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严复
17至18世纪，当西方主要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并普遍建立起证券交易所的时候，曾经“万国来朝”的大明帝国正在极度的政治腐败中摇摇欲坠，随后满清八旗乘机入关，完成朝代更替。此后虽有“康乾盛世”，但毕竟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繁荣，已经落后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长达百年的战乱，在外来坚船利炮的强迫下逐步走进现代社会。
中国自古奉行“重农轻商”的文化，古代精英最大的梦想是“学而优则仕”，经商被视为不劳而获的行为，历来受到社会歧视。加在商人头上的罪名不胜枚举，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即便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正常的商业行为还被视为投机倒把而受到严厉打击。直到2008年，《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才被取消。
不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不管是唐初道教兴盛，还是明朝理学兴起，文化都是当权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这种社会架构适应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曾对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无法应对以市场交易为主的当今社会。于是，改革势在必行。
破茧：历史的选择
历史的巨变从1978年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决策层高瞻远瞩，决心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决定将国家的核心任务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资金需求、生产任务、产品销售等，均按照政府指令完成，社会经济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组成，没有竞争，没有创新，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部分地区（像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发扬首创精神，兴办一批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乡镇企业。随后城市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尝试。1980年，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1400万元。1983年7月，深圳市宝安联合投资公司通过《深圳特区报》刊登招股公告，向社会集资1300万元。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定期3年的股票。股份制这一在西方已盛行几百年、也一度在中国风靡（解放前）的事物，再次借改革开放之机登上历史舞台。1986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发行股票，股票的一级市场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出于流通的需求，全国各地相继出现股票的柜台交易。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营业部率先挂牌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公司的股票，后来被视为股票二级市场形成的标志。1987年9月，中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在各省组建33家证券公司。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浦江饭店敲响开业的第一声锣。1991年4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底，上交所共有8只股票上市，深交所共有6只股票上市。1991年4月4日，深交所以前一天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深证综合指数。1991年7月15日，上交所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上证综合指数。
尽管比西方主要证券交易所“迟到”200年以上，但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建立，依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划时代事件，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资产证券化的阶段。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过程，其特点之鲜明，可谓举世无双。
政府的主导作用
如前文所述，西方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以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基础，以工业革命为背景，采取的是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而在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前，社会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严重缺失，采取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近乎破冰式的发展模式。这便是中国股市为何总无法摆脱“政策市”的根源。
上市主体的特殊性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进入第十二个年头，民营经济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的主体依然是国有企业。数十年的改革经验证明，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缺乏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改革自1978年开始，在先后经历过“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尝试之后，股份制改造被顺势推向改革的前沿。于是，某些国有企业经改头换面后成功上市，变戏法似地多出数亿的巨额现金，高管们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甚至不知如何庆祝才好。若非笔者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置信。当股票市场肩负着“为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时，就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质量做出要求。即便是设置上市门槛，这种主要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游戏，也是难不倒某些善于作假的中国人。
