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分大概属于中等偏上，并不是那么聪明，我之所以有今天这般些微的成功，首先要归于我的勤奋和长期不懈的努力。人生之路，走得快不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别人停顿的时候你还在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走到前面去了。
—杨雄里
杨雄里，1941年生于上海，生理学家。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1963—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工作。1982年获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学术博士学位。1985—1987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贝勒医学院从事合作研究。曾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973”项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生理学报》主编，《中国神经科学杂志》主编。现任Progress in Neurobiology编委，《辞海》副总主编。长期从事视觉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 250余篇，被国际学术界评论“对视网膜功能的了解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06年当选为世界科学院院士。曾获多种荣誉和奖励。
西装革履，举手投足间尽展绅士风度；和蔼可亲，一言一行中皆显医风师德。认识杨雄里院士的人，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是上医的老师将我引入生命科学之门
“是上医的老师将我引入生命科学之门。”谈到选择生物学作为终身事业之时，杨雄里这样说道。
原本杨雄里对生物学毫无兴趣，一心以成为物理学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8年，杨雄里考入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由于当时学校刚刚建立，缺乏师资条件和实验设备，按中国科学院的安排，在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进行联合培养。机缘巧合，杨雄里在上医开始了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这也为他之后进行生命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上医学习的这两年，点燃了他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热情。
直至今日，杨雄里对上医当年的老师仍然记忆犹新。知名生理学教授张镜如当时还只是一名青年讲师，但已非常受学生欢迎。张老师上课从来不用讲稿，能够运用生动的表述方式将严密而又枯燥的医学知识娓娓道来，让学生赞叹不已，这也对杨雄里之后的演讲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他当时属于所谓“拔白旗”的对象，备受折磨，但即使是在批判会上，坐在后排，也依然保持着英国绅士般的优雅与从容。生理学的徐丰彦教授、解剖学的郑思竞教授……杨雄里列出了一长串名字，正是这些前辈，逐渐让他下定决心：以生命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直到今天，每当在校园里偶遇当年的师长，杨雄里恭敬地执弟子之礼，让老师们感动不已。
上医的严格与严谨让杨雄里印象深刻。当时没有多媒体设备，老师们用板书和教学挂图、模型等粗陋的教学工具讲课，但是讲得清晰透彻、深入浅出。考核的方式也别致，比如组胚考试，除了书面答卷外，还需要在显微镜下辨认 5张切片中的组织或细胞结构。当时采用的是“一票否决”，即使读错一张片子，哪怕书面答卷再完备，也与 5分无缘（当时采用的是“五分制”）；再如，生理学考试采用笔试和口试相结合的方式，杨雄里清楚地记得自己抽到的口试题目正好与视觉相关，冥冥之中注定了他的一生与视觉研究的不解之缘。虽然正值“大跃进”时期，长期的工厂、田间劳作和编写《正常人体学》（把生理学、解剖学、组胚学、生物化学整合成为一门课程）的所谓“教学改革”耗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对于专业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并未懈怠，都在暗中较劲。晚饭后，图书馆、教室，乃至饭厅人满为患，特别是“在饭厅自习”成为那个艰苦年代的一道亮丽风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 5分的同学越来越少，最后留下的，便有了无上荣光，这其中便有杨雄里。至今，他仍保留着当年的成绩册，泛黄的成绩册珍藏着艰辛岁月的痛与喜、苦与乐，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艰苦磨砺了坚韧和不屈，此后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品质成就了杨雄里。
路走得快不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别人停顿的时候你还在走1963年，大学毕业后，杨雄里正式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一员，踏上了视觉研究之路。当时，他的启蒙导师 —刘育民教授给了他两部英文专著《眼生理学》和《眼睛》，为他打开了通往视觉王国的大门。这两部专著也成为他日后从事视觉神经机制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
1980年，杨雄里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东渡日本，在国立生理学研究所视觉研究室进修。他应用细胞内记录和染色技术，对视网膜水平细胞的光反应特性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凭借这些成果，以及扎实的学术背景和良好的外语能力，短短两年内他就获得了日本学术博士学位。
