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 但对北京城里那些稀奇古怪甚至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胡同名字， 我总是感到难以理解。
尹冰彦先生的家在西单附近， 大秤钩胡同16号。大秤钩， 旧时秤上的大钩子， 称重量时专门用来钩住东西的物件儿。真是怪事， 打量着这条不算狭窄的胡同， 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住着那么多人家的地方， 和那个黑黑的铁钩子有什么关系？
胡同的名字古怪， 走进16号的大门， 见到尹冰彦先生之后， 又一种古怪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尹冰彦老人实在是太瘦了， 用皮包着骨头这几个字形容这位老先生， 毫不为过。窄窄的肩膀， 枯枝般的手指， 薄薄的胸腔， 颤颤巍巍的步态， 都给人以弱不禁风的感觉。老头儿的年龄肯定在七十开外， 脸颊向里洼陷， 使得面孔上的骨头十分突出、显眼， 而鼻梁上一副黑色镜框眼镜， 更加深了上述印象。
尹冰彦老人实在是太弱了。初次和他交谈的人， 都会不由自主地为老先生担心。一句话， 他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说完， 一边说一边喘着气， 喉咙里还会带出丝丝拉拉的声音， 好生可怕。后来我才知道， 医生管那声音叫“啰音”， 严重肺气肿或器官疾病的明显征兆。有时候， 尽管特别愿意听老先生讲述， 但内心深处又相当恐慌， 说句不太吉利的话， 真的怕他一口气喘不上来， 变生意外。
然而，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样一位瘦骨伶仃、步履蹒跚的老头儿， 却写得一手好字！
尹先生的墨书， 圆润、飘逸、生动、灵活， 极有韵味， 一句话， 是那种让人一搭眼就会萌生爱意的书体。和尹老相识之后， 不少同事和朋友请我代为求索尹先生的墨宝， 老人总是有求必应， 给足了我面子。
写到这里， 朋友们可能会产生误解， 以为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书法大家。当然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 我认识尹冰彦先生时， 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 后来又被委任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纯粹是因为对现代史研究的一点兴趣， 使我和他老人家成了忘年之交。
尹先生的经历， 是和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李宗仁先生连接在一起的。抗日战争期间， 尹冰彦曾经主持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阵中日报》， 担任总编辑。后来， 他是李宗仁身边的机要秘书、秘书处长， 直至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成为起义人员， 尹冰彦才和李宗仁先生各奔东西。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李宗仁60年代中期回国之后， 尹冰彦才有可能奉中央统战部之命， 与程思远相互配合， 陪伴旧日的老长官， 照料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说起和李宗仁相处的日子， 尹冰彦老人如数家珍， 真是道也道不尽。
我印象最深的， 有这样几段事：
一是李宗仁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关系。
李宗仁回国， 在国内外激起了巨大反响。为表示对他这一义举的支持和庆贺， 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层领导， 连续举办宴会， 招待李宗仁一行。
这一天， 尹冰彦接到通知，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要设宴接见李宗仁夫妇。
没想到， 听到这个消息， 李宗仁竟然慌了神， 匆匆忙忙地把程思远和尹冰彦找来， 神情不安地说道：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明天见到刘主席夫人， 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难办的？ 一起吃吃饭， 照照相， 就行了呗！” 尹冰彦很坦然地回答。
“不是这样简单的事！” 李宗仁急切地说， “我和王光美早就认识。明天见面，提不提以前认识的事？ 不提， 不礼貌； 提呢， 怕人家不高兴。现在， 我们的身份不同呀！”
原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 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赴任前夕， 一位老朋友向他推荐自己的女婿， 请求安排一个职务。李宗仁是个讲义气的人， 二话没说， 带着这个年轻人同家人一起上了飞往北平的飞机。当时， 由于有些家事需要处理， 夫人郭德洁没能一同前往， 随机同行的孩子就成了问题。正当李宗仁在飞机上为此事犯难的时候， 那位前来求职的年轻人主动提出， 可以把孩子放到他在北平的家里， 让他的家人帮助照料。
而这个年轻人的家， 也就是王光美的家。由此， 成就了李宗仁和王光美见面并结识的机会。
这确实是一道难题。以王光美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与一位旧日的战犯谈起外人并不知情的情谊， 很可能会有难言之隐。但如果李宗仁闭口不提这段往事， 等于是知恩不报， 在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难办， 确实是难办呀！
