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的名声在中国褒贬不一，褒扬的说他们是东方的犹太人，浙商吃苦耐劳，勤奋经商，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贬的说他们靠制造假货发财，然后疯狂的炒煤、炒农产品、炒房子、炒钱，有浙江人的地方，什么都被炒得很贵。浙江人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存在即合理。这帮叱咤中国的人群到底什么样？我第五站是到浙江温州市，去看看浙江人到底在温州干了什么。
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数据，温州的房价比上海、北京还高。这真不知道当地民众是怎么买房的，总不能个个都去做地下钱庄，普通的民众也是不少吧。
当然，不用我多说多解释，大家都知道，温州的地下钱庄在中国说第二，没人敢说一。其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不可小窥，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即使是改革的排头兵广东人在浙江人面前也得客客气气，让他们三分。为什么温州的地下钱庄搞得中国都知道呢？这主要是浙江人高调、炫富的性格造成的，他们做点什么事情都要搞得很大，唯恐天下人不知。而且很多跟民众生活、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农产品都被浙江人把价格炒成天价。这个曝光率高了，“知名度”就自然上去了。而广东人就低调得多，其实广东的地下钱庄也很牛。但是在知名度方面就要逊色温州的地下钱庄不少。
浙江人喜欢跟江苏去比较，去争个高低。当然由于浙江的人口不多，GDP总量也是远远少于江苏的，因为浙江几乎没有重工业和大型国有企业，普遍是民营中小企业，当然在民富方面浙江是超过江苏的，而且浙江比江苏强的地方在于民营资本非常强大。一个民营资本强的地方会产生地下钱庄，而一个民营资本非常强的地方会产生非常牛的地下钱庄。
中国借贷之城
来到浙江省温州市，跟读者想象的一样，温州已然成为一座“借贷之城”。温州城市不大，高楼不多。但在温州街头的报摊，你随便买上一份报纸，分类信息版几乎都是借钱和贷款的广告，民间借贷已渗透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温州市，按照当地市民的说法是，整个温州市有超过九成的家庭个人和超过七成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不仅涉及面广，而且体量极大。温州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达到1500亿元人民币，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历史高位，年利率水平达24%左右（也就是月息2分，年息2角4分）。
在温州，我深深感受到了资本逐利的神奇魔力。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里面有一段引用托·约·登宁说的原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而温州的民间借贷资本正处于一个铤而走险的阶段。在高利率高回报的驱使下，民间资金对借贷市场趋之若鹜，一些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甚至小额贷款公司等“异化”经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钱庄”。他们挂着担保公司的牌子却不做担保业务，许多担保公司热衷于高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
站在温州街头，那些挂着“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招牌的门店，就是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的主体，其中的典当行和担保公司尤为盛行，地下钱庄正借助这些合法的组织形式，公开或半公开化，进入高利贷市场。
我决定深入虎穴，去温州的地下钱庄探个究竟。
2011年11月2日那天，我衣着考究地走进了位于温州锦绣大道的一家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这个所谓地下钱庄面积不大，100多平方米，不过装修得还不错。摆设什么的挺讲究。
一名矮矮瘦瘦的中年男子，该地下钱庄的老板看了我一眼，开门见山就说道：“你借多少？干什么用？”
我假装说自己在温州开店经营不善，急需借贷100万元一些资金周转一下。他说，“你有担保人吗？”我表示自己来温经商才1年不到，还不认识担保人。