市场的发育程度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这段话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证券市场的状况。上至国家最高层，下至普通民众，似乎都对证券市场保持着某种谨慎和敬畏。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当初西方证券市场创建时不可同日而语。
1.“股份制”概念尚处于萌芽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0年上交所建立，股份制在中国的探索仅12年的时间，而该阶段在西方普遍超过100年的时间。这种速成式的冒进，直接导致后来证券市场偏离其应有的功能，运营效率低下，与国民经济发展脱钩。
2.稚嫩而盲目的投资者
由于缺乏对股份制的认识，许多投资者甚至不知股票为何物，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加上当时股份制企业数量少，分红派息方案优于银行存款，一度出现全国人民“东进上海、南下深圳”抢购股票的火暴场面。正是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无知，才导致供求关系出现忽冷忽热，并最终酿成中国证券史上的奇观——“8·10事件”。
3.计划经济色彩的监管体制
随着资本市场大幕的开启，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号施令的管理层似乎并未立刻进入状态。他们像是消防队员，哪里有“火”就出现在哪里，运用行政指令强制灭火。如取缔场外交易、关闭除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其他证券交易市场等，尽管这种方式略显粗野，且有时候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但总体上能够适应中国证券市场初级阶段的监管要求，直到现在。
4.健康股权文化的缺失
在上市公司的架构中，股东与高管之间，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作为经营者，维护所有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是其天经地义的责任。但这种文化并未广泛地深入人心，欺诈上市、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现象屡屡发生，由于高管们的不作为，许多上市公司甚至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伤透无数中小股东的心。
市场发育先天性不足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体制转型，是解开中国股市各种怪现象的钥匙。它似乎注定中国股市的未来将面临更多的风暴，游戏才刚刚开始。
燎原：资本的扩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同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尽管口号喊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但眼下还得从实际出发。为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资本市场，政府再次发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作风，在短短六年时间里，便走过西方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路，以酣畅淋漓的果断措施，完成如下六项大事：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中央政府收回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权，标志着全国统一管理体制的建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确立“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1998年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撤销，其职能划归中国证监会，至此，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大权由证监会统揽。要知道，美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141年后，才设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
二、制定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证监会成立后，开始着手推动证券市场法制体系的建设。1994年《公司法》实施，1999年《证券法》实施。此外还颁布实施一批规范证券市场行为的规章制度，内容涉及证券市场的各个层面，如股票发行与交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证券公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等。尽管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比美国晚200年，但游戏规则的建立仅仅晚60年，也算是为“赶英超美”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打造“旷世罕见”的股票发行制度
深圳“8·10事件”后，为防止股票发行一哄而上和过度投机，监管机构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创造出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股票发行审批制度。具体办法是，首先由国务院证券委确定当年股票发行的总额，然后再向各省、各行业分配额度。拟发行股票的企业，首先向地方政府申请额度，最后报中国证监会审批。
在发行股票的定价上，由于缺乏市场价格的发行机制，基本上根据每股税后利润和相对固定的市盈率来确定发行价格（新股发行价格=每股税后利润×发行市盈率）。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应运而生，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市场博弈的结果，而是人为地制定。
四、“废黜分店，独尊沪深”
在沪深交易所成立前后，全国各地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设立多家产权交易所、证券交易中心等机构。1998年3月，国务院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1998年9月，国务院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先后对41家场外股票交易和证券交易中心进行清理和关闭。至此，全国只留下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全部被废黜。
