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邹继衍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一道防线。
上高地处赣北，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无法摆放更多的兵力，所以中国军队就采取梯次防守，一共布置了三条防线，我们70军是第一道防线，49军是第二道防线，74军是第三道防线，除此之外，还有地方部队采取游击战，在侧翼和背后偷袭日军。当日军冲破了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我们就撤往两边的高山上；当日军在第三道防线前面受阻后，我们70军和49军就从山上冲下来，包围日军，予以歼灭。这种战法当时叫磁铁战法。
我们第一道防线打得非常艰苦。那时候，日军有飞机、大炮，而我们营只有机枪，机枪对飞机、大炮起不到作用。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就挖掘战壕，然后在战壕底部再挖掘横向的窑洞。日军轰炸和打炮的时候，我们就藏在窑洞里。炮声响过后，日军就会冲锋，这时候我们再出来阻击。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坚守的那座山叫米山，全是石头，日军的炮弹落下来，碎石乱溅。有一次，日军一阵炮弹过后，我们一个连队就伤亡了30多人。
我们坚守到夜晚，发现日军攻破侧翼阵地，将我们快要包围了。那天夜晚，我们准备突围，但是又没有上级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否则就要杀头。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团部的传令兵赶过来了，让我们撤离，我们就离开了战场。
后来才知道，指挥部是要把日军装进口袋里打，所以下令让我们撤离。
朱光第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二道防线。
1941年的元宵节刚过，我们就接到了要开赴上高的命令，当时我们部队还驻扎在浙江金华，从浙江到江西，当时只有一种小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上还有日军的飞机轰炸，走走停停，躲避日军飞机，叮叮当当走了十几小时，我们才来到江西鹰潭。从鹰潭到上高还有500里，没有汽车，我们全靠一双脚赶路。
我们跑到上高附近的时候，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看到日军烧毁尸体的火焰还没有熄灭，灰烬中还有日军的尸体。
那天晚上我们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我身上中弹了，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把我射穿了。后来，有战士把我背到了后方，安置在一座破庙里。破庙里全是伤兵，前半夜听到的都是呻吟声、哭叫声，后半夜声音小下去了，很多人死了。
天亮后，来了一个医生，查看伤员，摸一个，摇摇头；再摸一个，摇摇头。他走到我跟前，摸摸我，对身后的人说：“这个还活着，抬出去。”两个人就把我抬到破庙外面。
后来，我在白鹭洲医院得到了救治，活了下来。
尹同道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三道防线。
我以前上黄埔军校炮科，本来学三年，因为战争爆发了，我们这一期学了两年就毕业了。军校本来在广州黄埔，日军攻打广州，我们搬到了湖南醴陵；后来，日军又进攻醴陵，我们又搬到了贵州都匀。
黄埔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74军任炮兵排长。
上高会战的时候，74军布置在第三道防线。
上高会战有20多天，那些天里，我们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没有洗过一次澡，拉着大炮不停地走，日军走到哪里，我们就布置在哪里。
为了拉大炮上山，我们把大炮拆成零部件，背着上山，遇到悬崖峭壁，还需要用绳索把这些铁家伙绑牢后，吊上去。
日军为了对付我们的大炮，派了飞机轰炸。有一次，炮弹就在我的身边爆炸，爆炸的气浪将我掀起了好高，万幸的是，大炮完好无损，没有遭到破坏。我们中国军队没有飞机，最好的武器就是这些大炮。
上高人民对我们非常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前线给我们送粮食、送水。正因为他们提前破坏了交通要道，让日军的坦克、大炮运不上前线。
魏杰
我也是坚守第三道防线。
1941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上高县政府请我们吃饭，饭还没有吃完，就接到师部命令，让我们赶往阵地，说是要打大仗了。我们的师长本来是廖龄奇，但是这时候在外地，就让张灵甫代理师长。
当时，上高县县长叫黄贤度，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对上高会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年上高县只有12万人，黄贤度组织了三万人给军队搞后勤。他说上高县有三个保证：第一，保证把粮食、弹药送到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手中；第二，保证把上高附近的道路破坏彻底，不让日军坦克、大炮行走；第三，保证上高县不出一个汉奸。这“三个保证”很了不起，保证了上高会战的胜利。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营坚守的那座山叫龙形山，山上全是石头，不能挖掘工事，就只能把石头垒起来，用来抵挡。天上飞机炸，不停地轰炸，我们和日军打得很苦。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怕，心里想：自己是单身，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守住了龙形山，然后追赶被打败的敌人。