“信书，但不尽信书，凡事独立思考。”这是杨雄里尊奉的信条。杨雄里在读书、查文献时非常注重理解和思考，努力形成独立的见解；也正是这一科学精神，使他能够打破传统观念，发现常人忽略的规律，从而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地开拓创新。
“勤奋和执著”，他一直这么评价自己，“我的天分大概属于中等偏上，天资并不是那么聪明，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当然因素很复杂，但在我看来，首先应归于我的勤奋和努力。人生之路，走得快不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别人停顿的时候你还在走，几十年如一日，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走到前面去了。”
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杨雄里更加清楚地看到，走向远大目标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艰辛的道路。科学需要一个人全部的聪明才智，宽厚的知识背景，严密而又清晰的逻辑思维，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在艰难困苦中有百折不挠的顽强韧劲，以及甘为科学奉献一切的献身精神。这些品质在杨雄里的身上无疑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杨雄里觉得，人的一生中一定要设立一个目标。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学部，评选学部委员（即院士），并明确规定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家终生的最高荣誉。当他知道这个称号时，还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但他把成为学部委员作为自己的长远目标。“谁都很难说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坦率地讲，我确实是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地往前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走了整整 36年时间。”他感慨而又自豪地说道。
我的事业在祖国
1982年，杨雄里学成归来，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开展了视网膜中神经信号传递的调控机制的研究。1985年9月，受视网膜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 Dowling教授的盛情邀请，杨雄里飞赴美国，来到了哈佛大学著名的生物实验室，探索他们共同观察到的视锥信号“暗压抑效应”的机制。1986年底，他南迁至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与 Dowling教授的学生、视网膜研究中的后起之秀吴淼鑫博士合作。在美国的两年多时间，以及随后绵延 10余年的合作研究，杨雄里收获颇丰，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PNAS、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国际著名杂志上。
正当杨雄里在美国开展的研究工作处于高潮之际，接到了来自祖国的召唤。1987年5月，杨雄里在贝勒医学院收到了上海市科技党委写来的信，正式通知他回国担任上海生理所的第三任所长。杨雄里没有任何犹豫，同年 12月，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欣然回国。
“我的事业在祖国。”杨雄里怀着真诚朴素而又坚定的语气说道。“我是中国人，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是没有理由的。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国的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
当时，杨雄里在美国的薪水是国内的 100倍，“从经济上讲，我可能损失很大，但我觉得，对人生而言有更重要的东西。”
1988年1月3日，时任上海市科技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的陈至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联席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科学院任命杨雄里担任上海生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的决定。那一年，杨雄里 47岁。从此，除了日常的科研工作之外，杨雄里还需要忙于处理生理所的各项事务，推动所内的学术交流和提高科研水平，努力扩大生理所的影响。
杨雄里很快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应用免疫细胞化学技术、电生理技术药理学方法，对视网膜中信号传递、调控的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性成果，曾获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上海市各种奖励。他是很少数的几位在本土工作的科学家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究基金资助的中国科学家之一；在对他基金申请的评论中评价杨雄里“对视网膜功能的了解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贡献”。他是中国内地第一位获得“人类前沿科学计划组织”（HFSPO）基金的中国科学家。
1991年9月，杨雄里 4年的所长任期即将届满，他原本希望自己能够还原为一个专事研究的科学家本色。然而，他在任期中所作的付出及出色的成绩，得到了同事和上级领导的一致认可。就在他连任之际，成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实现了年轻时许下的宏愿。
