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之
唯美而高蹈的姿势都无法令人尊敬，不少作家错误的信心、对现实的误解、无法与现实挂钩、内心与周围一切脱节，无疑都使一些凝视的和更为准确的眼睛，怀着恐惧对这种盲目掉头不顾。
——伊利亚斯·卡内提
《张爱玲学》初版自序曾记陈子善教授建议安排出大陆版，因我执意不得顺应情势更动文字而作罢。子善兄宽宏大量，未因此而怪罪。
稍后我与陈器文教授讨论此事。器文姐于二〇〇三年四月六日来信，要我耐心待变。句句是理：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这是大陆作家莫言在他《天堂蒜苔之歌》的卷首题言。……周英雄与王德威二人为莫言也写过许多序论，看来是十分激赏的。他的《天堂蒜苔之歌》及相关著作《酒国》、《十三步》等等对官僚的批判十分尖锐，初看令人诧异，却也相安无事——所以，我想，会不会比我们大家想象的要好些呢？此地某些意识形态强烈的人，对张爱玲之被视为“台湾作家”并不以为然……所以，你的书如果能简体出版，是别有意义的，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也理解入境问俗的必要。书籍以不同版本适应区域差异，确是中外皆同。举个浅显的例子：英国青少年科幻小说《哈利·波特》在美国发行，就特别根据美式英语习惯而略为变更。比如说，英文字睡衣在英美两国用字不同，就得换字。
所以我同意大陆版因法令或社会整体环境不同而修改本书内容。然而为慎重起见，所有变动都经过台湾麦田出版社审核。大陆版实为海峡两岸出版社求同存异的结果。我希望种种妥协之后，本书仍然拓宽大陆张学讨论的平台，展示文学析赏的新角度。大陆读者不必同意本书所有论见。我期盼本书析梳方法与思辨领域间或异于现存大陆张论，读者因而体会到文学意见繁复多面的种种可能。或对错或高下或扯平，各人结论可以不同。本来那就是文学令人着迷的原因之一。
在我从迟疑难决到乐观其成的转折过程里，麦田责编吴惠贞小姐始终支持，未曾为难或勉强。真好。
重点总归是张爱玲文学。多本张论，说不定可以增加读张谈张的兴致。说不定。
上海“孤岛”与“上海孤岛”
——抗战期间张爱玲的写作环境
当然，文学术语无法精确完整，
一如科学术语；
然而它们相对的精确度，
亦是文学讨论之所必需。
——颜元叔《西洋文学术语丛刊·序言》，收入丛刊的二十本书里，台北黎明文化，一九七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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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岛”有明确时空范围。全民抗战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孤岛”时段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开始，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海租界全面沦陷为止；空间则以上海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英美控制）两个地区为限。
这种提法见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柯灵《关于“孤岛”文学》收入《柯灵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页一一七一～一一七二。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见此书《编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四三八。以及一九九四年八月杨幼生、陈青生著《上海“孤岛”文学》见此书页一，上海书店。其他相关著述还有，基本定义似乎皆同。租界四面楚歌，与宗主国隔离，所以成为“孤岛”。
上海“孤岛”措词着重于上海租界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客观情势，“孤岛”反日的文化活动并未完全终止，与大后方隔离并不彻底，所以柯灵《致读者书——陈青生编〈“孤岛”作家书信集〉代序》特别指出：孤岛不孤收入《柯灵六十年文选》，页九七七。有关“孤岛”抗日活动，可参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陈丽凤、毛黎娟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六章：《在“孤岛”中坚持抗日》，页四四七～五三七。
这个观念在台湾也露过面。郑树森《张爱玲与〈二十世纪〉》提到“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进入上海租界；原来‘孤岛’文化界及电影界，完全落入法西斯统治”收入郑树森编选《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一九九○年十一月，页四四。，就是沿用上海“孤岛”的界说。
值得注意的是，不计包括《天才梦》在内的诸篇少作，张爱玲进入文坛应自一九四三年算起。不论张爱玲当时是否住在租界区内，就时间而言，张爱玲作品显然不属上海“孤岛”文学的范畴。所以上海“孤岛”并非张爱玲写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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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岛”的定义较笼统，似乎只出现于张爱玲文学研究，运作范畴较小。时段大概自一九四三年张爱玲头角峥嵘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空间指整个上海。这个提法的目的之一与主要贡献，在于凸显张爱玲当时的写作环境不能公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实。时段不能早于上海全面沦陷，因为全面沦陷之前，上海文化活动多少仍能抗日。