他盯着我说，“你在温州没有担保人，要借贷就需要抵押了，不然是借不到钱的。”我佯装自己在温州已经买了一套商品房，我问他是否可以拿房子作抵押，他说可以，并说，“你要是事业单位的或公务员就不需要抵押，我们这里月利息比较高的，最起码5分。如果借100万元，一个月你付5万元，10天则是1万多元。”
我问这个月利息能不能少点，他说不能少，“因为你这个资金借得比较多，要100万元，周围其他一些小的典当行估计一次性借不了这么多给你，因为你是个外地人。在我们这行，你借得多，付的利息自然就高。”
我问他，你们典当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合法吗？他警惕了一下，低声对我说，“你该不会是暗访，来捣乱的记者吧？”
我忙辩解，大声说自己确实在温州经商，在温州市龙湾区买了房子，小孩子也在温州上学。他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放松了警惕，对我说，“我们的资金并非是自身的，多数来自当地民众的积蓄，有的是借温州当地亲戚的，有的是朋友凑的，还有一部分是从银行贷的款。在温州只要家里有闲钱的，几乎人人都会向我们这样的典当行（地下钱庄）放贷。然后再放给你们这些老板，中间赚点利息钱。”
我对他说，“你能从银行贷到款？银行不是不让贷款了吗？”他听我这么一说，笑了笑，说只要给银行的人塞点钱，什么事都能办成，并表示：“银行也巴不得放贷呢，这利息比银行那破利息高多了，利润大着呢。”
“那要是你收不回来款怎么办，那银行的钱不是还不了了吗？”我表示疑问。他笑着摇摇头，说，“一般找我们借钱的人，都要有温州当地有名望的担保人，我有时候也给别人做担保人。我不是看你说有套房子，我能跟你聊到现在？一般我们不是熟人不会借钱。你到时还不上来我钱，我就把你的房子卖了或继续做抵押。我不怕你不还钱。”
说完，他顿了顿，继续道，“我们温州人做事还是很讲信用，我们这一行完全靠信用来维系。”最后听他说完，他问我什么时候要借，需要签个协议。我表示自己还要回家考虑一下，明天再来一趟，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个假的电话号码。
在这里提倡读者不要亲自去地下钱庄探究，毕竟地下钱庄为什么能明目张胆地开，很显然背后有黑社会或者白社会的人撑腰和保护。
采访地下钱庄老板
在温州，我发现为什么温州的地下钱庄这么牛，经营了这么多年，原因是一边是数量众多且急需资金的民营中小企业，一边是想通过放贷得到高额利息回报的放贷人，地下钱庄就自然成为两者之间最合适的中介人，这三者关系清晰明了，各有所需，构建的模式也就长盛不衰。
在温州这个放贷的经营模式中，放贷人首先会向地下钱庄提出自己理想的利息要求，这个过程叫“议价”，一般的月息能达到20%～？30%。在吸存资金结束后，地下钱庄会和借款的企业主进行第二轮的议价。这个过程对地下钱庄就相当重要了，往往通过地下钱庄放出去的贷款，基本月利息以50%为起点，更有甚者能达到100%，地下钱庄的盈利空间就是原始放贷方和借贷方的利息差额。
部分地下钱庄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资金，也会向放贷人提出非常高额的利息回报，能达到年息40%～？200%。在温州的乐清地区，甚至爆出了600%的年息。实际上这就是非法集资，当然其中的风险也比正常利息回报的要大得多。
11月2日从温州的那家地下钱庄出来后，我又陆续去到了另外几家地下钱庄。跟第一次不一样的是，我决定摆明自己的身份，直接进行采访。
开始几家都失败了，最后一家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温州某地下钱庄（招牌打的是某担保公司）老板最终告诉我说，“我们这些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合法机构异化成为地下钱庄，实属无奈。按照规定，获得融资担保牌照的担保公司必须和银行合作，向银行打入保证金获得银行认证后，才可以通过银行将保证金放大5倍，给相关方进行担保。”
该地下钱庄老板坦言，“自己的担保公司也在做借贷中介。做放贷中介也能获得不菲收益。比如，一笔1亿元的直存款业务，可拿到额外不菲的提成（借款额的2%～？3%）。所谓直存款，就是借款人虽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但由于银根紧缩，银行的信贷额度已用完而无法放贷。于是，借款人为该银行吸收一定数额的存款就成为从银行贷款的前提。借款人没法筹集到存款只能求助地下钱庄，这时，就有金主（有放贷需求的个人或企业）将约定款项存入指定银行，然后由银行按正常程序向借款人放贷。借款人需向金主贴息，而庄主属于服务于金主的中介。”
“金主去银行办理定期存款，并将银行存款单和一年内不查阅不调动存款的承诺书给借款人看，按照行情，存入银行一年，金主不仅可以拿到4.14%的银行利息，还可以一次性拿到借款人额外支付的近5%的贴息。如按活期存款办理，借款人必须向金主支付18%～？20%的贴息。一般我们从上线那里，以两三分的月息进货，然后再以六七分的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
该地下钱庄老板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来表示与下家签订的合同都有些“门道”。