2000年 5月，杨雄里加盟复旦，领衔组建了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在离开上医校园 40年之后，时代的浪潮又将他冲回此岸。从青年时期走出校门，到花甲之年再次踏入学校，杨雄里与上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上医这几年中，他开始注意将自己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技术、知识和成果与临床问题结合起来，并开始取得成果，他和年轻同事们在实验性青光眼模型上对胶质细胞胶质化激活的研究成果最近发表在 J Neurosci上。最近，他在全国神经病学大会上作了报告，阐述了基础神经科学与临床神经病学间的互动，并引用了德国科学家赫姆霍茨的名言：“在科学的探索中，追求急功近利者，总是无功而返。”提醒人们基础和临床的结合需要时间和宽容，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回响。
不久前，在《大辞海》主编会议上，杨雄里再次遇到国务委员陈至立。她问杨雄里，2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学生始终在祖国的土地上耕耘。我执著的目标始终是：科研基地在国内，竞争舞台在世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竞争，努力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努力去争取国际的经费支持，以这些方式证明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这种‘承认’是由基础研究的特点决定的，与‘崇洋媚外’毫不相干。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心安理得，我觉得自己很充实，因为我一直与祖国同行。我从来没有怀疑我当时的选择。”他的语气平静而坚定。
科学和人文都很重要，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傍到访过杨雄里办公室的人都会被那个占用了整面墙的书架所吸引。
“我喜欢读书，这个习惯是从大学时就开始养成的，一直坚持了下来。 ”
而陈书种类之丰富更是让人惊叹，除了与生物学研究相关的各类中英文参考书外，还有中外著名文学作品、散文集等。
杨雄里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达到了“专业”水准，他至今仍然能够背出几百首唐诗宋词；在欧洲访问时，他可以与德国同行谈黑格尔、贝多芬，与英国同行谈莎士比亚、狄更斯，与法国同行谈巴尔扎克、雨果，与俄国同行谈普希金、柴可夫斯基……知识面之广，令国际同行惊叹不已；工作之余，他也喜欢舞文弄墨，曾经在《文汇报》“笔会”专刊发表过多篇怀念母亲、师长的散文。
杨雄里说：“科学与人文，打个比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傍。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常常需要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报告可以讲得非常精彩，也可以非常乏味。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了人文知识的重要性；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大家所能接受的语言生动地表达出来是一种艺术。在这方面我略有些优势：我对中国的古典文学、诗词，对外国文学，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对哲学，都有一定的了解，在文字和语言的表达方面有相当的把握。我想科学家首先是一个人，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也要有良好的人文背景。这两方面就像‘人’的一撇一捺，缺一不可，共同支撑起一个‘人’。”
杨雄里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熟悉五种语言 —俄语、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大学期间学校主修的俄语水平可以与已经经过长期语言培训的留苏预备班的同学竞争，甚至成绩更加优异，可以阅读高尔基、普希金的原版小说。大学三年级他利用课余时间，从三本高中英语课本学习英语。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买不到《英汉字典》，杨雄里就采用《英俄字典》，用已经熟练掌握的俄语注解英语，半年后便基本达到能够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水平。德语、法语、日语，他也是如法炮制，效果极佳。
语言天赋和知识积累让杨雄里的演讲别具特色。他在台上一坐，对事物本质、对学科发展的深刻分析，随口而出的典故篇章，令听众倾倒。可是，谁曾料想，幼时的他不善言谈，性格内向。自意识到这一点，从中学时代他就有意识地训练。如今，他显然已经成了演讲的行家。“一个人往往容易扬长避短，总是希望发挥自己的长处，这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总是‘避短’，而不是去‘补短’，那短处始终是短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弥补自己的不足，使自己逐渐变得完善起来。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必须去做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想做的事。我们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我希望年轻朋友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自己独特的形象、独特的风格，我认为这是我们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侧面。”
承前启后的中国神经科学界的一名老兵