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清理和关闭，固然有利于市场监管，但却不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必然要满足不同层次的融资和投资需求。以美国为例，它不仅有全国性的主板市场，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全美市场，而且有二板市场（纳斯达克小资本市场）、三板市场（OTCBB市场）、粉单市场等。假如将资本市场形容为零售商场，那么，在单一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中，只有高档名牌店，没有普通商品店。这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五、初步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20世纪90年代外汇短缺和外汇管制的背景下，为吸引外国投资，中国在1991年推出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美元或港币认购和交易，投资者为境外法人或自然人。1993年以来，境内企业开始探索在海外上市。如今在中国香港、美国、伦敦、新加坡等地，均有中国企业股票上市。像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著名企业，都是在海外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1995年7月，在国际证监会组织第21届年会上，中国证监会成为其正式成员。
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好比是在松散的沙滩上建起高楼大厦，薄弱的地基，仓促的施工，生疏的工人，但却没有影响大厦的准时竣工。在这座写着“股票市场”的大厦里，尽管外形和西方股票市场没有两样，可其内在精神却有天壤之别。而这些差别，恰恰是问题和危机所在。
风暴：犯规的代价
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当巨额的利润诱惑加上制度设计的缺陷，中国股票市场马上掀起一轮波澜壮阔的“抢钱”高潮。抢钱方式多姿多彩，花样迭出，堪称一部中国版的“索马里海盗工作日记”。
抢钱大法之“财务造假”
笔者以在2007年挂牌上市的126家上市公司（金融股除外）为样本，对其前后5年的产品毛利率进行考察。在上市的前三年，样本中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分别达到30.92%（2004年）、30.01%（2005年）、30.32%（2006年），而在上市当年就下降至28.89%（2007年），此后两年连续下降至26.25%（2008年）和25.99%（2009年）。有人说这可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致。那么，让我们来看，这是在2007年前上市的1390家上市公司（金融股除外）在2004～2009年的产品毛利率变化，在此5年间，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约为23.5%，并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可基本排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综合可得出结论，上市公司在IPO前，可能普遍存在“粉饰”（用这个词好听点）财务报表的现象。这就提醒投资者，在分析新股的财务报表时要更加谨慎，不要被其美丽的外表所欺骗。
财务造假的目的除骗取上市和融资资格外，还被广泛用于操纵股价，这里常见的手法是“利润调节”，即运用眼花缭乱的财务技巧，将利润在不同会计期间“乾坤大挪移”，进而影响股价表现，以达到吸筹或出货的目的。
在中国证券市场财务造假的耻辱柱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琼民源”事件。该股曾是中国股市光彩夺目的“黑马”，1996年全年涨幅高达1059%。但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琼民源”1996年年报中所称5.71亿元利润中，竟有5.66亿元为虚构，并虚增6.57亿元资本公积金，以便于其控股股东民源海南公司利用虚假消息操纵股价。1998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琼民源”董事长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琼民源”让无数散户肝肠寸断，人送江湖绰号“全民冤”。
抢钱大法之“内幕交易”
用“泛滥成灾”形容内幕交易在中国股市的猖獗毫不为过。在市场起伏的背后，每天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老鼠仓事件、上市公司泄密事件、利益输送事件等。导致这种悲剧的根源除中国是关系型的社会外，更重要的是法律的缺陷和漏洞，使得内幕交易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收益则大得难以估量。
假定小B是某上市公司高管，在年报发布之前，便得知本年业绩远超出市场预期。此时小B得意扬扬，暗地里大肆买入自家股票。年报发布后，市场好评如潮，股价大涨，小B自然赚得盆满钵满。在此案例中，若认定小B从事内幕交易，必须经过如下两项步骤：
1.证明小B将此消息告诉别人
从调查取证的角度看，此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在得知消息后，小B可以抽出上厕所的时间，发短信或打电话向他人通报。如果出于保密需要可以没收其电话，小B完全可以在厕所的墙上画一只乌龟或兔子，乌龟代表利好，兔子代表利空，然后让提前约定好的人去厕所接头。一旦被领导发现，小B还可以辩称乌龟是他的图腾崇拜，拜自己的偶像总不算犯法。
2.即使证实了小B泄露消息，还要证明接收消息者据此进行交易
假设接收消息者是聪明人，他稍微花点时间，上山下乡，总能找到一位名叫“张艺谋”或“冯小刚”的农民，用他的身份证开个证券账户，哪怕警察都是小说家转业，也万万不能将小B和“张艺谋”或“冯小刚”联想到一起。
退一步讲，即使小B从事内幕交易，被法院宣判，面临的惩罚也不过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和巨大的潜在利益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抢钱大法之“股价操纵”
在中国股市，通常将股价操纵者称为“庄家”或“主力”。在股票市场成立初期，曾有“无股不赌，无股不庄”的说法。针对此状，各种“与庄共舞”的书籍和技巧铺天盖地，名曰“猎庄秘籍”、“主力揭底”、“擒庄绝技”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所谓的跟庄技巧，多数是“事后诸葛亮”般的意淫，是专门用来欺骗散户、技术含量极低的拙劣表演，所有职业投资者都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市场上真正的对手不是庄家，而是自己。况且庄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成功的庄家岂能被散户战胜？失败的庄家即便战胜他又有何用？殊不知，自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因坐庄失败而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的庄家比比皆是。
假如将庄家形容成专门打家劫舍的山大王，那么他常用的招数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内幕消息打头阵
在过往的股价操纵案中，上市公司（主要是某些高管）均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它们为庄家提供内幕消息，有些甚至为配合股价操纵专门制造消息。
第二板斧：资金优势做后盾
短期内股价的决定因素是资金供求关系，多方强于空方则股价上涨，空方强于多方则股价下跌。为保持对股价的控制力，庄家必须有足够的筹码或现金。
第三板斧：处心积虑造舆论
简单地说，坐庄的过程分三步，一是低价买入；二是向上拉升；三是高位出货。为达到目的，庄家通常会制造舆论，跟散户玩“声东击西”的游戏。
至于庄家的操作手法，可谓是千奇百怪。鉴于市面上有关此话题的书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只提醒一点，从现在起，投资者应该彻底摒弃这些“祸国殃民（股民）”的东西，让它们见鬼去吧。
