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分析我国工业的发展形势，气氛很热烈；可是一谈到石油工业，会议骤然冷场。
一瞬间的沉寂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突然冒出一句：“我建议余秋里同志和李聚奎同志对换一下，由余秋里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然后他介绍了余秋里的情况。
周恩来对与会者说：“彭德怀同志提议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同志们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叫到一旁，对他说：“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当时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人们都知道石油部长是个责任重大的职务。
余秋里当时思想毫无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
周恩来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对余秋里讲了句：“你考虑考虑，毛主席还要找你谈话。”
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余秋里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让他坐下以后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
余秋里说：“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余秋里的话，只是问了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余秋里回答说：“43岁。”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
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稍停了停又说：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毛泽东还幽默地问了余秋里一句：“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
余秋里赶紧说：“不是。”
毛泽东说：“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你如果转业，要发一笔财呢！”
毛泽东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谈话也该结束了。
余秋里表态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满意地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余秋里还没有走马上任，1958年2月，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作出一项与石油工业关系重大的决定，中央决定由总书记邓小平主管石油工业。
邓小平从成都打电话到北京，要地质部和石油部派人到成都向他汇报四川石油勘探的情况。接到电话后，何长工和康世恩立即赶赴成都。何长工当时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康世恩已升任石油部副部长。
当时地质部在川中岳池打了一口浅井，一天出油200至300公斤。何长工汇报了这口井的情况，对四川找油表示乐观。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这个油找得好！比克拉玛依值钱！” 邓小平所说的“值钱”，显然是说在四川找到油，距离工业重点近，使用起来更方便。
余秋里说：“小平同志的指示，给我们明确了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方针、布局、方法。道路，就是天然油、人造油并举，以天然油为主；方针，就是把石油勘探的战略、战役、战术结合起来，选好突击方向，实施勘探重点东移；布局，就是把地质条件与经济地理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合理安排石油勘探的轻重缓急和先后主次；方法，就是采取科学的、革命的办法搞石油勘探，不能用旧观点、旧办法看待和解决新问题。”
北中国的松辽盆地。余秋里。
1958年3月，参加完向邓小平的汇报，余秋里就开始着手新的工作安排。3月3日，他第一次参加石油工业部党组会议。传达讨论邓小平关于石油工业实施战略重心转移的一系列指示。此后，石油部又召开了4次党组会议和两次部务会议，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组织制定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具体研究如何把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地区。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石油工业部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战场之一，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勘探。
4月，在西安地质调查处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由宋世宽任大队长。
5月，成立东北石油勘探处，任命宋世宽为处长。除西安地质调查处部分人员外，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石油管理局抽调了一些干部，勘探处机关设在长春市。
6月，石油部又决定将松辽石油勘探处改建为松辽石油勘探局，任务是开展基本地质普查，选择有利地带进行详查细测，钻探基准井并开展区域综合研究，准备可供钻探的构造。三个月内，将负责松辽盆地石油勘探的单位从组织机构上连升三级，充分显示出石油工业部实施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的决心。
8月，原石油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李荆和走马上任，担任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随着石油勘探事业的发展，石油工业部陆续从克拉玛依油田、青海油田和石油工业部机关，以及东北三省支援抽调一些干部和职工，充实和加强松辽石油勘探局及其所属各大队，使勘探队伍不断壮大。到1959年4月底，全局职工已经达到3000多人。
松辽石油勘探局所领导的这支勘探队伍非常年轻，技术力量十分薄弱，整个勘探局只有一名主任地质师、两名地质师和30多名地质技术人员，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平均工龄仅3年多。他们从西北第一次转移到东北广大的平原覆盖区搞勘探工作，缺乏经验，遇到重重困难，勘探工作在探索中进行。
第一年，他们通过与地质部门的有效配合，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发现了黑龙江省大同镇等13个可能储油构造，并于1958年4月17日首次在吉林省前郭旗南17井取心发现油砂，接着在杨大城子构造南14井等30口浅井中见到了油气显示。
1958年．玉门油矿。王进喜。
王进喜决心创造一个钻井进度的奇迹。
这一年，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王进喜带领着贝乌5队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在人员、设备不变的情况下，要使钻井进度比原来提高一大截子，要让产值翻几番，这无异于自己对自己提出了严酷的挑战、甚至是极限挑战！
对此，钻工之中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
赞成派——反对派。
甚至晚上还有人来敲门，大声责问王进喜“是不是发疯啦”？
王进喜只得穿衣起床，让那位“兴师问罪”的工友坐下，非常严肃的说：
“劳动竞赛这么大的事，我岂能当儿戏？这不是发疯，是咱工人阶级在发奋哪！”
“谁不是没日没夜地甩开膀子、扑在生产上？就是——”工友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王进喜知道这话中有话，让他将心里话全部倒出来。
工友也爽快：“就是不这么拼老命，咱也对得住良心了，工资不会少一分吧？”
王进喜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沉默良顷，他对工友说：
“老哥啊，你休假回老家时，看看乡亲们吃的是啥、穿的是啥？农民兄弟承受着多大的自然灾害，还节衣缩食，支援国家石油工业建设；你说，咱钻井工人应该怎么做……”
工友感动了。从此，他紧随王进喜，一心扑在油田，只要哪里有困难，他就冲向哪里。
1958年9月，王进喜领导的贝乌5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进世界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
当年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将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并命名贝乌5队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从1953年到1959年七年间，王进喜率领的钻井队共完成钻井进尺71000米，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四十二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1959年1月，北京。
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石油部局、厂领导干部会议却开得热气腾腾。
石油部党组用三天时间，听取松辽、华东、银川、贵州几个新区的地质勘探情况汇报，对松辽局的汇报和勘探布局最为满意。
这个部署的核心是横贯松辽盆地做四条区域综合大剖面，开辟两个探区，做好1十个构造的详查，钻探三口基准井。
部党组批准了松辽石油勘探局1959年的勘探总体部署，要求他们集中力量，把这个部署落到实处，争取在195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那一年的2月8日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千家万户都在喜气洋洋地欢度这个传统节日，但石油部办公大楼会议室里却正在开会。会议的议题就是松基3井。
会议由康世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石油部总地质师余伯良、副总地质师翟光明以及松辽局的李荆和、张文昭等人。他们要对松基3井的井位及钻探进行最后的研究部署。
会议从初一开到初三。最后康世恩拍板：现在松基3井的井位与松基1井、2井形成等边三角形，处在不同构造上，又是“坳中之隆”，位置十分理想，要尽快准备好开钻！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康世恩将松基3井的情况向余秋里作了汇报，然后他们又一起到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去拜年。说是“拜年”，其实他们见面刚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商谈起石油勘探的事情。
余秋里用手指着松辽盆地地质图作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我们打算用3年时间攻下松辽！”
何长工开怀大笑：“哈哈，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四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由地质部来承担，松基3井等基准井的任务由石油部来完成。咱们携手并肩，团结一心，争取早日拿下松辽。”
松基3井。
按照原定设计，松基3井要钻完3200米井深，然后由下而上逐层试油。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搞清松辽盆地是否有油，康世恩提议松基3井提前完钻试油，余秋里支持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