辨伪之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对辩伪之学，亦有所列论，并列出一个伪书及疑伪书的目录。
从司马迁的《史记》到顾颉刚的《古史辩》，中国传统的辨伪方法，主要是以文献辩文献，直到近代，由于地下遗物大量出土和西方治史方法的输入，这种传统的辨伪方法才受到冲击，不少史学家逐步采用地下遗物来辩伪订史，使辩伪学日臻完善。
（二）考据学的历史
汉代注经是考据学的滥觞。自晋以后，辩证史籍的人越来越多，如裴？注《史记》，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有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缺点，多有增补，如有异说，并录备考。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实的诋缪，多有订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到了清代，考据学大为发展。辩证史料的著述甚多，有通辩诸史的，也有专辩一史的。前者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二十二？记》。钱书主要校正原书上的文字和释训名物；王书尤重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使之关节疏通，脉络摇转；赵书侧重提出原书中的重要问题，罗列史料而予以论述。此外，通辩诸史的还有杭世骏的《诸史然疑》、洪颐煊的《诸史考异》、洪亮吉的《四史发伏》、李贻德的《十七史考疑》等等。专辩一史的书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邵泰衢的《史记疑问》、钱大昕的《汉书辩疑》、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卢文的《晋书校正》、刘寿曾的《南史校议》、李慈铭的《隋书札记》、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陆心源的《宋史翼》、厉鹗的《辽史拾遗》、施国祁的《金史详校》、李文田的《无秘史注》、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捃逸》等等。总之，二十四史几乎都有专门考据的书。
中国传统考据学所考之事局限于章句之间，烦碎细小，所考的范围大多侧重于地理和艺文。中国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也以文献考文献，虽然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方法是不完善的。这种方法用于对原始社会史料的考证，由于文献材料的贫乏和不真实，以伪辩伪，以疑证疑，结果在神话传说中兜了一阵圈子，弄得头昏目眩之后，一无所得，疑仍然是疑，伪仍然是伪，其功大半是徒劳的。对于秦以后史实的考证，随着汉晋简牍、唐人写经以及各种文物的发现，也暴露出不少错误和不足之处，需要加以修正和补充。
（三）校勘学的历史
校勘书籍起源很早，战国时就有这种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大规模的校书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成帝曾组织人力校理中秘所藏的群籍，在校理过程中，著名学者刘向初步订出了校勘的章法程式。此后，校书之风历代不衰，西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校阅典籍。东晋初年，著作郎李定又根据前代“旧簿”校定群书。宋、齐、梁各朝均有国家组织有关人员校勘典籍。隋唐时期，校书规模更加扩大。隋初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道使人搜访异本，每本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归原主。唐初秘书监令狐德？、魏征等认为“乱丧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开元年间，“又诏秘书省、司经局、诏文、崇文二馆，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以龙图阁及太清楼藏书尚有舛误而未雠对者犹有两万卷，于是令刘均、聂雷等七人就崇文院校勘。明清两代，国家校书规模空前，明代编纂《永乐大典》与清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校勘典籍取得很大成就。校勘学至清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时期。卢文、黄丕烈、孙星衍、何焯、惠栋、全祖望、沈廷芳、戴震、钱大昕、王念孙、阮元、顾广圻、鲍廷博、罗士琳、吴骞、钱曾、段玉裁、孙诒让、张文虎、毕沅、俞樾等人，都是当时的校勘名家，他们的成就为后人阅读古籍、正确理解记载的含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目录学的历史
《汉书？艺文志》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由此可知，所谓“目”就是书的篇名，所谓“录”就是“撮其旨意”的提纲式的概要。目录学是随着文化典籍的不断积累，因整理的需要而自然产生的。我国文献目录学起源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别录》与《七略》，班固仿效其体例，总录东汉及其以前的群书，作《汉书？艺文志》。以后，历代史家都损益班例，于正史的编制中，辟图书目录一栏。如《隋书》、新旧《唐书》，均有《经籍志》，《宋史》、《明史》均有《艺文志》。此外，还有无数目录学著，其中有由政府指导撰写的，如宋代的《崇文总目》，明代的《文渊阁书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总目》等；还有大量私家编纂的，如晋荀勖的《四部》，宋王俭的《七志》，梁志盼、殷均的《四部目录》，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明焦？的《国史经籍志》等等。我国目录学著作的分类方法，不外乎两种，即西汉刘歆开创的七分法（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和《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经部、史部、子部、集部）。
综上所述，辨伪、考据、校勘和目录之学大多从秦汉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学问是经学，论证经典，解释经典是辨伪、考据、校勘和目录密切协作之学的主要任务。受经学影响，整个封建社会还没有一个人能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辨伪、考据、校勘和目录之学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总结，使其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