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黄金分割律为例。它是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发现的，在音乐和美术上都有广泛的应用，而发现者毕达哥拉斯既不是音乐家，也不是美术家。东方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就有应用黄金分割律的经验，然而却不知黄金分割律之理论为何物。
苏格拉底曾说“美德就是知识”；柏拉图认为作实验是亵渎神灵的行为、造器械是低级下流的行当；毕达哥拉斯还曾在住宅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书：“未学几何者免进。”一个学生问欧几里得：“学几何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勃然大怒，对身旁的仆人说：“去拿三文钱来把那个年轻人打发走，因为他居然想知道学几何有什么用处！”这等说法只有西方哲人才说得出来，这等事也只有西方哲人才做得出来，在东方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的重要思维差别，即东方人重视经验，西方人注重理论。所以西方哲人把知识看做是目的，而东方哲人仅仅把它作为手段。
5.东方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
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综合思维，他们考虑问题习惯通盘考虑、统筹安排；而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则是重点分析事物的单一因素，不太善于统筹兼顾。
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上的差异。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就是中国人综合思维的典型例证。中医认为，人体是各部分器官有机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并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医理论中的脏腑，主要是指功能整体，并不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实体。它重视的是功能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某些器官的实体状况。
在一本非常著名的中医经典《景岳全书》里有一首《景岳十问歌》，即“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
这首歌的意思是中医者寻病因一定要全面地把握患者的情况，从表及里，一步步地进行逻辑推理。因为中医里面没有微生物，诸如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衣原体、支原体这样的概念在中医里是不存在的。中医学者通常把类似于西医的微生物等感染的疾病称为“时令病”，认为是由风、热、暑、湿、燥、火这“六邪”所引起（另外还有七情病因）。六邪来自外部则称为“外六邪”，来自内部的则称为“内六邪”。外六邪是时令病的病因，内六邪则是中医内科学的重要范畴。
中医的这套理论和西医根据人体九大系统的生理结构来解释病理现象有很大的不同。从思维观念上看，中医学是综合思维的产物，西医则是分析思维的结果。
西医通常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在西医的病因学中有一个称为“Koch”的推论，叙述的是西医如何寻求致病的病因，它强调如果确定一种微生物的存在和一种疾病的症状的相关性，首先就需要从感染的组织或器官中分离这种微生物，将分离出来的微生物进行培养，然后用培养物重新感染一个健康个体的相应组织或器官，看能不能诱发相同的症状。其次再重新分离这种微生物并和原先得到的微生物进行比较，看还是不是原先那一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微生物和这种疾病是相关的，而这种微生物则是这种疾病的病因（病原）。
西医有抗生素、维生素等，讲究的是“兵来将挡”，而中医则有一套“八纲”、“八法”。两者在效果上差别也十分明显。有一种说法叫中医没急诊，有许多的疑难杂症得不到很好解决，而西医对某些慢性消耗性疾病又是力不从心。典型的说法就是“中医怕治癣（真菌引起），西医怕治喘”，各有各的长短优劣。
对比中、西医的这两套思路，会让人显而易见地理解为什么西医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会全方位地着手。这种思维方法的不同正对应着一套不同的方法论。
反映在美术上这一点也很明显。中国画不是轮廓较为清晰的油画，而是神似形不似的山水画，它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精华。在山水画的卷中，不仅有图画，而且常配有诗词、书法、篆刻等等多种内容。这也是中国人综合思维习惯的一种流露；而西洋画中，绝无诗、书法、篆刻，最多是在画上签上作者的名字。
同样，我国的京剧也反映出上述的思维特点。京剧是我国戏剧艺术的结晶。从其表演特征来看，它是一种综合化的表演。京剧讲究唱、做、念、打。其中，唱就是歌唱；念多是诗、赋类语句的朗读；做是一种“文”舞；打是一种“武”舞。但像京剧这种类型的艺术在西方可以分为歌剧、舞剧、话剧。在西方的艺术中，歌剧是歌者不舞；舞剧是舞者不歌；话剧的表演者是不歌不舞。西方没有类似中国京剧的综合性的剧种。当今的歌剧、舞剧、话剧是五四时期从西方传入我国的。芭蕾舞是最晚引进中国的一个西方剧种。芭蕾舞是只舞不歌，《天鹅湖》、《吉赛尔》等都是如此。但这种艺术引进中国不久，便改为既舞又歌了。例如，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都是如此。这种增加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人审美情趣中的综合特点决定的。
