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迁移大潮的商品种类与日俱增。《新闻周刊》（Newsweek）刊载的一篇分析性文章称，一大批名义上的美国商品早已在中国建立了其庞大的生产基地，如芭比娃娃（Barbie）、悍马（Hummer）、口香糖贩卖机、沃立舍（Wurlitzer）自动点唱机、Levi牛仔裤和匡威（Converse）“AllStar篮球鞋”。就连NBA指定用球“斯伯丁”（Spalding）也算不上地道的美国货，因为它们都在中国缝制。
许多美国人为此坐立不安。美国总统巴拉克o奥巴马将中国这一新兴市场的崛起比作前苏联发射人类首颗人造卫星“伴侣”，是如此震撼人心的事件，理应激起美国人的斗志。美国竞争力协会（Councilon Competitiveness）会长德博拉文斯-史密斯（Deborah Wince-Smith）表示，对于中国夺走美国的榜首位置，美国“应该感到担忧”。她表示：“这表明美国必须与之竞争。”
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格兰东北部的兰开夏郡以“全球工厂”而著称。在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拥有的机器数量一度比全球其它地方的机器总数还要多。今天，我们却在中国亲眼目睹了另一个全球工厂的形成，它沿中东海岸一路延伸，从北方的大连至上海，再到福建、广东，并横跨台湾海峡。到了21世纪，全球工厂已开始在内陆延伸。那里通讯和运输能力的迅速改善正在吸引曾一度涌向沿海地区的公司。
从只能生产小熊维尼玩具和乔丹气垫运动鞋，到现在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加工厂，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变化显而易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多年来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不断改变中国的工业基础格局。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态势开始出现了令人预想不到的加速度。
在眼下著名的上海浦东工业开发区驱车前行，视线所及，你会发现许多新的工厂拔地而起。这里有制造高端芯片的英特尔公司（Intel）。再往前走，你会看到生产精密的光纤制品和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Corning）。这里还有制造精密的液晶显示屏的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以及在一流的自动化炼钢厂生产钢材的德国Thyssen Krupp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生产的产品几乎无所不包──从数字转换系统到视频会议设备。这家公司还将其在亚太地区的总部迁到上海。当阿尔卡特亚太区总裁施培兴（Ron Spithill）被问及是否有阿尔卡特目前无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他沉思了片刻说，“不，我认为没有。”
这一回答的意义非常重大。这首先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高价值、技术先进的产品的可靠和稳定的生产国，在改写世界制造业中许多领域经济，而不仅是涉及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玩具和纺织品）。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在进行当中。对于一家全球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中国拥有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因为如果你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们很快也会来的，”麦肯锡（McKinsey&；Co.）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GordonOrr）这样说。
的确，对于任何称职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而在于转移多少以及以多快的速度转移。就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的十多年前，外国公司来中国建厂（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或是为了躲避高关税壁垒，或是为了在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寻找落脚点，或者是为了利用这里廉价劳动力生产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对于外国生产厂家来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对这里劳动力的质量表示怀疑。缺乏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问题则意味着无法及时供应零部件。同时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忧虑也普遍存在，因为经理们担心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会像鳄鱼（Lacoste）衬衫那样被轻易地剥去。
然而，在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以及在北京、成都和其它大的内陆城市内以及周边地区不断涌现的工业区里，这些忧虑很快迅速消散。跨国公司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丰富廉价，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纪律严明。同时中国还有着庞大并迅速增长的年轻工程师的人才库。在美国的大学里，工程和科技学科领域的外国留学生以中国人为数最多，可供外国公司利用。据香港DBSSecurities首席经济师马军统计，其结果是，过去3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高达1，123亿美元。在今后两年时间里，中国还将吸引860亿美元的投资。“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马军说，“这些投资将是重大的战略性投资，其目标既是针对中国市场，也针对高科技的出口市场，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而来。”
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很少有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程度比半导体产业来得更高。在新的生产厂家，制造最薄的硅晶片需要昂贵的设备，建立每个新的“fab”（这类芯片生产厂商的称谓）需耗资约15亿美元。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已经在这些生产厂商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鼓励台湾投资者向大陆芯片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但吸引芯片制造商来中国的不仅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一家主要由美国投资的私人新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fab。SMIC几乎80%的客户是美国或日本的公司，但是今天超过一半的销售额则来自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像SMIC这样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和不断增长的市场。
“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数量正在逐渐增加，”SMIC首席执行官张瑞展（Richard Chang）说。他的这番话也适用于许多其它跨国公司，它们的大型工厂分布在中国各地，满足着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这意味着规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Witter）经济师AndyXie说，“而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规模就意味着金钱。”
