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崇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贩运的人，就叫私盐贩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贪腐的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崇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挫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消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中国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了两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此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都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八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的。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第一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至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资，中国军队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资，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100多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仍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
“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作“驼峰航线”。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资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曾这样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11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提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于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流着眼泪，站立了很久。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将其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鄂西会战的时候，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就一句一句地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雪秀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了，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
鄂西会战非常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