综合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习惯把事物分解开来进行分析，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将事物归在不同的种类上，并由此总结出规律来遵从。与之相比较，东方人则更重视整体的哲学，他们把事物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综合考虑。
6.东方人从薄弱地方入手西方人就地挖坑
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四两拨千斤”式的思维，他们习惯从薄弱地方入手，遇到问题认真研究，仔细斟酌，找到一个突破口然后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西方人却不肯绕弯子、伤脑筋，哪里好入手就从哪里入手，不管后边有多么麻烦，一根筋走到底。
东方人的思维就像解一堆缠在一起的丝线，仔细寻找“线头”，然后轻轻松松就可以解开；西方人的思维简单，“线头”解不开，他们也不费神去解，拿来剪刀剪开了事。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个中国留学生去参加一个聚会，里面中国人和美国人大致各占一半。这位留学生随手拿起一个香蕉剥来吃，旁边一个美国人马上惊呼道：“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这样剥香蕉！”
这位留学生迷惑不解，问道：“那你们怎样剥啊？”
美国人作了个演示，原来，他是抓着香蕉柄一掰，将皮撕开，而那位留学生，却是从香蕉尖儿的那头掐个小洞，然后再扩大战果。
留学生也不承认自己比较另类，说：“我也第一次看见像你这样剥香蕉的！”
这位留学生当下就对在场的人作了个调查，发现所有美国人都是从柄那端下手，而中国的留学生则无一例外地与之相反。中国的留学生们回忆了一番，也记不得小时候被大人教过如何剥香蕉了，只是觉得自己的方法最自然。美国人说，揪住香蕉的柄好用力，一撅就开了；中国人说，香蕉尖儿的皮最薄，好撕开。
留学生讲的故事反映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解决一个问题，从易于着力的地方开始，哪怕会多花点力气；而中国人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如庖丁解牛般“以无厚入有间”，往往从问题的薄弱环节下手。
前文提到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名叫丁的厨师谈到自己精湛的刀艺时说：“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我再去宰牛的时候，我对牛的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见到的是牛的内部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我只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像感觉器官停止活动了而全凭精神意愿在活动。顺着牛体的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结的地方，更何况股部的大骨呢？技术高超的厨师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师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那么在运转刀刃时一定宽绰而有余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
东方人的思维像庖丁解牛那样把握住事物的内部规律，从问题的关键处着手，从而能够以简驭繁，迅速有效地处理问题。而西方人往往只图省力，一心追求眼前的效率。
7.东方人对外封闭西方人对外开放
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封闭式的思维，他们习惯于自己的小圈子，而西方人则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不囿于自己的小圈子。
这种差别从东西方的建筑上可见一斑。
喜欢在外聚众的中国人家庭住宅崇尚高墙深院，保持个人的私密性；不喜欢在外聚众的西方人则会选择开放式别墅，很高兴在阳台上与路人面对面。有着浓厚经济观点的欧洲人，为了提高效益常将住房建在山上，地种在肥沃的山间盆地里；而认为死人才上山埋葬，强盗才住在山上；中国人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常将田地种在贫瘠的山头上，而将住房建在盆地里。
这反映了两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差异，建在山上的房子对于大自然是开放的，对山上的一切生灵都是开放的，而且山上的眼界也是开阔的；建在山间盆地的房子是封闭的，缺乏与外界的沟通，眼界狭窄。
简单地说，西方人是一种开放的阳台文化，而东方人是一种封闭的墙文化，把自己圈起来。在欧洲找不到墙，而在中国农村里则到处都是墙。不过，欧洲建筑外面是敞开的，里面却是封闭的。
四合院是中国墙文化的最好体现：对内是统一的整体，对外则是封闭的整体。具体说来，这种建筑对外界限分明，大多有高墙相隔，也有的以较高的房屋为阻。外人很难登堂入室，窥其堂奥；内部则讲求沟通，前后相连，左右逢源，屋里很透明，透明到隔壁邻居做什么饭我们都知道。邻里关系比较密切。具体到每个家庭，房间一定要彼此相通，房与房之间经常只有一帘之隔，一家之长掌管一切，随时监管家庭成员们的一举一动，绝对不容许有逾越雷池一步的行为发生。
西方的民居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对外是开放、透明的，对内则是隔离的，竭力维护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个人隐私。在西方，很小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家长进去的话要事先敲门，孩子同意后方可进入。西方的建筑很少有墙的概念，基本上是以建筑为中心，四通八达，界线不很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