假如陈某融资2000万元，周转1个月，提供房产抵押等材料，抵押物价值在融资额两倍即4000万元以上，办妥抵押手续后，以个人名义出借资金。
白纸黑字的借条上写明的利息不一定高，但是在资金真正借给陈某之前，“高”利息就已支付了。按月息8分利算，借款方事先就要支付160万元的利息，利息通常直接在借款中抵扣，陈某借条上的借款是2000万元，事实上他只拿到1840万元。
正如该地下钱庄老板所言，后来根据我的调查，温州地区所有正规担保公司的资金流量还不足地下钱庄资金流量的1%，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相差巨大的利息回报，融资性担保业务只赚2%～？2.5%的手续费，地下钱庄最低额至少都在10倍以上。
黑色地下钱庄与灰色地下钱庄
不过我发现，温州地下钱庄并非只是单纯的一类，可以细分为黑色和灰色两大类。黑色地下钱庄单纯以追求高利息回报为目的，这类钱庄主要涉及投资股票、赌博和贩毒上；灰色地下钱庄是相对与黑色地下钱庄而言，主要是为了满足温州地区日常生活和正常企业经营活动而提供短期资金支持，赚取利率差价，钱庄给予放贷人的利率一般都会高出银行的10倍左右，借贷人多是当地的中小企业的老板，借贷目的是启动创业计划或者扩大企业规模。
和黑色地下钱庄相比，灰色地下钱庄才是温州地下钱庄的主流形式，数量过万，基本占据了温州地下钱庄借贷总额的95%以上。
温州人热衷创业，不甘于为别人打工，往往自己开办工厂，从小做起。但无论是小额的启动资金，还是做大企业的扩张资金，往往都是企业主最棘手的问题。在国有银行和信用社诸多苛刻条款的限制下，他们往往都会把目光投向地下钱庄。
虽然地下钱庄还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是可以说没有地下钱庄这样的民间借贷业务，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温州地区30多万家的民营企业，其启动发展资金的60%以上来自当地的地下钱庄。尤其是在银行贷款难求的时候，它就成了中小企业找资金的“救命稻草”。
在号称“泵阀之乡”的温州永嘉县，经营泵阀生意的陈朝辉表示，像他们这样的小企业在开创初期，是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的，于是来自亲戚朋友的民间借贷就成了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温州苍南金乡丰豪工业品厂钱龚雪也表示：“我们同时参加了四五个标会，需要钱的时候就能从不同的人那借到钱。不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存在别人那里拿利息。”
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但民间借贷的高度普及，也很可能导致风险集聚。
一个地下钱庄老板的履历
11月8日晚上，我见到地下钱庄老板唐荣是在一个150多平方米的商住两用的楼房里，杂乱的办公桌前堆满了各种空白的票据，大多都是已经打印好了的空白借据。这位“资金倒爷”一天都忙着接电话。
他对我说，“我将短期借贷的月利息调高到5分，就这还有很多人要借，快到年底了，这个需求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同大多数“资金倒爷”一样，唐荣也有自己的生意，他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有一个300人的五金工厂，每个月可以创造500万元的利润，一直以内销为主的厂子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他有更多精力投在“地下钱庄”的业务中。
唐荣很大方地承认自己现在正在做的正是“地下钱庄”，但他说一开始做的并不是这个。据他介绍，在初期（1999年），他手上有一部分闲钱是生意伙伴们为了解决各自企业资金周转问题，当时大概有2000万元，合伙人当时有6个。这笔钱交给他做，是因为合伙人认为他当时有个厂，效益还不错，即使资金收不回来，至少他还有一个厂可做抵押。
唐荣说：“钱都是大家自己拿出来的，但当初，钱并不外借，我们有个内部协议；在一定时间内，这些钱都是集中提供给需要钱的合伙人使用，并支付约定的利息，这相当于一个互助的形式。当我们几个合伙人企业度过了早期发展阶段并运行正常以后，内部就出现了大批闲置资金，而这些互助资金对合伙人的意义相对下降，同时又由于温州当时社会资金需求很大，因此我们就商量将原先用于内部互助的资金向外放贷，并采用类似于银行信贷的管理体系，于是这个地下钱庄便随之出现，一眨眼，做这一行已经有12个年头了。”
唐荣称他的盘子最大时，一年放出去的资金有1亿元，一年保守收入是几百万元。浸淫此行多年，唐荣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开始做钱庄后，他的上家跟以前一样都是和他一起闯荡的一些生意伙伴，因为做这行有些年头了，所以有更多的生意伙伴们很放心地把他们手上的一些闲钱交给他去打理；没有资金可借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唐荣介绍几个“上家”或者“下家”；那些做生意暂时缺钱周转的小老板，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客户——“上家、中间人、下家”，这基本上形成了唐荣的“生意圈”。
