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先生名气大， 家里客人也多， 用一句俗话形容， 他那里真个经常是“高朋满座”。
在程先生众多的客人中， 我也许是很特别的一个。
说说特别的理由： 一者， 我和他年龄差距很大， 大约有四十来岁； 二者， 我和他学识相差太远， 30年代他就在意大利拿到过博士学位， 我则是上山下乡的一个“知青”， 根本没上过正规大学； 三者， 最重要的是， 我和他的地位相比， 实在悬殊。
和他刚认识的时候（1978年）， 老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显然是由于声望和特殊的经历， 没过多久， 程先生荣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不长时间， 程思远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似乎是一眨眼工夫， 他又在一次全国人代会上， 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称谓习惯， 此时的程思远先生， 已经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 之列， 门口有传达室， 家里有武警战士守卫， 颇有一些戒备森严的味道。
我呢， 边远地区一家不出名出版社的小小编辑， 没有任何可以叫得出的行政职务， 纯纯粹粹、货真价实的平民一个。而且， 在我的家族中， 从我开始， 向上历数父亲、祖父、曾祖直到高祖， 整整五代， 也都是平民百姓， 从无官职加身。
当然， 对此我并没有自卑之感。而且， 不知是受了哪位先人的影响， 那时候， 我挺喜欢自己的家族背景， 还特地请朋友制了一方闲章， 上镌“五世布衣” 四个篆字， 时时自我赏玩。
对我们之间的这些差距， 程思远先生倒是从不在意。对我的那方“五世布衣” 闲章， 他更是感兴趣， 特地叫我拿来给他观赏， 一边看还一边说好。在他从东四十一条20号的旧居搬往东总布胡同55号的时候， 老先生一边让夫人石泓女士把新居的电话号码交给我， 一边以十分轻松的口吻对我说： “只要到北京， 打个电话， 随时欢迎你来， 千万不要客气。”
这一点， 程先生确实是说到做到， 没有半点含糊。每次给他家里打电话， 只要老先生在家， 报个名字过去， 肯定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有时候， 程先生还会随口带上一句： “早点过来吧， 一起吃饭。”
我和程先生都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聊天， 而且是天南海北地神聊， 没个边际， 没个约束， 聊到哪儿算哪儿， 自由自在， 天马行空一般。
当然， 这种聊法也是慢慢地发展出来的。
仔细思量， 刚刚开始聊天的时候， 我和他确实都到不了这种境界， 都有挺明显的“实用主义” 的倾向。
当时， 我在出版社负责传记文学的编辑工作， 那个年代， 好多档案没有开放， 审读书稿时， 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辨别和确认， 往往十分困难。之所以想到拜访程思远先生， 就是想从老先生这里多得些第一手的资料， 方便我的编辑业务。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中， 程思远先生算得上是一棵常青树了， 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在大陆的人士， 当时只有他老先生一个。而且， 程先生的记忆力极佳， 追忆过去，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更为难得的是， 老先生并不要求我完全采信他的记忆。他说， 任何人的记忆都有局限性， 同样一件事， 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记忆。所以， 他常常介绍我再去找其他知情人，逐一核对， 相互认证， 免得出现谬误。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能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 我真是偏得了！
