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会突然放弃近道而改走一条横穿菜市场的路。在那里，我可以悠闲地看着一些体态丰腴的妇女蹲在地上手脚利索地拔去一只只鸡鸭的毛，满脸横肉的屠夫用斧子在案板上痛快地剁下猪蹄子和猪耳朵。我以一种欣赏的目光去重新打量那些新鲜的色彩缤纷的蔬菜，而不是以一个食客的目光。
我喜欢在冬天时经过那家公共浴室。如果运气好，我会碰上一些刚刚沐浴完毕的女人，她们满面红光地挑开浴室的帘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头发湿淋淋的。我默默地从浴室门前走过，拼命地嗅着只有女人才会用的那种洗发香波的香味，我的行走仿佛也变得热气腾腾起来。
我经过一个人工湖泊的时候，一对新人正在草地上拍婚纱照，他们小心翼翼地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他们小心翼翼地互相拥抱，小心翼翼地微笑。草地上肮脏极了，到处都丢着垃圾袋、快餐盒，湖面上一如既往地微波荡漾。湖水里总有一些东西挤着，夏天是荷叶，冬天是荷叶光秃秃的秆子，淤泥里有那么一些沉闷的鱼。有一家化工厂的排水沟通向这里，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我一路上总是数着路旁的那些柳树，我数着数着它们就会慢慢绿起来，我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我一路上会遇见那些不做声的白色雕塑，他们或在树林深处，或在街心花园里，成为一些人拍照留影的背景。而乞讨者终日睡在麻袋里，偶尔翻一下身子。电影院的门口整天坐着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黑压压的，就像一群过冬的候鸟，过一两个星期就会减少一两个。死神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死亡总是悄悄发生。广场上的喷泉一会儿勃起，一会儿衰落下去，夜以继日。鸽群不都是洁白的，它们一群一群地在空地上安静地啄食，当我走过去，它们突然地飞起，留下一地凌乱的羽毛和鸽粪。我不断地靠近鸽群，而鸽群不断地飞起，我和鸽群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当我看见风筝高高地挂在电线上的时候，我正穿着臃肿不堪的羽绒服。这一天刚好是立春。但风吹到脸上仍旧像刀割一般的疼。我走到电线杆前默默停留了一会儿，想象着高压电流穿过全身。风筝肯定是去年春天的，它已经残破得类似于一个人的旧外套。和风筝的残骸挂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塑料袋和烂绳子，它们高高地栖息在我们的头顶，成为高处的一处旧风景。我行走在风中，我听得见许多东西在呜呜作响。我知道，那不仅仅是风吹高压电线的声音。
淋浴·水房·淋浴器
一天最快活的事莫过于淋浴。在我的魔鬼词典里，淋浴的定义是：一种让水流过全身的肉体享受。水的抚摸不同于人手的抚摸，没有欲望，也不激起欲望。对我而言，一天中最后的也是最快乐的事情是，在浴室里一边淋浴一边唱歌，大声地唱，五音不全地唱。
忽然想起在一所寄宿学校里读书的时光，我留恋那样的时光，不如直接说成我留恋那里的一间简陋的、空荡荡的水房，水泥做的，布满了自来水管子，到处都是水龙头，四周晃动着一个个穿着短裤的年轻的影子。我们只能在那样的水房里淋浴，并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淋浴器，那莲蓬状的、喷着水丝的家伙。我们把一盆盆冷水浇在身体上，那时我们不怕冷，身体像火一样滚烫。那时，我们喜欢那样的傍晚，在简陋的水房里，在夕阳的余晖里把自己浑身上下浇个透湿，身上的短裤湿淋淋、紧巴巴地贴在肉体上，在集体宿舍的过道上跑来跑去，拎着锈迹斑斑的破脸盆。现在想来，我喜欢在浴室里唱歌的习惯正是在那时养成。空荡荡的水房兼做洗衣房，实在是大而空旷，因此足够使其产生强烈的回声，它可以使我对自己的嗓子感到自信。它具备这样的魔力。在一个有回音的简陋的水房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唱家，而且完全是自发的，凡在此沐浴的人没有不畅快淋漓地大吼几声的。