唐荣介绍说，“上家自然是有闲钱的富人。但也有些人本身自己没钱，但依靠房产从银行获得了贷款，或者向别人融了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叫我来放贷。至于下家，基本都是熟人，或是熟人介绍的，自动找上门的生人一般不借，即使借了利息也会很高。做熟人的生意，自己觉得风险可控，至少我能了解，这个人平时信誉如何，生意经营得如何。”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温州当地一位在迪拜做外贸的客户，急于购入当地20多个商铺，苦于没有资金，找到唐荣，想到当时很多中国人在中东投资地产，于是唐荣拿出1000万元，为此，他还陪同客户一起中东考察。三个月之内，该客户将商铺转手倒卖给温州、义乌一带的商人，商铺转手成功，唐荣也取得了开门红，“康庄大道”由此开张。
唐荣的公司不属于在工商局注册的担保公司，而是冠以某投资咨询公司之名。
11月10日，在唐荣的办公室里，我亲自体验了他工作的繁忙，其中不少客户的资金需求都在百万元以上。上午10点左右，唐荣接到一位方某的电话，对方说要借100万元，唐荣马上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张某打了电话，很快，张某回来电话，说钱已经转到他的户头上了。
随即，唐荣便嘱咐手下工作人员把这笔钱再打到方某户头上。该交易前后用了不到20分钟，而其中没有履行任何担保、借据手续。当时我很担心，我问唐荣，这么一大笔钱要是对方不还怎么办啊？
唐荣笑着告诉我，借钱的朋友方某在广东开工厂，也是温州人，100万元借款是用于周转银行的利息，而张某则是他的老“银主”了。需求不是很大，又都是熟人，所以没必要走什么借据程序。
说完他话锋突然一转，说，“当然，绝大多数放款都是要履行相关手续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需求都会满足。”
确实如此，我于11月10日在唐荣办公室里待了近3个小时，其间唐荣拒绝了五六例外地人或者不熟人的借款需求。事后他对我说，“这些大多不能做，能做的也只有三四单，也都在10万？～？500万元。这些需求里面大多都是短期融资，很多是企业主，因为年关将至，大多都缺钱。”我统计了一下，10日这一天他总共放出去950万元人民币。
跑跑潮背后：要命的地下钱庄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做地下钱庄的人都像之前我采访的唐荣那般幸运，在中国借贷危机的风暴中，做地下钱庄的老板们个个如坐针毡，害怕自己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
刘伟也是一个地下钱庄的老板，他今年40多岁，他与朋友筹了几百万元准备做生意的钱，朋友拿到地下钱庄放贷去了，借贷者现在还不上。刘伟介绍，正常情况下，个人间借贷月息2？～？3分，公司间业务月息3？～？5分，一些钱庄的短期利息达到6分？～？1角。不过，从2010年开始，民间借贷就有些疯狂了，甚至出现月息一角多。
放贷人会与地下钱庄议价，提出自己理想的利息要求，一般月息三分左右。在吸存资金结束后，地下钱庄会和借款人第二轮议价，一般达到5分以上。地下钱庄就在这个环节赚钱。部分地下钱庄为了最大限度吸引资金，向放贷人提出非常高的利息回报。
刘伟的朋友从亲戚朋友处募集了4000万元，月息2分。加上自己的2000万元，以月息3分借给一个眼镜商。他每月赚利息100万元。突然一天，电话就不通了，“跑路了。上家资金链断裂，他也被牵连了。”
进入2011年下半年，借贷人跳楼的状况频繁见诸报端。据媒体报道，仅2011年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就发生3起企业老板因债务危机跳楼的事件，2死1伤。
“人们一下子恐慌起来，纷纷挤兑。很多人都是被挤兑给害死的。所有债主都在抽款，一下子哪能还得上？也有一些老板，去澳门赌博把借贷的钱输了。最多的甚至一次输几千万元。温州人现在流行去海南赌博，一去包下整个酒店。”刘伟叙述说。
温州的中小企业倒闭，老板跑路——温州正处于民间借贷危机的风暴之中，而这场风暴从我来温州之前几个月，2011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了。我很想知道在借贷危机中，那些借地下钱庄的商人或企业家们的日子又怎么样？
2011年11月20日，温州商人胡汉民和我坐在一家装潢非常讲究的火锅店中，他的四部手机一字排开，铃声此起彼伏。他平均10分钟接一个电话。时而怒骂“什么？一百万元，你欠我六百万元！”时而恳求，“现在真没钱，再给三个月，肯定给你。”
他是这天早上从上海赶回的温州，他对我说，“这次去上海避了几天风头，地下钱庄的人要抓我，逼我还钱。可我现在没钱啊，我刚跟他们说再给三个月，肯定把钱还他们。”