大概唐文标率先用此称谓。《张爱玲早期作品系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前》尾句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张爱玲“因而也结束了日据下上海孤岛的文化生活”收入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台北联经，一九七六年五月，页一四八。证诸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的撰写》的态度收入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台北麦田，一九九九年，页四一三。陈芳明以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第一篇小说《第一炉香》那年为“上海孤岛”起始年份，不知是笔误或排校疏忽，订为一九四二，应为一九四三。根据郑树森《张爱玲与〈二十世纪〉》，该年也是张爱玲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撰稿的唯一年份，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页四二～四四。皇冠版《华丽与苍凉》（一九九五年）所收《张爱玲年表》，说张爱玲于一九四一年在《二十世纪》发表文章，大概是错的，见该书页二八七。，时间的长度似已冲淡了唐文标借此术语而展现的责备，代之而起的是了解。
一九八四年柯灵《遥寄张爱玲》明言读过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前引唐文标“上海孤岛”的文字就见此书。柯灵必然知道“上海孤岛”与他亲订的上海“孤岛”有别。他不沿用唐文标的术语，不予辩解，反而为张爱玲在上海的写作环境做了以下按语：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收入郑树森编选《张爱玲的世界》，页一二。《遥寄》善意回应唐文标《张爱玲研究》。两人于一九八四年一月在香港见面。同年四月十二日唐相当恭敬致柯信谈张。同年十一月《遥寄》定稿。见柯灵《文苑漫游录》，香港三联，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页六一～六四。
这段说词过于简短，易生误导。我们必须注意两点。其一，“上海孤岛”的独特性仍有待学者进一步确认。抗战期间中国沦陷区颇广，除了上海，沦陷的大城还有北平、天津、南京等。上海文化活动或许与众不同，但是在诸城比较的脉络里如何凸显，迄今仍无学术报告。仅靠柯灵一人扳着指头计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与大后方隔离以及不能公然抗日等沦陷区的共通性之外，指出上海专具的特质，才能够为它的唯一性结案。
其二，“上海孤岛”字面所影射的隔绝有其明显限制。这个时期张爱玲文学在文化跨越、信息流通、思维方法各方面，并无与世绝缘的现象。何杏枫曾指出张爱玲写作常具跨文化的中介姿态：“写于上海的文化评论是‘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写于香港的小说则是为上海人阐释香港人。两者同样带有以陌生化眼光观察自身所处地，并向他人作翻译解码的意味。”何杏枫《“谑而虐”析论——并谈张爱玲的翻译因缘》，收入黄德伟主编《阅读张爱玲》，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一九九八年，页二○八。此文所举例证为一九四三年为上海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撰稿介绍中国文化，以及自称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都在抗战胜利之前的上海沦陷区完成。中介的本质是搭桥筑路，以利沟通，实为闭塞之相反。
柯灵这句话较需析释：“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此处“新文学传统”可做二解。其一，以文学来外抗强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爱国传统。此为超越党争，偏重文学功能的观念。与白话文小说类似，皆非始自五四运动，实为承先启后的新文学传统。其二，即反帝反封建，以及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的无产阶级文学。我们确知柯灵所体认的新文学传统不限于这第二义，可是不能排除这种意含的可能性。古苍梧《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的上海》虽然未能摆脱左派观察《秧歌》、《赤地之恋》的盲点，却能借助刊物研究，看出上海沦陷时期文坛的繁复与创作的自由。他认为柯灵所指的新文学传统，“是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感时忧国，类似古典文学中‘载道派’道德主义、功利主义的传统”古苍梧《今生此时今世此地》，香港牛津，二○○二年，页五六。
然而以上两种诠释任择其一，上海沦陷区仍旧与“新文学传统”藕断丝连，并非“一刀两断”。柯灵自己曾于《关于“孤岛”文学》清楚交代，上海沦陷区与全民敌忾同仇的心情并不完全隔离。他把上海抗战期间分为三个阶段，即自八一三至国军撤退、上海“孤岛”以及从全面沦陷到抗战胜利：
……此后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完全沦陷。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依然在继续，并不是“汉奸文学”的一统天下。遭日本宪兵队逮捕的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在许广平、夏丏尊以下，不下十余人；但没有一人屈服于敌人的淫威，表现了中国人民可贵的民族气节。这第三个阶段，到抗战胜利为止，有三年半以上的时间。这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特点，但是一脉相承，互相衔接，构成上海文学界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阶段的全貌。收入《柯灵六十年文选》，页一一七一～一一七二。
