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徐迟先生晚年因患支气管炎，常引起气喘，畏冷怕寒。年初，先生居住的水果湖地区停电频繁，且有时时间很长，过冬取暖受困。几经联系，南下过冬受阻，北上北京，他又不忍打扰年迈的姐姐，而我们又爱莫能助，便向他建议，写信给领导求助。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给有关领导写信，并托我转呈。我拿着先生的信，即向有关方面转呈。不久，有关方面拨来两万专款，以解决徐迟先生过冬取暖问题。后来，用这笔钱给先生家中安装了一台韩国奥林匹亚锅炉。遗憾的是，这台锅炉刚安装好，他却匆匆地走了。
我与徐迟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96年12月5日下午，我和洪洋同志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他。
走进他的病房，只见他蜷宿着身子坐在床边的沙发上，双眼紧闭，低垂着头，陷于寂寞的沉默。住院，对于这位勤于耕耘的老作家，也许是人生最大的寂寞、沉思和难耐。他的生命需要熬过这个冬天才会在下一个季节返青。
洪洋同志和我上前喊了几声徐老，他这才睁开眼睛，扬手给我们打招呼。
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洪洋拿过一张木椅紧挨着他坐下。我向他问候后，即从衣袋里抽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召开第四届理事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双手递给他。他接过两个通知看了看，又递给我说：“你留下，作个纪念吧！”
我没有说什么，便把通知装进信袋里，便告诉他说：“您老的《谈夸克》，昨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配发了一张您老的照片，民时还配发了一篇短评《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
先生听了，点了点头。不言不语，表情漠然。我有些奇怪，要是往日，说起夸克，他会兴奋地给你谈夸克的来龙去脉，津津乐道。该不是疾病折磨得如此吧，我想到这里便问起他的病况，他这才说经过治疗后感觉好多了，然后小声对坐在身边的洪洋同志说：“我昨天又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病情基本治好了，那意思不是说工可以出院了，家里的取暖锅炉还没有安装好，他们会不会赶我出院。”
从心理素质上说，徐迟先生是个很敏感的人，遇事有点多愁善感。听他这么一说，洪洋和我我了起来，对他说：“您老放心吧，这是绝对不会的。医院就是为病人服务，您老是我们作家协会重点保护对象，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都成文物了，需要重点保护。”说着，他自己也笑了。
正说着，刚巧主管这间病房的主治医生来查房，这是位年轻的女医生，我们即向她问起徐迟先生的病况。她将徐迟先生住院后的治疗情况给我们做了介绍，洪洋听后，便问：“徐老的支气管炎完全治愈了吗？”
女医生说：“还不能说完全治愈，他这是老毛病，一时还不可能完全治好，但已经控制住了，再巩固巩固。”
我听了，便对徐迟先生说：“既来之，则安之。再住些是时日，巩固巩固，免得又犯。再说，家里的暖气设备也没有安装好，等家里可以供暧了再出院也还不迟。”
徐迟听我这么一说，习惯地耸了耸肩，脸上堆满了无可奈何：“…….我现在是什么也不能干，枯坐终日，无所用心，这样活着干什么？”
是的，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超负荷运行了。由于他长期面对电脑打字，双肩疼痛得抬不起手来，迫使他不得不停止敲击电脑。然而，他的心灵依然年轻，且充满激情，有那么多的创作计划，这使他陷于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
我知道徐迟先生耳背，便提高了嗓门说：“您老一生写了那么多的好作品，现在年纪大了，理应休息休息一下，轻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怎么能说是无所用心呢？”
他示意我声音小一些，便说：“我也没有写多少她作品，现在想写也写不成了。”接着，他点评了我省一些重要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说：“我的悲剧，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这是徐迟先生与我最后的谈话，我不知道，这些话与他几天后跳楼身亡有没有某种联系。
8
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冬夜的静寂，惊醒了我的梦。我下意识地意识到凭这几年的经验，此时来电话，凶多吉少。果然，富道在电话里告诉我：“徐迟刚才跳楼身亡，请速去汉口同济医院。”
“什么，你说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连反问了几声。
“来不及给你细说，你快去吧！”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呆滞的手机械地放下电话，以当年军营参加紧急集合的速度穿好衣服，奔下楼去。
显然，省文联副主席李传锋先我知道消息，他已站在车库旁，汽车正发动着。我朝他打了声招呼，就坐他的车出发了。
车过长江二桥，大约二十多分钟，我们就赶到汉口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前。我们跳下车，医院负责人和医生已站在大楼前，握过手后，一位医生指着大门西侧的冬青篱笆丛说：徐老的躯体就坠落在这里，据分析是臂部落地，落在冬青篱笆里的草坪里，头部及上身被冬青树丛托住，只是右肋轻伤骨折，其他部位都没有伤着，遗体完整。
还真是这样，冬青篱笆丛被冲击分开一个豁口，篱笆丛里的草坪上有一个 陷的土坑。
我提出看看徐迟先生的遗体， 一位医生便将我们带到离大楼不远处的太平间，待我们瞻仰完徐迟先生的遗体，走进一楼的医疗办公室，只见徐迟的爱子徐健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低垂着头，一脸凄伤。
我走上前去，紧握着徐健的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想为他分担一点悲痛与哀伤。