上高会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战役，日军两个师团和中国军队打，突然有一个师团就离开了，我们扭住剩下的一个狂揍，差点把那名师团长活捉了。
曹立刚
我是谍报队的，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
刚刚进入1941年，我们谍报队就发现江西境内的日军行动异常，调动频繁。队长派我和一个队员去南昌侦察，我们看到开出南昌东去的火车，窗口都有日军的头颅伸出，而开进南昌的火车窗户看不到人头。按照常规，这是日军在向南昌东部运兵，日军要在南昌东部打仗了，当时的日军也放出风来说，他们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鹰潭那时候还在我们手中。然而，我们仔细一想，这一点又不合常规。要在哪里打仗，要给哪里增兵，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日军不可能让铁路两边的人看到他们在向南昌东面运兵。所以，到了夜晚，我们藏在郊外的草丛中，看到火车远远开来了，我们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阴谋，开进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就说明日军在向南昌增兵，火车上拉的是日军和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司令部。
后来果然证明了，日军在向南昌增兵，上高会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上高会战后，我潜入南昌，探看日军下一步行动。在南昌的上海酒楼门口，我看到日军戒备森严，不让外人进入酒楼吃饭。当时我就坐在酒楼对面的茶楼上，看到挎着指挥刀的老鬼子一个个走进了酒楼，他们要在那里开会。不多久，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枪响，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自杀未遂，被几名鬼子抬了出来。
纯属无事生非
当八路军炮兵杨云溪在敌后战场与日军激战的时候，74军炮兵尹同道冒雨开往江西上高前线。
在那里，一场名叫上高会战的战役，即将打响。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取得完胜的战役。
我们打开一张江西省地图，来了解一下上高和上高会战。
上高是位于赣北的一座小县城，至今人口仅有36万，而在1941年的会战爆发时仅有12万人。上高地处湘赣交通要道，而在1941年，江西的日军要进入湖南，必须经过上高，日军又将占领薛岳将军占据的长沙作为中国正面战场第一要务。上高地理位置异常重要，而1941年时，19集团军的司令部就驻扎在上高。
无论对于日军还是中国军队来说，这个赣北小县都异常重要，日军挖空心思要占领，中国军队全力以赴要坚守。
上高一失，江西日军长驱直入进攻长沙，长沙危矣。
当时，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防区为湖南全省、江西大半部、湖北南部。薛岳，人称“老虎仔”，他的资格非常老，曾经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营长。
罗卓英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和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薛岳一样，都出生在粤北，不同的是，他是梅州人，薛岳是韶关人。他又和薛岳一样，都毕业于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保定军校，不同的是，他毕业于8期炮科，薛岳毕业于6期步科。
19集团军下辖49军、70军、74军和第2挺进纵队，挺进纵队相当于游击队。74军是19集团军的主力。上高会战打响的时候，陆续参战的还有72军和江西保安纵队。江西保安纵队，是江西省政府下属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大约相当于警察部队。然而，在上高会战中，这支“警察部队”照样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上高会战是因为百团大战引起的。所以说，全国形势一盘棋。
百团大战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打疼了华北日军。华北日军要开展扫荡，剿灭八路军，但是感觉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日本大本营申请增派军队。大本营就决定将驻扎在南昌西北安义的33师团调往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现在，安义属于南昌下属的一个县。
33师团隶属于抗战八年中，在中国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第11军，当时第11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对大本营将33师团调往华北敌后战场极为不满，又加之耳闻大本营还要将他调离，所以，既不满又郁闷。事实上，在33师团还没有去往华北，他就先一步被调离了。
当时的华北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经过了百团大战的日军，惊恐不安，日军大本营将认为最能干的冈村宁次调往华北，专门对付八路军。