关键词眼在“并不是‘汉奸文学’一统天下”，以及“一脉相承，互相衔接”。可见《遥寄张爱玲》所言，“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失之过于简略。
抽刀断水水更流。抗战胜利以后出版《传奇》增订本（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撇清汉奸嫌疑。《中国的日夜》发表于《传奇》增订本，了解这篇散文出现的客观情势，我们或能体会作者借此强调自己的中国性，为抗战胜利兴奋与骄傲，也为抗战期间不能公然表态抗日而懊恼。
飞蛾投火的盲目与清醒
比较阅读《金瓶梅》与《第一炉香》
那小妇人年纪还只十九岁，
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兵所占有。
老兵原是一个烟鬼，虽占有了她，
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
至于小妇人呢，
人太年轻了点，对于钱毫无用处，
却似乎常常想得很远很远。
——沈从文沈从文《湘行散记》，收入《沈从文作品经典》第四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一版，页一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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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说过《红楼梦》与《金瓶梅》是她自己“一切的泉源”，坊间不乏专文评析这两部章回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然而有关《金瓶梅》与《第一炉香》之间的交接则一直乏人讨论。这项忽略很可以说明研究《金瓶梅》与张爱玲传承并不容易。而其艰难的原因之一，正是张爱玲出污泥而不染的优点：她完全摆脱了《金瓶梅》直描肢体器官、渲染动作的淫乱兴趣，所以不曾细读这两篇小说的读者总以为它们河水井水，毫无关联。
如果我们留意到一般人在公开场合对《金瓶梅》保持距离的态度，就可以了解张爱玲上追《金瓶梅》实在勇敢而诚恳。乐蘅军把《金瓶梅》这种特殊处境说得很清楚：“其实文人士大夫读之者亦多，但要进一步来研究评赏，就使人噤口裹足了。”见乐蘅军《从水浒潘金莲故事到金瓶梅的风格变易》，收入《古典小说散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版，页一○一。《红楼梦魇》出版时，张爱玲五十七岁。当时已享誉文坛，完全没有必要以违心之论来惊世骇俗一番。
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己坦承师法《金瓶梅》的小说家实不多见。所以孙述宇推崇此书为“小说家的小说”，仅能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举例说明《金瓶梅》对它们的影响，并没有找到小说大家直言师承《金瓶梅》的例证见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一九七八年二月初版，页一一五。。孙述宇的那些论证固然精要，却不如张爱玲现身说法那样直接有力，肯定了《金瓶梅》在猥亵之外的艺术价值。
确言《金瓶梅》对《第一炉香》产生影响，最好能证明张爱玲在《第一炉香》之前就已读过《金瓶梅》。可惜现存文献不能直接地满足这项需要。我们知道她八岁时念过《西游记》（《私语》）和《红楼梦》（《论写作》）——《忆胡适之》又说她十二三岁第一次读《红楼梦》——可是她始终没有记录初涉《金瓶梅》的年纪。《第一炉香》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曾经援引《金瓶梅》的四篇散文都发表于《第一炉香》之后：《论写作》（一九四四年四月）、《童年无忌》（一九四四年五月）、《自己的文章》（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国人的宗教》（一九四四年八月）。《自己的文章》说《连环套》受到《金瓶梅》的影响，《连环套》（一九四四年一至六月）也发表于《第一炉香》之后。不过那四篇散文以及《连环套》，都与《第一炉香》发表的日期相去不远，所以她实有可能在《第一炉香》之前就读过《金瓶梅》。但是基本上，我们只能根据那句“一切的泉源”的话，猜测她很小就涉猎《金瓶梅》。
虽然无法从作者自述或作品发表时序来咬定《第一炉香》之前她已赏阅《金瓶梅》，我们仍可以在两者的文本里辨明它们的牵扯。本文第二节不但呈现这项追本溯源的寻求，而且进一步为《第一炉香》最引人入胜的问题——为什么人会自愿从娼——提供一个文化脉络的、与前不同的解答。
如果本文第二节所举《金瓶梅》对《第一炉香》影响之例证可予采信，则后者自外于前者的部分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入乎其内只是沿袭与同意，出乎其外则是挣脱与自立。前文已提到张爱玲小说扬弃了《金瓶梅》的淫乱文字。本文第三节将进一步说明《第一炉香》避免了《金瓶梅》因果报应的罪与罚的观念，借由自觉能力来呈现自愿从娼的心理历程，添增了个人自我的重视。
本文第四节将进一步简要说明张爱玲小说方法与题旨的多样性，不限于《第一炉香》对《金瓶梅》的传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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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炉香》俯拾即是对《金瓶梅》的投射。我们先提三个次要的观察。其一，作者暗示过，葛薇龙在重复一项过往的人类经验。姑妈梁太太比拟为“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的“小型慈禧太后”，她的房子，“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葛薇龙在梁太太家住的房间里有个衣橱：
衣橱里黑沉沉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