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发现丈夫从医院回来的脸色不对劲，反复询问后才得知，医生发现儿子的肾脏有问题，情况还很复杂，初步诊断为：由先天性马蹄肾而引起的“肾盂积水”，必须切掉一只坏死的肾，才能保住性命。但现在孩子太小，经不住大手术，所以得分两步进行。先做个小手术，插管引流，将积水排出，才能保住另一只肾。然后把插着引流管的儿子接回家，疗养1个月后，再住院，实施大手术。
丈夫还说，医生认为儿子要经历大手术，不适合母乳喂养了，你把奶回掉吧。
我目瞪，我口呆！
这是在讲别人，还是在说儿子？
我听完：居然一动也不动。
我的头、心、双手、双脚，整个人从上到下都凉了——因为天塌了！
我和丈夫都哭了。
“我们上辈子作了什么孽啊？！”
无人回答。
“老天爷，您对我怎么都行，只要放了我的儿子！我求您了！”没有回复。
坐什么月子？
我得去医院看儿子。
医生破例让我在非探视时间进病房看儿子。
儿子躺在他的“屋子”里。
当我走近暖箱时，他睁开双眼迎接我，我噙着微笑的泪水，与他对视。好多天不见了，他好像长大了些。两只眼睛：一只大些，双眼皮；一只小些，单眼皮。儿子真会做人，爸爸妈妈各遗传一只。眼睛、鼻子、嘴巴组合在一起，还挺招人的，难怪护士小姐们都很喜欢他，经常会给他很多特殊的待遇。
“你儿子真漂亮，很乖的，胃口很大。你放心吧，不要来了，回去好好养身体，以后有得你操劳了。”护士长看见我脸色不好，走路也不稳，劝我赶快回家。
我发现自己走路像脚踩棉花似的，而且脚跟很痛。
为了儿子，我必须回家养好身体。
7月中旬，儿子回家了。
医嘱：引流管的伤口处每天要用酒精棉球消毒，并贴上消毒纱布，千万不能感染；每日早晚各服0.125克的SMZ消炎片，捣碎后，和着水吞服，小心呛到气管；尽量让他多吃点牛奶，长得强壮些；特别是这根引流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滑脱，否则，他又要吃苦头了，要到医院重新插上的。
显然，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承担起“特级护理”的职责，才能让儿子少受些苦难。
婆婆把我们3人接到了她16平方米的家。婆婆曾经当过托儿所所长，护理婴儿有经验。
时值大热天，那时的中国人，家里都没有空调。为了儿子，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凑足了购买1台12寸台扇的资金。
儿子的右腹部，插了一根引流管，很难用平常的姿势抱他。所以，医生不主张我们多抱他。
最艰难的是每天3次在儿子睡的小床里帮他洗澡，必须3个人一起分工合作：一人将他托起，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他整个身体分段洗：动作既要轻，又要麻利，特别是要巧妙地避开他右腹部的伤口处；更换温度合适的清水，既要迅速，又要稳当，不能外溢在他的小床上。
这个出生才两个月不到的婴儿，却已经让他经历了两次“无影灯”下的刀光针影。每当想到他还要再见一次更大的“刀光针影”时，我仿佛被置于刺尖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削薄，一滴一滴地淌血，我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炼狱。
看着儿子吃苦，我有“入炼狱”的感受，因为我是他的母亲。
经受了身体劫难后的儿子，一定会更健康。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也因为我是他的母亲。
人，不会一直倒霉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孩子出生100天，也是一个庆祝日。一般爸爸妈妈都会特意为孩子照一张“百日照”。我们也要给儿子过这个节日。他爸向人借了一只135照相机，认认真真地给儿子照了一组特殊的“百日照”——尽管儿子是躺着的，但他笑得很灿烂。
这100天来，我们都不会笑了。
今天，儿子笑了，一切都笑了。
当儿子体重增加到5.5千克的时候，他再次入院。医生经过对儿子的体检，各项指标很满意，随后就安排手术。
术前医生找家属谈话。
手术风险如何如何大，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便手术成功，还要艰难地过感染关，一只肾脏的排毒能力只有50%，云云……一大箩筐的恐怖语言，顿时让我跌进冰窟。
“这个孩子，以后跑医院，就像跑外婆家，麻烦大着呢！我们可以给你们开个证明，再养一个吧！”医生说得如此轻松，当然他也是一片好心。有医院证明，就不违反当时“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国策了。
我边摇头边擦泪，眼眶里始终是湿漉漉的一片混沌……
儿子手术很成功。
他住了1个月的医院，白天是丈夫和婆婆轮流陪着，而我上班，下班后我再到医院替换他们，陪夜。