是我们焦灼的身体需要淋浴。淋浴之后，我们的身体安静了，我们的皮肤老实了。我要向发明淋浴器的人致敬，莲蓬状的淋浴器有一种惬意如其自身。在池塘里，只有秋天的老莲蓬才是弯曲下垂的，在水中倒映其铁质的身体，里面的籽粒丰满而坚硬。当荷完全枯了的时候，在池塘边站立的不是赏荷的人，而是迷恋水面上黑白光影的人，那种由荷的秆子弯曲错折而成的硬朗的几何图形，成为秋冬的池塘里令人心绪宁静的景致。淋浴器，这老了的莲蓬，弯曲垂首在我的家里，在它的下面，我们抚弄着自己疲惫的身体，紧张的身体。浴室里的东西被我划分为：可以擦身体的，如毛巾、肥皂；可以照身体的，如镜子；可能伤害身体的，如剃须刀、梳子（梳子照样可以伤害人体，它的锯齿绞下了青丝）；可以带走身体的，如坐便器、下水道（我们的毛发、死皮、排泄物、分泌物等统统由此转移到别处）；而可以轻抚我们身体的，是淋浴器。
在淋浴器里，鲁莽的水流被减压、梳理、分解成细小的水丝。淋浴器借助水丝实现其自我，但淋浴器不能表达自我，如果有人认为浴室里喧哗的水声是一只淋浴器的欢歌，那就错了，淋浴器的欢歌正是它的沉默。甚至当水流停止的时候，在一个停水的日子里，当我观察一只淋浴器，我发现它的那种静默正在欢歌。我观察淋浴器上的孔隙，针眼大小的空隙塞不进一粒真正的莲蓬子，但这莲蓬状的东西在欢歌。也许，在一只淋浴器的眼中，水流中松弛、放开的肉体也是怒放的花朵。一只淋浴器通过水丝抚摸了疲倦的我们。
在浴室里，水声混合着大声的号叫，也混合着各种香波的味道，这是我们全部的快乐。那一年，我一个人住在一幢旧楼上，当楼下某个房间的浴室的百叶窗里飘上来一个女人诱人的热烘烘的水蒸气的时候，我沉浸在一种无法忍受之中。每天晚上七点钟，我等待在黑暗中，等待那种水淋淋的时刻到来，那种醉人的洗发香波的气味包围了我，在那样昏头昏脑的夜晚我开始了我歇斯底里的写作。
现在，我每天下班都要经过一家公共浴室。我喜欢那样的冬天，一个人踩着落叶，在昏黄的路灯下回家。浴室里淋浴的孩子的大声尖叫和往外汩汩直冒的水蒸气，成为我最向往的一种回家路上的情景。这情景里有气息，也有声音，有明有暗，有落叶在风中旋转着堆积。百叶窗是可以斜视着看的窗子，百叶窗无法正视，百叶窗依赖其倾斜的扇叶隐蔽里面发生的事情，因此在我看来，每个浴室的百叶窗几乎就是防备窥视者而安装的。当我站在浴室的百叶窗里时，我的胴体上落下了条纹状的光斑。因此透过百叶窗只能看见局部。一个斑马一样的女人在淋浴--这是我忽然写下的一个诗句。
我刚满两岁的女儿一直喜欢把淋浴器当做话筒使用，儿童比我们更易发现物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的想象力也比我们美好而丰富。当我使用淋浴器的时候，我记录了一下，我由淋浴器所联想到的器物有：外国电影《老枪》里德国鬼子使用的喷火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父亲支援农村时使用的农药喷雾器，以及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花露水喷雾瓶和一些带喷嘴的杀虫剂，这些东西几乎都有一种反动的气息，这些东西都会发出令人汗毛竖立的咝咝声。整整一个夏天，我都在使用那些带喷嘴的家伙，杀死蚊蝇或者祛除异味。喷雾器乃是把液体喷成雾气，在空气中弥漫其意志。我父亲有一次下田喷农药时中毒了，他戴的三层厚的棉纱口罩也不起作用，那些有毒的雾气通过他裸露在外的毛孔渗透了进去。那是个革命标语和口号漫天飞舞的年代，每个人家里都藏有喷雾器。
我所观赏的几部印象最深的恐怖电影几乎都和淋浴有关，谋杀案都是发生在浴室里，浴室给一部电影提供了色情、谋杀和恐怖这几个重要因素。在淋浴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的肢体最为放松的时候，淋浴器里的涓涓水流安慰了我们，里面水声喧哗而外面有一些黑暗的东西蠢蠢欲动。我忠告自己以及我的妻子，在淋浴的时候不要忘了屏住呼吸听一听外面发生的声音。那些幽深的公寓里大人打骂小孩的声音，哮喘病人的咳嗽，流浪猫的哀号，以及电视机里的嘈杂声。
老顾
上海的老顾给父亲寄包裹了。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围着饭桌吃饭，父亲突然宣布了这个消息，而我们仍旧在不停地往各自的嘴里扒饭。一种沉默笼罩在饭桌上。
老顾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但老顾突然回来，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当父亲说老顾寄来东西的时候，我正在往喉咙里哽一个很大的饭团，饭团太大以至于我的眼圈发红甚至流泪了。或许是老顾的出现过于突然，我们全家人都觉得无话可谈。当老顾“回来”的时候，我流泪了这是事实，“老顾寄来包裹了”这个消息就像那个又白又大的饭团。