胡汉民是做建筑生意起家的，正常年份，每年能赚几百万元。目前，他身背三四千万元的债务。其中两千多万元是高利贷的本金，一千多万元利息。而且利息还在以每个月几十万元的速度增长。他的债主包括地下钱庄、公务员、银行职员、民间担保公司等。
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借这么多钱？胡汉民说，如果当时能够从银行或正规机构贷到款，就不会去借高利贷。眼看着日子走向年末，胡汉民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才能闯过“年关”。
这个商人是如何走上借高利贷的路呢？
胡汉民以前几乎没接触过民间借贷。2008年年底，他承建一个工厂厂房。厂里不付工程款，出现了250万元资金缺口。他为了接到这个工程，就承诺垫付这一阶段的建筑款。但是，他拿不出这笔钱出来。
工厂提出一个办法，厂长找担保公司借钱给胡汉民。2009年4月，第一笔贷款150万元，6月第二笔100万元。利息都是三分半，期限三个月。这笔贷款缓解了资金问题，工程得以继续。胡汉民想，年底与工厂结清工程进度款时，便可还钱。结款时，工程完成95%，厂里欠着他900多万元没结。
此时，工人和材料供应商找他催款。材料商两次把他堵在高速公路上，工人则三三两两抱着被子睡在他家中。胡汉民带着房产证去银行抵押贷款。但银行说集体产权不能贷款。胡汉民当时又没成立公司，去小额贷款公司也贷不下钱来。
这个时候，他找了地下钱庄。胡汉民还记得第一次去地下钱庄借钱的经过。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几个工作人员。他比较容易地贷了80万元。抵押了一辆车，四分利息。他说那里不像银行那么手续严格，在地下钱庄里，各种手续相对灵活，甚至凭信誉和关系也能借到钱。
做建筑行业的胡汉民，到后来靠借贷维持工程开展。最多的时候，胡汉民拥有着五六个工地。他说业务铺开后，因对方不能按期支付工程款，以及贷款利息增加等，欠债也不断增多。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和结束，他说只能不断借贷。他算了算，借款两千多万元，到现在利滚利已还了3000多万元。
到2011年年初，胡汉民发现很难借到钱了。不得已，他打电话给一个自小玩到大的公务员朋友借贷。朋友从银行贷款50万元，通过地下钱庄担保，胡汉民拿到了这笔钱。
胡汉民用这笔钱还了其他债主的利息，但到第二个月，他还不起朋友的钱。朋友叫了几个人去要债，把胡汉民的一个亲戚围住。胡汉民大部分债务都由这个亲戚担保。因为借钱的时候，一般要有个担保人，最好是公务员或者企业主。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互相担保。
胡汉民说他为此与朋友关系闹僵了。但另一些债主他没办法对抗。几个月前的一天，他回家发现墙上写着大字，“欠债还钱”。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突然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跑出去发现，有人用石头把玻璃门砸碎。
他尽可能避免与债主接触，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他说，“讨债的人只针对我，不会找家人。”
银行也疯狂染指温州地下钱庄
按照胡汉民的叙述，曾经在胡汉民急需资金的时候，温州一家国有银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援手”，从2009年7月开始，150万元、80万元……陆续借了700多万元给胡汉民，月息4分。
胡汉民说这名工作人员让他提供了一些工程合同及预算等资料。“她是利用我，从银行里贷出钱，然后再转贷给我，从中赚取利差。”胡汉民说，利息都是直接打到该工作人员个人账户，还了800多万元利息，直到他再也还不起钱。“该工作人员将债务转到弟弟身上，然后再以弟弟名义起诉我。现在我们正在打官司呢！”胡汉民显得很气愤。
根据胡汉民的话，我们可以推想在高利润影响下，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特征：资金多元化，甚至境外资金加入民间借贷行列，银行资金也通过各种渠道变相流入民间借贷的池子。
银行资金更多时候以一种更为隐蔽、合法的方式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温州有些知情人称，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资金关系，与人合伙开担保公司，以假实业的方式把钱借出来，再翻倍贷出去。
胡汉民坦承，多次通过一些银行领导贷款，都是私下进行。