这时，作协党组其他几同志也都来了，和张副院长握过手后，便请他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
张副院长约四十多岁，着一身白大褂，见大家落座后，他介绍说：“……大约昨晚11点，值班护士交班前例行查房，无异常发现。12点交班时，接班护士例行查房，发现病床空着，以为病人在洗手间，推开洗手间半掩的门，也不见人；再往病房封闭着的阳台上看，仍不见人，只见一扇窗户开着。护士有些奇怪，冬天室内开放暖气时窗户一般都是关着。她走到窗前探出头去，用手电光往楼下一照，只见地上有一白色物体。值班护士立即打电话给一楼值班护士，请她们出去看看，一看正是徐老穿着白色条纹住院服仰躺在冬青树丛里的草地上……”
在病房清理徐迟先生的遗物时，发现他写在一页病历的一则随感：“将军死于战场，书生死于书斋。他不知因书斋的路，误入医院，恐怕就出不去了。”然后又写道：“死亡是一种幸福、解脱，未来如日之升。”
后来，徐迟的亲人们在他工作的电脑里，发现他写于1995年12月12日的遗嘱。这遗嘱，除了给儿女们交代几件后事外，他还忏悔地陈述了这辈子犯了三个错误：不该搞文学，不该到武汉定居，晚年不该第二次婚姻。
一年后的十二月十二日，徐迟先生跳楼身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刻意的选择，他以他诗人特有的方式走了，这也许是徐迟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猜想……
1999.12.12.匆草
1999.12.18.改定
我是潜江人
——曹禺印象
要见曹禺，我似有些胆怯，他是一代戏剧大师呵，而现在他因病重住在医院里。
我打电话找万方，万方是曹禺先生的女儿，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说万方出国访问去了。我打电话给张光年先生，他说：“曹禺同志是位很重感情的人，你去医院看望他吧！”
放下电话，我捧着一束鲜花，朝北京医院走去。
1
他坐在病房宽大的沙发上，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子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色却是那样沉静安详。
一眼望去，曹禺先生显得有些老态了。
我迎上前去，向先生问好。先生站起身来，李玉茹女士上前扶着先生，向先生说：“你们老家来人看你”。听李玉茹女士这么一说，我忙递上一张名片，将先生扶坐在沙发上。
“啊，你叫谢克强，黄克强的小老弟，是吧！”
我望着先生傻笑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先生的幽默使我的怯意与拘束少了许多。
“《长江文艺》我知道，那是个很老的文学刊物呵，李季在那里当过主编，对不？”
我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了先生的提问，又讲了讲《长江文艺》的近况以及这次拜访先生的目的。
“就说我们湖北话吧，你是那个县的？”
我一听先生说着武汉话，乡音乡韵，倍感亲切。想不到刚才先生还是京腔京韵，这会儿说起武汉话还那么地道，便用我的黄冈方言与先生对话。
“黄冈，杜牧当太守的黄冈，王禹 写《黄冈竹楼记》的黄冈，苏东坡被贬当团练副使而后写出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的黄冈，对不？”
一时间气氛活跃起来，于是，我趁机将一张刊有曹禺先生文章的报纸递给他，征求他的意见。
“既然你们要配发照片，那就发这篇吧！”先生接过报纸，读了起来：我是潜江人！
多少年来，我像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走过不少地方，没有一处使我感到这是
我的故乡，是我的父母之邦。我像一只南来北往的飞鸟，山山水水，高山平原，我
认识很多人，听过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但是没有一处使我感到如此亲切，如
此动心，你“潜江人”，这三个字，使我从心里觉得温暖、明亮。人问我，“你贵
处那里？”我答：“潜江。”我从来没有到过潜江，但是近八十年了，我认为我是
潜江人。这种贴心的情感不知怎样造成的，我爱潜江，这不是模模糊糊的两个字，
这是其中有血有肉的联系，大约是从我婴儿起，父母的声音笑貌，我的家乡带来的
食物，或者家庭中那种潜江空气，使我从小到大认为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潜江人。
“月是故乡明”。我真觉得潜江的月亮，比那个地方都圆，都亮。这种乡土的情感
也许有点偏执，但我认为中国人的爱国思想，有一个原因是从乡土来的。一出国门，
人家问我：“先生从何处来？”我便答：“我是中国人！”
我病了一年多，一天也不能出院。这次潜江开一次这么隆重的会，我确实不能
参加。我只感到，我工作一生的成绩不多，也不能令人满意，只有潜江故乡人的深
情才办得这样光彩。老实说，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值得我的众多老乡和许多
朋友如此看重的。我打心里感谢潜江父老、家乡的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
我是十分感谢的。
依依乡情，滴滴情深。李玉茹女士神采飞扬，忙对我说：“先生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你看他，简直像个老孩子。”
是的，他和现实世界已经愈来愈远，疾病和病房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他体验着与昔日完全不同的生活呵！
2
北京医院，是周恩来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地方。坐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见到曹禺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女士，我不由想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想起他们与曹禺先生交往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据说，曹禺先生与京剧著名演员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同志特地挑选了一套精致的茶具作为贺礼，同时还将一张她青年时代演《新闻记者》的剧照，送给这对新婚夫妇，留作纪念。