那个时候的医院，不像现在，家属陪夜可以向医院租用躺椅睡觉，而是每个病床只配备一只板凳，这一只板凳是无法睡觉的。我只能和衣爬在儿子的婴儿病床边，打个瞌睡而已。就这样，我陪了30天的夜。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30年都忘不了。
儿子的病房有3张病床，靠窗的并排有两张，儿子住的是窗的右边。
有一天，窗左边的病床新进了一位男婴儿，出生5个多月，他和我儿子患的是同一种病。来自农村，具体哪个地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床头卡上的名字，叫“殷军”。
可怜的“殷军”面色蜡黄，看上去脸很小，而五官就显得特别大了。他比我儿子大两个多月，体重却比我儿子轻。但他很乖，不怎么哭，只是用呆呆的眼神，在向他能环顾的空间发问：我属于这个世界吗？
几天后，殷军动了手术，还输了好几袋血，而且一直高烧不退。
“你这孩子，腹部已严重感染，肾功能也不好，就医太晚了，情况不乐观，你们要做好准备。”医生查房时对陪在旁边的孩子母亲说。
母亲听了，一声不吭，同样是那呆呆的眼神。她也许在说，我们农村人不懂呀；或者是说，我们没钱看病呀；也可能说，已经看了很多地方了，都查不出到底是什么病呀；抑或，事到如今，什么都不想说了……
有天傍晚6点钟左右，我拿出一包从单位食堂买来的包子，递了两只给殷军的母亲，她不肯拿，说吃不下。随后，又不说话了，一直呆呆地看着病床上瘦得掉了形的儿子。
我的心，一阵酸楚：同是天涯沦落人！
晚上11点钟，中晚班护士交接班查房时发现：殷军脸色发青，呼吸很弱，脉搏不好，情况危急，马上呼叫医生抢救，但陪着的母亲却不在。
我也不知道，那位母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我刚才迷糊了一阵。
大约抢救了三刻钟，一块大白布盖上这个小小的“生命”。
我双手立即紧紧地抓住儿子病床的床栏杆，紧紧地，紧紧地，好似抓住儿子的手。“孩子，快握紧妈妈的手，妈妈带着你向前走。”我的心在呼唤！
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做出一个决定：我必须去做绝育手术，我对儿子不存二心，他就一定是我的！
次日早上，护士告诉我，殷军的母亲昨晚偷人家东西，被人送到了派出所。刚才派出所来电话，核实她的身份。
“她不陪儿子，而去做小偷？不可思议。”小护士不解地说。
没有不可思议，作为母亲的我——理解：她为了救儿子。
“她是小偷，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我们举起的左手是不能随意撼动的“法律”；我们举起的右手是遮蔽不了的“母爱”。在她无法逃脱法律的无情之时，拜托各位：不要再冷漠地称她为“小偷”。
儿子终于出院了。
整个医疗费用，让我瞠目！
我和丈夫是同一个企业单位的。那时的医疗体制，家属可享受半“劳保”，即有一半的医疗费用单位可以报销，而另一半则是自负的。
“单位”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把我们自负部分的费用先给垫上了，以后每月从我们72元（我和丈夫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工资：36元）的工资里扣10元，总共要扣163个月。也就是说，等到儿子14岁时，我们才能还清这笔相当于现在水平近24万元的债务。
能让我无息贷款，解决燃眉之急，我实在心存感激！
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是“单位人”。单位不会让“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在走投无路时，沦为“小偷”的。
计划经济年代，很多供给都是按人头计划的。
我们三口之家是小户，小户的鱼、蛋、肉、糖、粮，甚至香烟、火柴、肥皂等都是最小量的，这当然是非常公平的。但我碰到的“不公平”的是儿子术后需要大量的营养，而“最小量”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牛奶和鸡蛋。
先说牛奶。牛奶是那时的短缺产品，所以它必须被计划为只有两类人可以享用：婴儿和有医生证明单的病人。儿子既属前者，又属后者。因此，牛奶的需求量是满足了，可双倍的费用，让我的经济又紧了一层。
再说鸡蛋。小户的鸡蛋量是每月1斤。1斤蛋有10只，只够儿子10天的量，每月缺口2斤。怎么办？买计划外的高价蛋，我实在囊中羞涩。
我动起了不增加费用负担又保障供给的脑筋——用香烟票换鸡蛋，反正丈夫不抽烟。“石油换大米”，与农村烟民资源互换，各得其所，这算得上是：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行为。而这种“市场行为”在当时是违法的，也违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纪律。所以，我是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干的，心虚得很，有点犯罪感，但又实在迫于无奈。