迄今为止，最轰动的股价操纵案当属“中科创业”（000048，现名ST康达尔）。1998年11月至2001年1月间，吕新建（江湖称吕梁）与朱焕良合谋操纵“康达尔”（为配合股价操纵，1999年12月更名为“中科创业”）股价。他们通过相关证券营业部及上海华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机构，以委托理财名义融资50多亿元，利用1500多个证券交易账户和股东账户，控制中科创业高达55.36%的流通股。自1998年开始，中科创业股价最高升至84元，累计升幅超过10倍，成为当时市场最闪亮的明星股。2000年年底，吕朱两人资金链断裂，导致该股连续10天跌停，最低跌至13.01元。等秋后算账的时候，吕梁竟不可思议地从人间蒸发，“他挥一挥衣袖，带走巨额现金，却把伤心留给散户。”
抢钱大法之“无耻黑嘴”
所谓黑嘴，泛指那些“受利益驱使，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等）或公开场合故意诱使其他投资者买进或卖出特定股票，以影响股价走势”的人。根据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将黑嘴分为如下六大类型：
1.电视黑嘴
他们西装革履，他们正襟危坐，他们自称专家，他们讲话慷慨激昂，言之凿凿，他们在电视上指点个股，貌似救星。实质上他们受雇于人，故意设下陷阱，误导散户，利用老百姓对电视的敬畏感公然行骗。
2.网络黑嘴
他们活跃于国内各大证券论坛，打着“庄家”、“主力”或“知情者”旗号，散布各种惊世骇俗的虚假消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言路不畅，事实真相总是被人为掩盖，因此养成老百姓偏爱小道消息的毛病，这种心理恰好被网络黑嘴所利用，以至于消息满天，谣言横飞。
3.名嘴黑嘴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名气就是生产力”。但有些名人并不自重，利用其在股票市场上的影响，大放厥词，不管水平高低，先吐为快，让无数慕名操作的散户大受其伤。最可恶的是极少数名人，借名充当“庄托”，贻害无穷。
4.写手黑嘴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笔耕不辍，靠文字征服读者，他们的作品经常被杂志报纸登载，他们对股市的分析好像鞭辟入里。只可惜，他们是黑嘴。他们利用读者对文字和文人的迷信，欺骗散户的感情。
5.学术黑嘴
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浮躁，有些原本搞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教授、研究员等，纷纷跳出来指点股市，到处传业解惑（当然不是免费），忙得不亦乐乎。历史证明，经济学不等于投资学，投资学不等于投资实战学，书读得好和股炒得好完全是两码事。散户大可不必对这些人顶礼膜拜。
6.无名黑嘴
首先讲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故事。2001年前后，某券商（国内排名前五）坐庄被套，情急之中，老总和副总设下妙计，故意在办公室聊天，说要将某只股票做上去，隔壁办公室的财务经理是个八婆，不久便将消息传遍全公司，大家纷纷去买，公司顺利解套。按理说，此八婆并无做黑嘴之意，但却行黑嘴之实，人送外号“无名黑嘴”。
和内幕交易相似，黑嘴的认定在技术上难度极高，其核心在于当事人是否受利益驱使。接受调查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有天我坐在电脑前，空山无人，诗兴大发，恰好看到这只股票，属于独立判断。面对此情此景，谁都无可奈何，因为很难证实他不是独立判断。
上述论断并未经过严格的问卷调查和科学证明，仅是笔者数年从业经历所见所闻的总结，其目的在于提醒投资者要加强学习，不要轻信他人，各位看官切勿对号入座。
抢钱大法之“江湖骗术”
股市不仅充满投机性，而且充斥着各种非法敛财的花招，是各种骗术集大成之地。中国人将这些骗术发扬光大，进行二次改造和升级，创造出许多独一无二的股市骗术。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可将这些骗术分为如下三类：
1.神器类
凡行走江湖的大侠，必有属于自己的独门利器。如关云长之青龙偃月刀，孙悟空之如意金箍棒等。因此许多投资者认为，如果能找到类似的“兵器”，则能战胜股市，获取暴利。有需求就有供给，市场上专门有群人，他们自称是江湖的绝顶高手，同时是炉火纯青的工匠，已研制出降服股市的“神器”，且这种神器能够批量生产，为散户带来“枯木逢春”般的奇迹。常见的“神器”包括各种花样频出的股票软件、改头换面的技术指标、貌似权威的交易数据等。
2.神仙类
由于缺乏统一的宗教信仰，中国民间的神仙多如牛毛。而股市里的“神仙”丝毫不比民间的少，不同是的，民间的神仙是老百姓造出来的，股市里的“神仙”是自己造出来的，民间的神仙是圣人，股市里的“神仙”是骗子。下面来看看“股神”的诞生过程：
第一周发10万条短信，预言某只股票的涨跌。其中5万条看涨，5万条看跌。
第二周向前次蒙对的5万人再发短信，其中2.5万条看涨，2.5万条看跌。
第三周再向前次蒙对的2.5万人发短信，其中12500条看涨，12500条看跌。
在10万人当中，最后有12500人发现，这位短信大哥竟连续3次准确命中，简直就是股神。接下来的事比较俗套：散户交钱，骗术得逞。
3.神通类
中国社会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网，连接这张网的是人际关系。于是便有人在这里打起歪主意，对外宣称“上面有人”，故意渲染自己的神秘身份，借此大肆行骗。股市里同样有这样“神通广大”的人，他们或认识“庄家”，可提前知晓某只股票的涨跌，或和上市公司高管是铁哥们，能套来内幕消息，或和政府主管部门关系非同寻常，能买到“原始股”等，况且，他们都是现代“活雷锋”，不忍心将这些靠特殊关系得到的好处独吞，非要与他人“共享”（当然是有偿共享）。
在笔者看来，股市江湖骗术得逞的原因有三条，一是漫无边际地虚夸自己，将自己包装成“散户救星”；二是利用散户渴望暴富或有病乱投医的心态；三是骗术足够高明，狐狸够狡猾。事实上，股市里根本没有神器（即使有如意金箍棒，也得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孙悟空），没有神仙（即使有神仙，也大多藏在传说中的深山老林，绝不会轻易打陌生电话给你），没有神通（即使有神通，靠独家渠道获得的好处，也不会跟他人分享）。在股市里，真正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别无选择。只要牢记此条，便能将所有江湖骗术拒之门外。
1999～2004年是中国股市“犯规者”频出的6年，是“猫与老鼠”游戏上演场次最多、“老鼠”死伤最惨重的6年。尽管未能根除中国股市与生俱来的缺陷与顽疾，但至少让市场不正之风得到纠正，让祸害散户的猖狂之举得到惩罚。让我们记住下列名字：琼民源、银广夏、蓝田股份、中科创业、德隆系、科龙、南方证券、闽发证券、郑百文、亿安科技、东方电子……它们以自己的“壮烈牺牲”，为中国股市的规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是负面的。
股改：第二次革命
2006年前，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股份被分为两类，一是社会公众购买的公开发行股票，能够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称可流通股；二是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只能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称非流通股。1992年原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规定“国家股、外资股的转让需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1993年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家拥有的股份转让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公司在上市时，均在其《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股票发行通知，本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暂不上市流通。”公司上市后，通过配股、送股、增发等派生的股份，仍然根据其原始股份是否流通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权分置的格局就此形成。