就为了这么一点事情， 李宗仁和程思远、尹冰彦商量来商量去， 三个人真是绞尽脑汁， 仔细权衡， 最后决定， 还是不提这段往事为好。免得节外生枝， 惹出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来。
然而，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第二天， 这道让他们为难了大半夜的难题， 竟然解决得那样简单、容易。
和刘少奇、王光美夫妇见面的时候， 没等工作人员介绍， 王光美便笑吟吟地伸出手来， 主动和李宗仁打招呼： “都是老熟人， 早就认识， 早就认识。”
更令尹冰彦没有想到的是， 不过两三年之后， “文化大革命” 中出现了“梅花党” 的传言： 说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国家科委的领导张本， 再加上他尹冰彦， 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梅花党” 的成员！
这个“玩笑” 可真是开大了， 简直比“莫须有” 还要“莫须有”！
遗憾的是， 尹冰彦先生也说不清楚这个谣言是何时、何地、何人造出来的。
至今， 此事依然是个谜团。恐怕， 只有等始作俑者站出来， 坦陈一切， 个中真情才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二是周恩来总理巧妙做郭德洁的工作。
郭德洁是李宗仁的第二位夫人， 从国内到国外， 一直跟着丈夫东奔西走。随丈夫回归祖国后， 她的心情十分舒畅， 兴致勃勃地到各地参观、游览， 几乎忘却了自己身患的重病。然而， 在日常生活上， 郭德洁却对国内的环境有些不大习惯。用惯了国外的香皂、香水， 还有其他日常用具， 马上换用国内生产的商品，总觉得有些别扭。所以， 郭德洁老是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设法从香港买日用品来用。
那一段时间， 周恩来总理经常来李宗仁的新居探望， 不知不觉地察觉到了郭德洁的这些小小的动作。总理是何等聪明的人， 看在眼里， 却换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点明了主题。
那天， 总理又过来了， 笑吟吟地坐在郭德洁旁边， 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抽出自己的钢笔。
“你看看， 我们国家的轻工业产品， 质量一点不比国外的差。这是上海生产的英雄金笔， 绝对比得过派克。”
郭德洁好像有些不相信， 伸手接过周总理的钢笔， 在桌上铺开一张白纸， 刷刷刷写了几个字。
“真的， 真是不错！” 郭德洁满面惊喜， 拧上笔帽， 把钢笔握在手里， “总理，这么好的钢笔， 送给我吧！”
总理呵呵笑了， 摆着手说： “那可不行， 送礼怎么能送旧货？ 我让人明天买支新的英雄金笔， 给你送来。”
简单几句话， 一支英雄金笔， 也使精明的郭德洁女士悟到了许多许多。从那以后， 她就很少再提从香港买东西的事了。
三是为李宗仁先生择偶。
李宗仁先生回国不久， 他的第二位夫人郭德洁女士的癌症就发展到了晚期，终于不治。
其时， 1891年出生的李宗仁已经七十开外， 垂垂老矣。但他还真有点“不知老之将至” 的劲头儿， 外界的很多人也经常不把他的实际年龄放在心上。尹冰彦老人半是调侃地说： “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 还是有那么多的求婚的信件雪片一样地飞来！”
寄信的女士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尽管表述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嫁给这位做过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老先生。
不用说， 处理这些信件的工作， 理所当然地落在李宗仁的前任机要秘书、秘书处长身上。
尹冰彦深知李宗仁的性格， 对这些信件的处理格外慎重， 不敢稍稍怠慢。每封信都要细细阅读， 那些差距太大的， 还要十分委婉地回信予以拒绝。而其中和李宗仁择偶的标准相近的， 需要挑选出来， 与程思远共同商量之后， 再呈报“德公（李宗仁字德邻， 属下习惯地称呼他“德公”） 卓裁”。
令尹冰彦万万想不到的， 是李宗仁对择偶的政治标准的苛刻要求。
有一位面貌姣好的女性， 性格、职业、学识和经历均十分理想， 尹冰彦和程思远都认为这是一位值得推荐的对象。兴致勃勃地报到李宗仁那里， 德公仅扫了一眼， 便把材料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否定的原因只有一个， 这位女士的父亲是“右派”。
还有一位各方面条件均与李宗仁的要求相近的姑娘， 尹冰彦和程思远也是一眼看中， 推荐给德公。这一次， 德公又一次使用了“否决权”。原因与上次几乎一模一样： 政治条件不好。姑娘的父亲曾经在李宗仁的部队里任过职。用李宗仁的话说： “我本人就是旧军人， 再和一位反动军官的女儿结婚， 不是越抹越黑嘛！
不行， 不能选这个。”
李宗仁挑来选去， 总是不中意， 弄得尹冰彦和程思远难得要领， 左右为难。
无可奈何之中， 择偶的事情只得暂时放下。后来， 经过反复权量， 还是按照李宗仁的要求， 先找到一位护士， 经过一段时间过渡， 才解决了问题。
四是李宗仁在“文革” 中的境遇。
虽然， 曾经有“红卫兵” 闯进李宗仁的寓所， 但由于受到特殊关照，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 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李宗仁没有受到当时的“革命浪潮” 的影响。
那几年， 神州大地上曾经刮起过一股“打鸡血” 的风潮。据说， 每天从鸡身上抽取一定量的血液， 注射到人体内，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治疗结果。当时， 这几乎成了一股风气， 相当多的人卷入了“打鸡血” 的行列。李宗仁也被这股风迷住了， 养了一只公鸡， 利用鸡血健身、治病， 忙了个不亦乐乎。