虽然， 程先生很是乐于叙述自己亲身经历或是亲耳所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但我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感觉到， 老先生对于我说给他听的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杂事， 更是兴味十足。比如， 我们在北大荒时住的怎样？ 吃的什么？ 每月伙食费多少钱？ 每天劳动多长时间？ 每个月休息几天？ 男女青年是怎样交往的？ 以及我生活的那个城市的粮食供应的比例（粗粮和细粮）？ 夏天和冬天各有多少种青菜？
城里有什么社会新闻？ 等等等等， 他问得挺细致， 有时候， 还坚持要我重复说一两遍， 好像需要特别记在心里。
知晓了程先生的兴趣所在， 我也就“投其所好”， 特意下工夫去搜寻这一类的逸闻轶事， 简单做些调查核实工作（老人家叮问得太细， 我可不敢糊弄他），然后将这些信息带到他家里， 当面向他详述一切。
本来， 我以为程先生在家里闲居太久， 和外界联系不便， 所以乐于打听在外面发生的新鲜事儿。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对我说： “牛耕啊， 你上次说的那个问题， 我已经向某某某同志当面反映过了， 估计很快能解决。” 说真的， 当时他这几句话， 真把我给讲懵了。程先生说的某某某同志， 是一位地位特别高的领导人， 我根本没有向他反映过什么问题， 更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呀？
仔细一想， 才算弄明白了。原来， 程思远先生是在通过我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 同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上传下达， 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职责。
听过程先生的表白， 不知怎的， 我的心底也涌起了一丝自豪或是满足的感觉。不经意地介入到老先生设计的社会调查程序之中， 也算是为普通老百姓做了件有益的事情呀！
和程先生聊天聊到热乎的时候， 程伯母石泓女士也会不时过来插上几句。程伯母待客人十分热情， 又讲究礼节， 不管对方地位高低， 第一杯热茶肯定是她亲自递过来的。不像有些自认为有点儿身份或是地位的人， 摆个架子， 动不动就招呼保姆上茶。看到她笑吟吟地端着茶杯走路的样子， 常使我深深地感动。人和人之间的教养和行为方式， 真是有莫大的差异呀！ 按说， 老太太的社会地位肯定要排在什么白领、金领、白金领之上， 但她却始终将自己置于一个普通女主人的位置， 不能不让人顿生敬意。我想， 老子在《道德经》里描述的“洼则盈”， 恐怕就是从这一类举止中领悟出来的吧。
程思远夫妇
尽管对程伯母很是尊重， 但说实在的， 开始的时候， 我对程伯母真没怎么在意， 以为她就是一位面目和善的有地位的夫人而已。
90年代初期， 读过她写的一封信之后，
我对程伯母的敬重， 一下子增进了许多许多。
好像是在1990年的夏天， 我和内人一起
到北京， 直奔东四十一条20号那个精致的小
院， 拜望程先生和程伯母。敲开院门才知道，程先生一家已经去北戴河疗养了。出现这样的
差错， 我只能暗暗责怪自己， 事先为什么不用电话联系好呢？
就在我俩懊丧地回转家门不久， 突然接到了程伯母的一封来信。
展开信笺， 不由得令人心头一震！
流畅、潇洒的笔体， 舒展大方， 热情而奔放。起首八个大字“缘悭一面， 怅何如之”， 更是如同春风拂面， 沁人心脾。老人家不但不责怪我不打招呼就上门，反而自责招待不周， 对第一次登她家门的我的太太再三致以歉意。
程伯母的豁达和真诚， 当然使我十分感动， 但令我最为心动的， 是她在字里行间表露出的才气和豪情。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学素养， 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我们做文学编辑的， 看到如此精彩的文字表述， 自然会兴高采烈， 激动不已。
后来， 我才知道， 程伯母年轻时是有名的才女、卓有成就的名记者。1948年前后， 在报道李宗仁竞选总统时， 和程思远先生结识并成就了一段令人羡慕的姻缘。知道了这一切， 立刻在心底拉近了和程伯母的距离。顺理成章地， 我就和他们老两口儿， 做起了聊天的伙伴儿。
然而， 程伯母却从来不愿提及以往的那些旧事， 即使我有意地挑起类似的话题， 老太太也不喜欢搭腔。看得出， 程伯母是将满腔的心思都用在了老伴的身上。