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中国股票市场的分裂，大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相同，但成本不同、收益不同、权利不同，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大股东关心的是如何在二级市场圈钱，流通股股东关心是的股价表现。在股权分置条件下，股票市场最核心的两项功能——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逐步衰竭。2001～2005年，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上证指数从2000多点跌至1000点以下，成交量大幅萎缩，投资者信心丧失，券商全行业亏损，中国股市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股改势在必行。
早在2002年前，管理层便开始探索国有股减持的路径，先后尝试过国有股定向配售、国有股存量发行等方式，均以失败告终。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定国有股减持方案为：凡国家拥有股份的已上市或拟上市公司，向公众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出售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市场担心国有股减持的增量压力，上证指数6月14日在2245点见顶，此后进入长达5年的漫长熊市。截至2002年6月上述办法暂停时，上证指数已跌去超过20%。
事情转机出现在2004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确定了尊重市场规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基本原则，为股权分置改革奠定了基础。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拉开股权分置改革的大幕。
从股权分置问题产生的历史出发，本次改革在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采取对价的方式平衡彼此利益，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让渡其股份上市流通带来的收益。在实际操作中，上市公司采取送股、派发权证等形式，平均对价水平为10股送3股。对价的确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上市公司股东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采取市场化的方式确定，并最终由全体股东和全体流通股股东表决通过。截至2007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98%的上市公司完成或进入股权分置改革程序，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除因股份解禁而制造出大批的富豪外，主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让股市真正成为股市
严格意义上讲，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市，只算是为国有企业脱困变相圈钱的场所，不是真正的股市。全流通的实现，将彻底打通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隔离，使股票市场真正融入到国民经济中去，成为反映经济走势的晴雨表，股票市场融资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将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对市场估值体系的全面冲击
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流通股，导致中国股市流通市值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庞大储蓄的投资需求，股票市场整体估值偏高。全流通将使股票市场流通市值在短期快速扩大两倍以上，推动股票市场供求关系回归到合理状态。这不仅会改变以往市场整体估值偏高的局面，而且会促成个股表现的两极分化。有关市场估值的话题，将在后文中详细描述。
三、对投资思路的深层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前，由于多数股票不能上市交易，主力可通过大量吸纳流通股达到控盘的目的，进而随心所欲地操纵股价，股价表现和公司基本面几乎没有关系。这种单纯依赖资金推动的操作方式，将在全流通时代面临巨大风险。因为当股价超出合理范围时，将诱发原来的非流通股股东增加股票供应，可能会把股价打回原形。这就促使投资者在交易时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质量，从而理性地评估股票的价格，降低博傻式的盲目投机。
重生：美好的时代
有则关于股市的幽默故事：某人在书店买书，对店员说，他想买本书，里面没有凶杀，却暗藏杀机，没有爱情，却爱恨难舍，没有侦探，却时时警惕。店员听完，拿出一本书，说只有它符合要求，书名为《中国股市行情》。
诚如故事所言，中国股市犹如一部惊险的好莱坞大片，成长历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它诞生在脆弱而稚嫩的经济摇篮里，发展于纷乱而盲目的市场环境中，在走过17年的弯路之后，终于通过股改找回本属于股市的职能。
2004年6月2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设立。
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在深圳交易所正式启动。
2010年3月31日，沪深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试点正式启动。
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正式挂牌交易。
……
尽管有2008年的股灾，但并不影响中国股市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股市已经摆脱“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帽子，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启动，标志着中国股市将告别单边市，向着更健康、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成为更加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在2020年前，将采取如下战略措施：
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法律和监管体系，建设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
二、大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满足多元化的投资和融资需求；
三、推动债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