这时候， 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宗仁寓所里的工作人员， 为当时的革命形势影响， 已经不大安心为寓所的主人服务， 纷纷做起了自己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养鸡的营生。一大群鸡养在一起， 难免会抢夺食物。李宗仁养的公鸡特别强壮， 常常把别的鸡赶到一边， 自己“独自享受”。这可气坏了那些工作人员， 一怒之下， 他们把李宗仁的公鸡杀掉了。
李宗仁和新婚的妻子气不过， 和对方论理。不料， 对方更是义愤填膺， 怒斥道： “解放前， 你们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今天， 还要继续在我们面前为非作歹吗？”
可以想见得到， 这对李宗仁的心灵刺激有多大！
但据尹冰彦先生介绍， “文化大革命” 中对李宗仁打击最大的， 是黄绍竑先生的不幸逝世。黄绍竑曾经是国民政府时代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人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 作为和谈代表之一， 黄绍竑与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来到北平， 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和平事宜。后来， 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六位和谈代表宣布与国民党政权决裂， 留在北平， 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 成为受到各界欢迎的著名民主人士。
谁也没有想到， “文化大革命” 竟然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大灾难。黄绍竑先生不甘受辱， 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听到这个消息， 李宗仁悲痛万分地说： “季宽（黄绍竑字季宽） 和我共事达半个世纪， 过去在那么艰难的时刻， 他都挺过来了。而今， 他是遇到了无法承受的灾难呀！”
很长一段时间， 李宗仁生活在愤懑的情绪之中。不久， 无情的癌细胞在他的体内蔓延开来。
听过尹冰彦先生一段一段的精彩陈述， 当然希望他把这些故事转变为文字，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当时， 我正受命编辑一本小册子， 定名为《旅途密友》， 于是， 我便正式向尹老发出了“约稿” 的请求。
尹冰彦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老人， 完稿之后， 他要求我去找程思远核对一下史实， 生怕自己单纯依靠回忆， 把事情记错。
得到程先生认可之后， 再顺利经过领导审查， 《旅途密友》付梓， 首版征订八万册！
故事讲到这里， 似乎就要结束了。令人难以料到的是， 上级领导部门把我找去谈话， 说是《旅途密友》涉嫌登录“名人秘事”， 需要暂时封存。我当时正当壮年， 年轻气盛， 也可能算是少不更事， 在对答上级领导时“出言不逊”， 结果惹了祸殃。第二天接到通知， 八万多册《旅途密友》， 不准发行， 全部销毁。虽然是惹了大祸， 造成了那么大的经济损失， 庆幸的是， 单位领导保护了我， 没有给我任何纪律处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突变和意外。就在我满怀不平和愤懑之时，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唐德刚先生找到了我。其时， 我正在搜集整理冯玉祥将军的生平资料， 并且组织出版了和冯将军有关的多部著作。与冯将军同为安徽人的唐教授，经冯玉祥将军的家人介绍， 和我取得了联系。
唐德刚教授是中国口述历史研究项目的创始人， 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回忆录》等名著， 均出自他的手笔。和唐教授的见面，的确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兴奋和冲动。唐教授想和我交流冯玉祥将军研究的最新进展， 我呢， 却极力想把尹冰彦老人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讲述给他听。
结果， 是我的努力占了上风！
唐教授越听越兴奋， 接着就向我要尹冰彦先生的手稿。
时隔不久， 唐德刚教授来信告诉我， 尹冰彦的文章已经在台湾《传记文学》
上发表， 并且在海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原来， 国外一直谣传， 李宗仁回到大陆后境遇极差， 最终为中共迫害致死。尹文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粉碎了那些无稽之谈。这样， 李宗仁的生平历史就完整了。
尽管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并不能大事声张， 我只能把这种兴奋偷偷地藏在心底。
前面说过， 尹冰彦先生的书法堪称一流， 而且， 他只书写自己的诗句， 更是一绝。
尹先生的诗很有特点。他写西施， “捧心越女入宫门， 赚得君王满面春”。讽刺五七干校乱搞两性关系的军代表， “野外鸳鸯交颈眠”。文笔幽默， 韵味十足。
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一首绝句：
十年河东又河西，
名利凄惶徒羁縻。
官盖霎时成刍狗，
惟能坦荡保生机。
没有相当的生活底蕴和文学造诣， 很难达到他的这种境界。
老先生欣赏前代诗人龚自珍的风格， 也以龚氏的“乙亥杂诗” 为范本， 写了一百多首古体诗。20世纪80年代末， 尹冰彦老人曾经说过， 有朝一日， 要把他的全部文稿交给我， 希望我能帮他整理印行。可惜的是， 后来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 而尹老1990年逝世的时候， 我又没有得到消息。而今， 更不知尹先生后人的联络方式， 难以完成老人的最后心愿。
对我来说， 这不能不是大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