根据我在温州的调查，温州的银行资金还通过上市公司、国企等途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银行低息贷款给上市公司或国企，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高息发放出去，银行收取正常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手续费，各得其所。而一些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利率上浮到年息8%左右。地下钱庄给这些企业每月2分利，年息24%，除去还给银行的利息，企业坐收16%的净利。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曾坦承，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这与监管失职相关。由于信贷需求旺盛，许多企业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一些大型企业从银行低成本拿到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银行疯狂地染指到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交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如果高利贷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国企和银行涉足这一领域，经济一旦下行或将带来系统性风险。
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慢慢拉长，借钱的企业经营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从而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温州中小企业：日子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难过温州借贷的纠纷案骤然增多，原因就在温州的中小企业缺钱，为了生存，一些企业宁可选择高利贷，2011年上半年以来，媒体已经相继曝出温州三旗集团、江南皮革、餐饮连锁港尚记、波特曼等几家企业倒闭，那么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到底怎样？
李强是温州一家打火机企业的负责人，面对眼下的形势，李强直说现在企业的日子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难过。那时企业是发愁没订单，现在则是看着订单却不敢接。从2010年年底，他就一直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直到现在也只融到了总资金量的30%。
李强说，“2010年比今年2011年还稍微好一点，当时是融到了总资金的30%，60%还是要靠民间借贷。我们自己企业能抵押的东西都抵押了，能借的都借了。我在周围做企业的朋友中，能从银行融到30%资金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大家都缺钱，一些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飙升至70%，高成本压得温州小企业喘不过气来。周边都是这种情况，好的转型项目，好大的订单，大的公司做期货，可以大量买进材料，过一段时间成本涨起来的时候成本就比我们低。我只能有多少资金做多少，这就是中小企业实实在在的问题。”
李强告诉我，他们那些传统产品本身利润没那么高，20%的融资成本的话产品利润至少要达到50%以上的才可以做，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压力了。李强的企业主营出口生意，多数与跨国公司对接，但跨国公司有自己的采购结算体系，结算周期三到六个月不等，这个结算周期李强等不起。2011年年初至今，他已经放弃了多个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单子。
据温州官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达到四分之一。全市42.9%的企业资金链吃紧。
温州经贸局的同期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全市新增贷款投放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尽管目前说温州企业出现倒闭潮不太恰当，但在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的大背景下，广大温州企业生存状态正陷入多年来的低谷。很多企业没有资金面临着要停工，很多企业有订单没有办法生产，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死掉了，活过来却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