四、积极稳妥地发展商品期货及金融衍生品市场；
五、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六、促进公平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证券期货业；
七、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
八、推进资本市场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尽管笔者历来不主张政府过度干预股市，但对上述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极为赞赏。假如措施落实到位，目标能够实现，中国股市的雄起将指日可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黄金时代，中华民族也将迎来自明清以来的全盛时代，而刚刚迈入正规通道的资本市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经典文学名著《双城记》开头写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以此形容当前的中国股市，恰如其分。
延伸阅读：探秘中国历史的证券基因
证券的产生起初是出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需要。那么，哪些事情需要大量的资金呢？无怪乎两条，一是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二是国家的战争。欧洲证券市场主要得益于商业贸易的发展，美国证券市场则是在“独立战争”中应运而生。
回顾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商业行为受到限制，商人地位低下。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战争的负担都是靠强制分摊到老百姓头上，压根儿没有必要举债融资。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最早的债券为何出现在秦始皇“大一统”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各王国之间连年发动战争，耗资巨大，同时能够号令天下的皇权尚未形成，不得不靠举债驱动战争的机器。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明末清初，商品贸易发展迅速，在一些高风险、高收益行业，商人们采取“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方式，参与者之间签订的契约是中国历史上股票的雏形。这些情景可以在《胡雪岩》、《乔家大院》等电视剧中找到原形。
中国真正的证券市场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刚完成工业革命的欧美各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惊醒了沉迷于“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清帝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反思，中国为何不敌类似英伦三岛这样的弹丸之地，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国家科技领先，工业发达，于是他们便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掀起一轮“实业兴国”的高潮。这些人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历史称他们为“洋务派”。尽管洋务派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并未达到，但正是在这场“洋务运动”中，中国最早的股票市场粉墨登场。
1872年（清同治11年），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因航运需要巨额资金，官府无力承办，于是便效仿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以“招商集股”方式筹集资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它不仅带动一批股份制企业的兴起，还促使股票市场的自然形成。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股份制企业达数十家。1918年6月，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得到批准成立。此后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1921年，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高居世界第一。看来，中国人“大干快上”的精神，不只是现在才有。
当市场充满欢乐的时候，痛苦已不远。1921年，在股票市场达到巅峰后，市场投机的神话终于破灭，股价一泻千里，交易所纷纷倒闭，最后活下来的只有6家。大批投机者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成为常见的解脱方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灾。在这场灾难中，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损失惨重，灰头土脸地离开上海，去广东寻找前途。他就是后来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
尽管上海证券市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相当活跃，但却无法脱逃国家命运带来的灾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曾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陷入沉寂和萧条。解放后，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指示，“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证券市场。从此，喧嚣浮华的股票市场在中国消失，直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整整41年。
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华大地上，证券的基因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显得相当脆弱。不管是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招商局的成立，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都有些身不由己。而两次证券市场的设立，也均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这似乎注定，中国证券市场将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在这条路上，由于市场力量的缺失，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主角。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市场力量壮大起来，足以抵御任何外力的操控，按其内在规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