谈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宁公司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15年前，康宁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还非常小。今天，康宁已拥有13家工厂，生产光缆、液晶显示屏和催化转换器等各类产品。它的大多数工厂是收购的，有两个即将到手的工厂原属朗讯（Lucent）。看到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像康宁这样的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会在这里大兴土木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用污染控制设备是中国有能力作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又一个例证。几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规，要求在中国生产的车辆配备催化转化器。生产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自然想参与进来，并希望将来这一市场能够变大。据康宁大中国区总裁西蒙．金诺（Simon MacKinnon）说，康宁在上海的陶瓷载体制造厂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内，上海的工厂不仅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商提供催化转化器陶瓷外壳，同时也向康宁在南韩和日本的客户出口。
对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制造商是最难于打交道的客户。康宁现在能够从中国为它们供货证明了康宁在中国的工厂的实力。“我们（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与我们在德国、南非和美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麦金诺说。当然他无需补充说明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当被问道康宁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NGK是否已来到中国时，麦金诺勉强地笑着说，“没有，但是他们会来的。”
中国能以（非常）合理的成本制造几乎任何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再卖给远近的客户，这种能力具有超越公司层面的巨大影响。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事实引发了全球资金流向的变化，中国的东亚邻国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日本，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冲击波”。
什麽是中国冲击波？对于其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好像是有人吸干了房间里的经济氧气。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是全球资本首选投资方式，是直接投资地，─最理想的地点。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工厂，从而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出口利润，而不仅是空荡荡的公寓楼。特别是受到日圆首次升值影响的日本公司，90年代初期蜂拥至东南亚设立新厂。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希望另一轮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他们复苏。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大量新的制造业投资开始涌向了中国。到2003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开始超过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方面的总和。这一趋势在后来的近十年中不断扩大，以致将东南亚国家远远抛离在后面望尘莫及。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人们会说，为此这些国家只需进行技术更新。问题是，中国更新技术的速度更快。“我们现在尚不清楚能做些什麽来与中国竞争，”一位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部长悲观地说。“而在制造业，我们可能什麽也做不了。”
相对于中国以南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日本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如同19世纪后期美国的壮大在“旧大陆”造成通货紧缩的恐慌一样，中国的崛起加剧了日本现在的通货紧缩。制造业占日本GDP的30%以上，这在西方8国集团中比例是最高的。由于其地理环境及它对制造业的过度依赖，日本对于中国冲击波的抵抗力是最弱的。由于本地竞争过于激烈且市场疲弱，日本制造商们竭尽全力削减成本。对于大量的日本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将生产能力移到中国。
现在日本制造商，尤其是日本的电子产品制造商，除最核心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的生产都移到中国，分原因是急于推动利润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它们与阿尔卡特的施培兴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他们也清楚地了解，现在没有中国不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例如，先锋电子公司（Pioneer）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技术最先进的DVD播放机，而几个月前，先锋公司在日本才开始利用这项技术。先锋公司总裁KaneoIto对于自己的举动似乎也感到吃惊。他说，“如果在过去，我根本无法想象仅在日本本土开始生产五个月之后，就将先锋的关键性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背后。”
日本的“中国热”的症状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最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国外投资者。欧姆龙公司（OMRON）生产电子传感器（它所生产的用于标准计算机鼠标的电子传感器已占领了全球市场90%的份额）以及各种医疗测试设备，它于21世纪初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大型加工厂。欧姆龙公司总裁YoshioTateishi说，他希望欧姆龙在中国的产量在今后能够成倍增长，他同时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准总部”。这样欧姆龙能够节省大量的资金：欧姆龙向在中国的初级水平组装线工人支付的工资每月不超过100美元，这些工人大多是高中程度的年轻女性。而在日本，欧姆龙向同样水平的工人则需支付至少10倍的工资，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辞退他们所付出的开销也要高得多。
在北京南部有一个叫星网的全新的工业园，其核心是一家生产诺基亚手机的新工厂。围绕这一中心，分布着这个芬兰巨头的若干个供应商的工厂。诺基亚已经在中国投入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星网工业园似乎可以建在任何地方──美国研究叁角园区（ResearchTriangle）、新加坡、或者斯图加特。但诺基亚选择在北京城边的位置建立星网工业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正是诺基亚选择在中国建立星网工业园的意义所在。
在世界旅游看无处不在的“中国崛起”
从1983年起至今，我以留学生、大学教员以及后来担任澳大利亚大型中文报财经主编的名义，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并以各种身份陆续走访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就在这段时间正逢中国的迅速崛起。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早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崛起，在世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股共识的洪流。
特别是当你置身国外，你会感到中国的崛起几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泰国，时间是1983年4月，当时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而今天，中国游客早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