茶具与照片，依然被曹禺李玉茹夫妇珍藏着，那是友谊的证物呵！
其实，曹禺先生早在1938年便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一次邓颖超看了中国旅行剧团演出的《日出》，那复杂而突出的典型性格、紧张而又错落有致的故事情节，戏剧化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爱情、血缘、阶级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和卑劣的灵魂，以及成功地塑造了繁漪、周朴园等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她便拉了周恩来一起去看。以后，曹禺有了新作，只要有机会，她和周恩来都要一起去看。
新中国给了曹禺先生新的机遇，他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有一次，周恩来、邓颖超又像往日一样，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上演的话剧，休息时邓颖超对曹禺说：“恩来工作很累，他又不肯休息。你找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来我家和他聊聊，让他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不多久，曹禺约了几个演员，一同去 周总理家做客。
家里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周恩来非常高兴，拿出一瓶法国名酒，说是拿破仑送给约瑟芬的酒，斯大林又送了他，他现在拿出来和文艺界的朋友分享。
席间，周总理在谈笑风生中，还趁机了解了文艺界的许多情况。
1978年11月，在经过十多年的沉默之后，曹禺发表了他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这部在历史题材方面作了新的开拓的历史剧，是先生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创作的，也是粉碎“四人帮”后先生献给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这部历史剧，同历代文人笔下的昭君不同，对已有的传统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它体现了作家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审美观念。毫无疑问，写出这样一个王昭君是需要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
说起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曹禺先生显得有些激动，我怕先生沉浸记忆触动往事，忙岔开话题，先生像是按抑自己的情绪，喝了口茶，又给我讲起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封信。
那还是1990年10月，为表彰曹禺先生在戏剧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14个单位举办庆祝曹禺先生诞辰80周年暨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的纪念活动，先生收到邓颖超同志的贺信。当时，先生捧着贺信，激动不已。他说：“那热情的鼓励和深切的期待，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
后来，我在一篇题为《英灵祭》的文章里读到了那封信》信曰：
“亲爱的老战友，尊敬的曹禺同志：今天是你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我向你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获意。这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文艺界、戏剧界的光荣。
“你从青年时，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几十年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你心血和勤奋的艺术劳动，写出出了时代的人物，给我和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创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说明了它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是中国文化的珍宝。
“我们相识了几十年。相识是由你的创作为桥梁的。我第一次看你的《日出》，就吸引了我。抗战初期，凡是你的剧本演出，只要有空就去看戏，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几十年的事，还记忆犹新。我在青少年时期同已故的恩来同志，就热爱戏剧并有小小的尝试，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爱好。虽然，我现在已经老了，但对戏剧还是热爱和关心的，现在不能观看演出深表遗憾。在祝愿你的艺术成就之际，也祝贺戏剧界能有更好的创作为人民服务。最后祝你健康长寿。邓颖超。一九九0年十月二十五日。”
3
曹禺先生谈兴正浓，也许是我的贸然来访，给他平静的生活荡起了些许涟漪，也许是那篇《我是潜江人》勾起他几多往事的回忆，先生将我递给他的《公共时报》摊在沙发上，问道：“这是我们潜江办的报纸吗？”依然乡音乡韵。
“是的，刚创刊不久，就办得很有特色，仿佛一只报春鸟，报告潜江的春消息。”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又拿起《公共时报》，当他的目光掠过“热烈庆祝湖北省园林青洒厂建厂四十周年”的通栏标题后，又注目着《潜江人士谈搞活企业》的文章，边看边问：“你去过我们潜江吧，能不能谈谈家乡的近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