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也是因为他出众的智谋意识。在他初为国君的前三年中，他不理朝政，整日游手好闲。一天，大臣成公贾入朝劝谏，庄王说：“我禁止人们劝谏，你偏要来，为什么？”成公贾说：“臣不敢劝谏，只是来说个谜语。”庄王说：“你说吧。”成公贾说：“有只鸟站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动不飞也不鸣，这是什么鸟？”庄王回答说：“这只站在南方土山上的鸟之所以三年不飞，是想丰满羽翼；它之所以三年不鸣，是想借机观察形势。它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已经知道这谜语的含义了，你可以走了。”第二天，楚庄王上朝，重赏了成公贾，痛斥了那些平时只会逢迎拍马的人，并当即提拔了10个有才德的人，罢免了5个无能之辈。原来，在这三年里，楚庄王并不是一事无为，而是在仔细观察大臣们能力才干，细察孰忠孰奸。
楚庄王留给后人的还有他智保绝缨将领的故事。楚庄王设宴款待群臣与众将领，席间，令所宠爱的美人劝酒。喝到黄昏时分，已是酒酣耳热之际，突然一阵狂风吹过，宴席上所有的灯烛都被吹灭了，大厅里一片漆黑。美人正在席间劝酒，黑暗中不知被谁拽住了衣袖，她拼命挣脱，但那人又不肯放手。众人之前又不便喊叫，她急中生智，一把拉断那个人系帽子的带子（冠缨），那人急忙用手去保护自己的帽子，美人便乘机脱身来到楚庄王身边，向他哭诉被人调戏的经过，并说那个人的冠缨已被拉断，只要点上灯烛，检查一下便知是谁。楚庄王安慰她说：“请人家来喝酒，又把人家给灌醉了，酒后失礼是难免的。再说，我哪里能为了显示一个女人的贞节使士人受到污辱呢！”于是就在黑暗中大喊：“今天我邀大家来喝酒，要尽欢而散，谁的冠缨不断就是没喝足，再罚他三大碗！”群臣众将有100多人，为了讨楚王欢喜，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并喝得烂醉。等灯烛重新点燃时，众人的冠缨都断了，就是美人自己想查调戏她的那个人，也无从下手了。事过三年之后，晋国与楚国开战。战场上有一位楚国武士奋勇当先，五次交兵，五次都是第一个冲杀在前，晋兵闻之丧胆，最后楚国大获全胜。楚庄王很赏识他的勇气，但又有点奇怪，问他：“我这个人德行并不怎么样，平常又没有特别厚待你，你打起仗来为什么如此拼命呢？”那位勇士答说，“末将该死。那次宴会上酒醉失礼，大王不但不治我的罪，还为我掩盖过失，我总想找个机会报答您。常想着，哪怕是肝脑涂地，也要用颈血溅敌一身。下臣就是三年前那天晚上被美人扯断冠缨的人。”正因为楚庄王的宽宏大量和驭众智谋，他的文臣武将都齐心协力，争相效命，这也是楚国得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楚庄王在得力大臣们的辅佐下，很快就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于公元前606年率兵进逼周朝首都洛邑，问周鼎之轻重，使天下震惊。他又于公元前598年围攻郑国，迫使郑国投降。次年，楚军又大败晋军。其间。楚庄王还曾灭掉庸、舒等小国，击败过宋、陈等较大的国家。由于当时楚国在列国中最为强大，楚庄王成为诸侯的一代盟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西汉初年，谋臣陆贾与刘邦之间曾有一段对话。陆贾问刘邦何以取得天下，刘邦颇为自得地说：“乃主马上得之？”陆贾反问道：“马上得之，宁能马上治之乎？”陆贾的反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统治者在夺取天下之后能否还用打天下的那一套智谋来治理国家？能否像战争时期那样将主要智谋集中于政治军事斗争之上而忽视将主要精力与智谋用在发展社会生产之上？陆贾由此建议刘邦将注意力从“创业”转移到“守业”上来。刘邦接受陆贾建议，采取了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如果说陆贾之谋是由战争时期转向和平时期的治国智谋，那么类似赵普的“杯酒释兵权”之谋，则是封建社会天下平定后为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所不可缺少的。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对赵普说：“自唐李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何故也？”赵普对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白安矣。”赵匡胤“心有灵犀一点通”，召集大臣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饮酒，席间威胁他们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从而免除了唐代以来藩镇拥兵自重导致内乱的局面。赵普的智谋，与那种为巩固自己天下、防止别人篡夺政权而赤裸裸地、大规模地杀戮功臣、夺其大权的做法，其目的是一致的，但手段实在是高明许多。
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尽管当权者会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持稳定和长治久安，但争夺政权的斗争与叛乱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此时治国智谋的高明对于国家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取政权之后，建成、元吉集团的党羽逃散长安周围地区，其在山东的亲信还拥有重兵，蠢蠢欲动，随时可以里应外合发动新的叛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全国是否发生骚乱及政局的稳定。尉迟敬德极力反对将建成、元吉党羽及其残余斩尽杀绝的做法，他对李世民说：“建成、元吉二位元凶，既已伏诛，若再罪及余党，杀人太多，就不利于安定天下了。”李世民接受其建议，采取安抚政策来消除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一面下令禁止滥捕滥杀，一面又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赦天下，说：“凶逆之罪，止在建成、元吉二人而已，其余党羽，一概不加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奏效，太子余党纷纷出来自首。世民提出，这些人都是为主人效命的忠义之士，并当场加以释放。由于李世民采取了“使不安者自安”的智谋，成功地消除了太子残余的武装力量，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新的叛乱，稳定了局面，安定了天下。
相反，智谋不当必然会引起国家的长期动乱。东汉末年曾爆发了危及东汉王朝统治的黄巾大起义，在各路诸侯将起义军镇压下去之后，董卓业已被诛；献帝虽小亦颇有胆识，朝中文武齐备，王允、吕布、马日磾、种拂、鲁馗、周奂、崔烈、王颀、朱儁等等各事其职，山东、西凉诸侯忠于汉室者也不在少数；几位将来的乱世枭雄也再无起兵的理由；这时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上表求赦虽然遭拒，但也并无反心，而欲各自四散逃生。然而这时谋士贾诩却对他们说：“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听了此言，李催、郭汜起兵，天下再次大乱，吕布、曹操、袁绍等人得到机会再次兴兵，曹操更是得到天子，号令天下，东汉由此丧失中兴的契机。因此可以说，贾诩此言揭开了三国时代。真可谓一言乱邦，得罪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