程先生的工作涉及很多方面， 由于他的身份特殊， 国内外来客络绎不绝， 负担很重。虽然社会地位很高， 事务繁杂，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程先生身边并没有秘书， 家里家外的诸多事务， 大都是由程伯母出面处理的。老太太干练、果断， 办事有条不紊， 确实是程先生既可靠又可信的好帮手。
这一对老夫妻在公务活动上， 配合默契， 极为顺畅。有意思的是， 在家务琐事的安排和处理上， 他们的家庭和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一次， 程伯母招呼我们到东厢房吃饭。程先生在我们就座好半天才进屋， 老太太不高兴了。
“你们瞧， 他又是吃药去了！ 吃药， 吃药， 一天到晚地吃。饭前吃开胃药，吃完饭又吃消化药， 整天的折腾， 没完没了！”
程伯母火气挺大， 唠叨不止。程先生呢， 不言不语， 坐下， 拿过碗筷， 默默地吃起饭来。
“伯母， 您别说了。” 我太太在旁边搭了腔， “看你家程先生脾气多好， 人家一声都不吭， 没见过这么好脾气的。”
“他的脾气好？” 没想到， 我太太的两句话， 把程伯母的怒火煽得更高了，“你们没见过他发脾气， 过去， 要是惹了他， 饭桌子都能翻个个儿！”
程伯母的声音越来越高， 程先生却毫不为之所动。老先生就像没听见似的，一边不断地给我太太夹菜， 一边还说： “嫂夫人， 请， 请！” （我曾经恳请程先生不要对我等晚辈这样称呼， 还多次请程伯母帮忙纠正老先生的叫法。可程先生根本不理， 一仍其旧。程伯母摇着手不愿介入， 说： “你俩忘年交之间的事儿， 我不管。” 奈何？）
看着他们之间的“摩擦”， 我只能在旁边观战， 心里暗暗发笑， 却不敢多说一句话， 生怕哪句话没说好， 把我也捎带进去。
有一次， 我看程伯母没染头发， 满头花白， 衣服穿得也不像往日那样得体，不由得问了一句： “伯母， 您是怎么了？ 不想让自己年轻、精神一点儿？”
没想到， 老太太竟然气哼哼地一指程先生， 怒声道： “你问问他！ 还不都是他给弄的！”
我有点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看看老先生， 再看看老太太， 实在不敢插话。
程伯母转身对我说： “他领我出去， 见人就介绍， 这是石泓同志。可是， 石泓是什么人？ 是秘书还是老婆？ 他不讲清楚。他一脑袋白头发， 我把自己弄年轻了， 人家不得误会我是他的什么人？ 算啦， 我也不打扮了， 就是一个老婆子， 好跟他般配！”
任凭程伯母如何唠叨， 程先生只有一招应对， 那就是一声不吭， 一切做“听不见” 处理。
要说， 这一招也真灵。不过一杯茶的工夫， 程伯母的怒气早已烟消云散， 又是一脸和蔼的笑容， 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老夫妻俩兴高采烈地继续议论起共同感兴趣的事情来。
类似的场面见识多了， 我确实有所领悟。程先生的应对措施， 确是英明之举， 一种不折不扣的大智慧。家庭之间， 哪里有什么大事体？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非要认真起来， 旗鼓相对， 你吼我叫， 各逞威风， 只能加剧矛盾， 甚至会酿成无法预计的悲惨后果。人类生活中， 类似的教训还少吗？
说句题外的话， 在程先生身边耳濡目染， 我多少也学了一点儿他老人家的功夫， 按照老先生的原则处理家庭问题， 不敢说“百战百胜”， 但总是胜多败少，确是绝好的锦囊妙计！
当然， 程思远先生也有积极应对的招数。
有一回， 我请程先生为一个单位题写名牌。老先生提起毛笔， 正要挥毫， 老太太在旁边发话了。
“不行， 牛耕， 你出什么馊主意？ 我们不能给人家写这个东西！”
我和程先生都愣住了。刚刚答应好的事情， 突然受阻， 程先生手中的笔落也不是， 不落也不是， 好是尴尬。怎么办呢？ 我也是急中生智， 突然冒出个主意：
“那就请程先生题个词吧， 下边落上单位的名称， 这样行吧？”
程先生显然懂得我话里藏的话， 冲我眨了眨眼睛， 笑着说： “这个办法好！
这个办法好！” 说着话， 不等老太太表示态度， 墨色淋漓的条幅已经写好了。
事后， 我把单位的名款放大， 重新排列， 还是一个完整的名牌。
前些时候， 听程思远先生的女婿李然兄讲， 他也曾动过类似的脑筋， 巧妙地请老先生题写过这种墨宝。现在回忆起来， 算是我们做晚辈的一种不恭之请吧！
程思远先生和作者夫妇
好像听人讲过， 真正的朋友， 可以忘记彼此的年龄， 可以忘记彼此的地位，甚至可以忘记彼此的性别。
不敢说和程思远先生之间是什么样的朋友关系， 我只能说， 回忆起和程先生的交往， 心中常常会感到温暖， 有时候还会产生某种冲动， 同时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