每次党员组织生活，当要求党员进行“斗私批修”的时候，我心怦怦跳，几次想主动坦白交代自己那“违法乱纪”的事，可为了儿子的鸡蛋，终究没有勇气“自我揭发”。
为了给儿子最好的营养，我们夫妇节衣缩食，但每月的经济还是捉襟见肘，相当拮据。我再次想到了做绝育手术。理由一，是实现我曾在儿子病床前许下的愿；理由二，我绝育以后，儿子就是标准的独生子女了，可以提前3年享受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而当时的政策是：孩子必须满4周岁，除非夫妇已有一人绝育。
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1年就是60元，3年就是180元。这个数目，对解决巨大的债务，虽然杯水车薪，但分摊在每个月中，着实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一箭”能“双雕”的事，我绝对应该做！
我做通了丈夫的思想工作，开始打听哪种绝育手术最不痛。
报纸上报道了上海有一家大医院，开始试行一种“无痛无切口不流血”的药物绝育方法，是将药物直接打入输卵管，使其结痂堵塞，达到绝育的目的。我看了很高兴，居然能让我心想事成。
医院妇科门诊手术室的候诊室。
“你们谁先做？”护士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对着我们5位准备做新式绝育手术的女士。
没有人回答。
“我”。既然来了，后做还不如先做，我起身跟护士进了手术室。
手术做完了。真的无痛，我准备回家休息。
怎么回家？叫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前者要花5元钱，后者只要5分钱。当然是坐公交车回家。
一到家，我就感到肚子不舒服，腿一软，下身一股热流涌了出来。
“血，流血了！”带着体温的血，顺着裤腿一直流到脚跟。“不是说不出血的吗？”
我心里有点紧张，那时的家中都没有电话，无法与医院联系。我先让自己镇静镇静，而后一想，估计是刚才坐公交车颠簸所致的。我处理干净后，马上平躺休息。
我完成了一件我想干的事。
心里是舒服的。
那个时代，有一件事，既光荣又能赚钱，就是“献血”。
我报名参加单位的献血。
当时的献血待遇是：献血200毫升，获营养费18元，公休3天。报名人的名字是用大红纸贴在单位大门口的墙上，凡进出的人都能看到，真是光荣得鲜艳。
“医生，我身体很好，我能多献100毫升吗？”
在给我手臂静脉处消毒的医生，停下她的动作，抬头看看我，我朝她自信地微笑着。随后，我看见她将储血的袋子换了一只，我知道她同意了。
我拿着一张写有300毫升献血量的卡，先去指定的窗口领取献血费：27元整。相当于我1个月的工资啊！然后，去休息室领取一杯热牛奶、两块蛋糕。我刚要走，发食品的同志就叫住我，“等等，你还有一包饼干。”
献完血，大家都在休息室里吃营养。突然，有人问，你怎么比我们多一包饼干？
“医生一不小心多抽了我100毫升血。”我一语予以搪塞。
这包饼干，蛮高级的，隔着塑料袋都能闻到阵阵香味。这么好的东西，带回去，给儿子吃。
我参加了单位3次光荣献血，每次都如法炮制我的小技巧。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露！
作为“老三届”的我，如果考上全日制大学，当时的政策是：带薪读书，但没有奖金等其他福利。我的家庭经济是不允许我“没有奖金”等福利的。而如果读函授大学，因为是全业余的，家庭经济不受任何影响。
我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这条路。
1978年春季，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本科函授班，学制5年。
走在这条路上的我，成了五栖人物：白天是一所技校的校长，并兼任政治课和语文课的教师；每周3个晚上是社会上一所业余学校的语文兼课老师；剩下的时间，除了当一名函授大学的学生外，肩上还有每天必须承担的两个角色：妻子和母亲。
这条路，很挤；这条路，很累。
我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儿子，看看儿子的身体也没大碍，
于是我就用兼课换来的钱，将3岁的儿子送了近两年的全托。
我终于倒在了讲台上。
同学们立即把我送进了医院抢救。医生诊断：急性阑尾炎并穿孔。急诊开刀，住院。
那年，我33岁。有人说，三十三，乱刀宰。
我印验了？！
当我履历表的“学历”一栏中，能填上“大学”时，我进了一所成人高校，当起了一名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