33师团还没有调走，而20混成旅团却提前从上海调来南昌了。20混成旅团有8000人，是日军最负盛名的第5师团改编的。抗日战争开始后，第5师团几乎参加了中国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并于1939年配合日本海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准备从南部进攻中国，没想到被中国的机械化第五军和凶蛮的桂军阻挡在昆仑关一线，第5师团遭到重创，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师团长中村明人被解职，8000名残兵败将被用军舰运往上海，接受心理治疗和心灵鸡汤。第5师团在广岛重新征兵，开赴了印度支那，后又开往太平洋战场。
8000名在昆仑关战役中饱受摧残的第5师团余孽，在上高战役开始前，来到了江西，接替33师团布防。
而一直驻扎在南昌重镇的，则是日军的34师团。
现在，在赣北的，中国军队是第19集团军：49军、70军、74军、第二挺进纵队，九个半师，共约84000人；日军是11军下辖的33师团、34师团、20混成旅团，两个半师团，共计65000人。
日军师团有一个惯例，每逢师团调动的时候，一定要在调动前惹是生非，破坏一番，然后再走。所以，1941年2月，33师团接到了开往华北的调令后，并没有急着收拾行李，而是等待时机，想与19集团军打一架。
驻扎在南昌郊外的33师团想打架，而驻扎在南昌城里的34师团也想打架。
33师团和34师团都是1939年2月在日本本土成立的，又同时于3月份到达中国，被编入第11军。33师团打的第一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被打疼了；34师团参加的第一仗是南昌会战，打赢了，所以还不知道疼。
33师团还没有开拔，20混成旅团已经报到了，34师团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赣北的日军兵力从来没有这么充足过，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向赣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一定稳操胜券。现在，日军65000人，中国正面战场上的军队至少需要20万左右，才可以与日军打个平手，而现在，近在咫尺的19集团军仅有84000人，所以34师团认为日军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19集团军的番号从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抹去。
34师团驻扎在南昌，19集团军驻扎在上高，两地相距120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平坦大道，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仅用两小时就能开到弹丸小城的上高城下。
34师团的请战报告来到了第11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汉口，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飞到南昌考察34师团。田中新一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他此后率领着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在缅北与中国驻印军作战，被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打得补充了15次之多。而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关防大印，也被新一军缴获，他从地道里才逃出了一条性命。
田中新一来到南昌后，看到34师团信心爆棚，摩拳擦掌，将士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的办公室，田中新一也极受感染，马上发报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断言日军必获全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田中新一的电文，也深受鼓舞，他也认为这是一场轻易就能获取胜利的战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也信了！
于是，在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已经拟好了向大本营和国内报捷的新闻通稿，俟前线将士凯旋一归来，就举国欢庆。
可惜，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低估了江西民众的抗战热情。
上高会战完全就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战争。自作孽，不可活，日军要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自己再跳下去，那谁也救不了。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日本人喜欢在名字里带个勇字，这个木下勇是这样，后来的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是这样。木下勇在战后曾经写过一篇《鄱阳作战》的文章，这场战役，中国叫上高会战，日本叫鄱阳作战。
木下勇这样写道：
按照在中国战场上作战的惯例，在33师团临走之前要进行一次给敌一击的作战……第34师团考虑的并不是一击，而是歼灭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
上高战役开始前，日军应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诈术。
木下勇在《鄱阳作战》中写道：
33师团接到调令的时间为1941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