老顾现在已经老了，退休后回到了上海。我们那时都喊他“上海佬”，上海佬老顾讲着一口柔软的上海话。而年轻的老顾出现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上，和我父亲以及他们的同事一起围着一张长条桌子学习《毛泽东选集》，他穿着洁白的衬衫，梳着三七开的分头，微微有些发胖。
老顾喜欢我，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老顾总喜欢叫我“小六子”，老顾这个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的上海佬，他喜欢我是因为他有一个和我相同年纪的儿子。我是家中排行第六的最小的孩子。只有老顾叫过我“小六子”，再没有别人。老顾捉过一只麻雀送给我但被我不小心弄飞了。再没有别人叫我“小六子”，除了老顾。
老顾的家我只去过一次，但那也确乎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父亲带着我走在路上，周围有很多房子在拆迁，推土机向我们开过来，我们躲着。推土机那么高大和剽悍，我害怕极了。去老顾家的路上我怀着恐惧。父亲是去告诉老顾一个消息的，老顾托他买的东西没有了。我问父亲老顾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父亲说是牛鞭，我又问父亲牛鞭是什么东西，父亲说牛鞭就是牛尾巴。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总能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没完没了地问他就能够没完没了地回答。我想所有的父亲都应该是这样的。老顾那时是一个发胖的中年男子，我现在早已真正明白了老顾托父亲买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作何用的。哦，可怜的老顾叔叔。
我已经记不清那次是否亲眼见到了老顾的爱人。但老顾的爱人的样子我一闭上眼睛就浮现了，那很可能是父亲多次向我们描述的结果。父亲总是一再地说老顾的爱人个子很高，扎着两条大辫子，是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扎着两条大辫子--这对于父亲那个年代的男性肯定是一种诱惑。而我现在却觉得那有一种清心寡欲在里面。我所度过的是一个味觉很好的童年，在一所中学昏暗的筒子楼里，我肯定吃过老顾从上海带来的糖果，香甜的奶糖，糖果纸可以折成一只小纸鹤。糖果纸早已找不到了，虽然它被我夹在一本旧书里，我却完全可以回忆出来那是一种奶糖的滋味。
我一再地努力回忆在去老顾家的路上都遇见了什么。推土机高大而剽悍，我和父亲都躲着。正是正月，我们看见一个舞狮子的人疲惫地回家，举着色彩斑斓的道具回家。一个老人将他家屋檐下的马蜂窝用火点着了，一个孩子站在楼道里吃一只白水煮熟的鸡蛋，他当着我的面将鸡蛋一巴掌拍碎了，连同蛋壳和蛋黄。那种古怪的吃法。我从那以后开始向往在傍晚吃一只用手掌拍碎的煮鸡蛋。从老顾家回来时，我已经趴着身子睡着在父亲的背上。
父亲的老友已经不多，老顾是其中的一个。父亲总是在饭桌上宣布一些家庭里的大事，老顾从上海寄包裹来了--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并且低着头，仿佛并不在意。包裹还没有去拿，我们尚且不知上海的老顾究竟给年迈的父亲寄来了什么。我们只顾往自己的碗里装饭仿佛饥饿了很久。在饭桌上我们有时也带来一些消息，有好消息坏消息，也有不好不坏的消息，比如以前旧居里的某某突然得白血病死了，某某的孩子参军了，某某的风湿病越来越严重已经不能行走，某某的儿媳在离家出走多年后突然从海南岛返回了，等等。我们互相插话，议论纷纷。而只有父亲的消息经常使我们陷入沉默。我们无法体会出父亲的那种孤单，一个人快要活到八十岁的那种孤单。母亲去世已有几年了，她的遗像挂在饭桌正上方的墙壁上，每天注视着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抬头望望她。
经常是远远地就看见父亲一个人佝偻着身体走在北正街上，街上热闹非凡，大排档里挤满了人，他们在喝啤酒，吃龙虾，通宵达旦。流浪歌手在弹着吉他卖唱，歌声嘶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行走着，身子几乎缩成一团。我看见他停下来和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握手，十分有力地抖擞精神地握手。--但那是我的幻觉在欺骗我。父亲的老友回来，只能是在饭桌上，并且一个饭团哽住了我的喉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