“我只是在中国神经科学发展史上起了一点很有限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所得到的尊重要比我对中国神经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多得多。我的工作成绩与科学的‘沧海’相比，谓之‘一粟’都嫌太过。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合适位置来看，这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我尤其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注意这一点。在中国神经科学发展中我扮演的是承前启后的角色，我认为这是比较准确的定位。”
近年来，杨雄里主动请辞所有行政职务 —《生理学报》主编、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神经生物所所长、复旦大学脑研究院院长，等等，把一个又一个位置让给了年轻人；他谢绝各类学术讲坛，把一次又一次机会留给年轻人。当人们把那接替者与他相比时，他总是说：“年轻人需要机会。我在他们那个年龄还不如他们呢！在科学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科学生涯只是短暂的一瞬，适时地让年轻的同事担负起研究的重任，放手让他们去国际学术舞台上竞争，当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2011年 10月 18—19日，由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国际脑功能和脑疾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国外 15个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及国内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 10余个单位的专家做了大会报告，300多位师生参加会议。但“了解内幕”的师生都“心领神会”，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报告会，大会报告的“学术大牛”除了都是神经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拥有同一个老师 —尊敬的杨雄里老师，杨雄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助了一臂之力。这些神经科学界的中流砥柱从四面八方汇集一堂，用自己的学术成绩回报他们最尊敬的杨雄里老师，用这种特别的祝寿方式回报师恩。在杨老师婉拒了学生 65岁寿辰庆典的请求之后，到了 70大寿盛情难却的他，主导了这次特别的学术活动，神经科学界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能够借这次机会聚集在一起，开展学术交流，促进中国神经科学事业的发展，“这才是最好的礼物”，杨老师如是说。
会上，杨老师深情回忆了他的科学之路，他把自己定义为“神经科学界的一名老兵”，他把机会留给了年轻人；但同时他一再表示“老兵不死”，他还将继续为中国神经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致辞中，杨老师还深情寄语年青一代神经科学家，“科学发展在中国的土壤已不再贫瘠，科学发展的气候也不再严酷，你们可谓是生逢其时。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你们正以或将以崭新的面貌，杰出的成绩，引领风骚，为国际学界所瞩目。你们当然还会经受成长的痛苦和磨炼，但你们的成就无疑将铸就中国神经科学新的辉煌。”铿锵有力的话语感染和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听众全体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良好的生活习惯贵在坚持
古稀之年的杨雄里腰杆笔直、反应灵敏、思维活跃，一般人很难准确判断他的年龄。“我一直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半休息。良好的生活习惯贵在坚持。”他说，“不是坚持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要坚持几十年。”尽管工作忙碌，杨雄里每天还是会抽出时间锻炼身体，聊到此处，他便津津有味地向我们介绍起了他根据人体的生理学特点自创的一套主要用于活动关节和肌肉的简易健身操—他爱人戏称之为“杨氏健身法”。
杨雄里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作，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起初我的太太不太理解，不明白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为何这么辛苦，到底在追求什么？”他说，“后来我跟她讲，就让我做一些我自己还喜欢做的事情，她也就理解了。If I eventually give up， I really have no idea what I should do。”如今，杨雄里教授早上7点半到校，晚上7点半才离开，每天 12小时的工作强度让很多年轻人都有点“望而生畏”，但杨雄里却从容应对。他以硬朗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和敏捷的思维，坚守在工作第一线，做着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写论文、改论文、参与学术交流，享受工作，快乐生活。
在杨雄里办公室的书架上，悬挂着的一件亮黄的 T恤分外惹眼，小小的手印、脚印、属于外公和外孙之间的“×”（拥抱）“○”（亲吻）的暗语、或中文或英文的签名、热情奔放的“I love you”字样，这件来自孙辈的“手工脚工”礼物，杨外公视若珍宝。
从踏上科研之路到畅游视觉王国，从上海到冈崎，从冈崎到美国，再从美国回到上海，一步步，一路路，无需太多华丽的言语，杨雄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祖国、对科研、对母校，以及对家人的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弥补自身不足，渐臻完善的过程。这是一条没有止境的道路。我还将继续走下去。 ”杨雄里说。
（采写：许莉莉李航陈荪奕米文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