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的人是“单向度的人”，没有文化的社会是短腿的没有发展后劲的社会
需要大作的时代不一定是产生大作的时代
精品力作的标准，一是当下关怀与人性深度的结合，二是要有中国气质与人类情怀，三是需要表达内容与艺术技巧、艺术想象力的高度协调
现代戏剧缺血、缺钙、缺想象，文艺创作动机浮躁、内容浮夸、形式浮华、思想艺术肤浅
精品力作少，有文化体制的问题，也有作家艺术家人格萎缩的问题
我们必须对精神的高地有所坚守，哪怕一时不被理解
时代之问
用文化点燃民族精神的火炬
毛时安先生很忙，虽然年过花甲，仍然忙碌不堪，出席各类研讨活动，观摩种种文艺演出，以一针见血之锐眼，嬉笑怒骂；以求才若渴之胸襟，提携后进。我们在一个秋天的下午与毛时安先生相约于上海歌剧院，当时他正在观看原创舞剧《周璇》。待年轻演员们表演结束后，毛时安给予点评，声音洪亮，寥寥几语，点出优劣，赢得一片热烈掌声。此后，就在上海歌剧院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毛先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这位当代著名评论家畅谈了他的欣喜与忧虑。
记者：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我们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物质财富以后，为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要如此重视发展文化呢？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文化作用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呢？
毛时安：确实，文化既不能保暖也不能果腹，但是没有文化，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会是什么模样？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形成大方向一致的共识，就会严重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当代中国取得了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和深刻变化。今天不仅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最好的一种发展时期，值得我们自豪和珍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而具有挑战性。我们为发展和前进付出了重大甚至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人的精神和灵魂的问题。今天社会发生的很多问题，比如，三聚氰胺、大头娃娃毒奶粉、地沟油、小煤窑、连续矿难、拐卖儿童妇女、高校论文抄袭、房地产暴利、官员腐败等等，从外部来看是体制的不健全。从根本上看，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出了问题，而精神世界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首先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源泉。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经历了几千年严酷的自然灾害、连绵不断的战争，始终没有切断自己一脉相承的魂魄而完整保留下来的文明古国，能傲视着太平洋的万顷碧波，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所依赖的正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积健为雄，充满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华文化。
在八年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中华民族能战胜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能和全世界人民一起赢得战胜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文化在凝聚四万万中华同胞同仇敌忾抵御日寇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激越的旋律，点燃了国人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京剧大师梅兰芳蓄须明志，“孤岛”上海文化人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甚至被认为是象牙塔里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学研究，也焕发了一种喷薄而出的巨大文化力量。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都在如漫漫长夜的历史中勾勒出了鼓舞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始终无法忘怀的记忆是，在天灾人祸夹击下的上世纪６０年代的艰难岁月里，我们高唱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些歌曲，克服、战胜了今天难以想象的严峻困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到今天，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30年经济奇迹，走出了与其他现代化国家不同的道路，文化的功效也不可磨灭。谁也没有想到，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小说《伤痕》、《班主任》，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所掀起的思想浪花，最后汇成了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进程、改变１３亿中国人民命运的时代巨浪，成为激励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冲决思想牢笼的精神风暴。
记者：在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您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创作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您认为，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化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毛时安：１３亿人，没有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就是一盘无法聚合的规模宏大的散沙。更何况，在一个资源相对稀缺但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都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模仿。我们将会面临无数难以预料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克服、战胜这些困难，需要文化唤起我们内心的力量。
我们伟大的先哲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就是说，这世上物质上的“有”是冲着利去的，而真正对人起作用的恰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文化和物质世界相比是“无”。它的“用”，是非功利之“用”，是长期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对精神境界、思想情操的潜移默化。文化滋润、雕刻着人的心灵。对于物欲横流、心绪纷扰的现代人来说，先进、科学的文化使我们的心，冷酷的变得温暖，无动于衷的变得充满爱意，平庸琐碎的变得诗意盎然，贪婪的变得节制，空虚的变得充实，浮躁的变得沉着，脆弱的变得坚强，阴暗的变得光明……我们必须用文化疗救精神和灵魂的病灶，解决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这也是鲁迅先生年轻时最终弃医从文的原因。医学疗救肉体，唯有文化才能疗救心灵。心灵的强大是根本的强大。用我们古人的讲法，文化的“用”是“无用之用”；用文化学家的话来说，文化让人在智力、精神和审美方面变得更有“教养”，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大写的人。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先进文化是社会前进的助推器，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是社会和谐稳定的稳压器。
同时，文化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精神源泉。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了３０年以后，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制约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能源和资源，而限制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是创新能力的不足。文理分科，过度细化的学科设置，使我们失去了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光华四射的才华和灵光乍现的科学创造力，使我们难以跨越横亘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之间的门槛。科学创造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自由腾飞翱翔的想象力，而人类最丰富最大胆的想象都集中在那些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中。试看屈原的《天问》，人们可以感受到２０００多年前我们的诗人就能如此敞开心扉地面对浩瀚的星空，一口气提出了那么多让每个人终生着迷，让人类永远探索的充满无穷想象力的问题。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被称为“中国力学之父”的钱伟长先生去世。国人深情凝望“三钱”最终消失在茫茫历史中的背影，回顾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其中，除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对祖国终生不变的赤子之心，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们从年轻时代起就打下的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悲哀苍白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根基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国家。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人是“单向度的人”；社会的全面进步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社会是短腿的没有发展后劲的社会。为了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一个拥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不朽文化经典的民族，一个拥有孔子、老子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民族，也完全应该和能够用当代伟大灿烂的文化创造，去点燃１３亿中华儿女心头理想主义的精神火炬，去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文艺创作成就不菲，但是相比于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力透纸背、影响深远的经典大家，与物质实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持续提高的大时代不相匹配。伟大的时代为何难觅伟大的作品？
毛时安：伟大的时代为何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内容极其丰富，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马克思在谈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虽然需要大作，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大作。
我遇到一些国外艺术家，他们不少人都很羡慕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中国有作协文联体制，国家能把作家艺术家“养”起来；二是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原料，国外尤其是欧美已经形成了一个平静的中产阶级，不像国内在转型期这样矛盾尖锐，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处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是很幸运的。
但是，需要大作的时代，不一定是产生大作的时代。艺术与时代发展，艺术与经济发展，是不对称、不平衡的。马克思说过经济与艺术或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古希腊城邦林立，攻战不休，但古希腊艺术的纯真美，是后世难以企及的。中国的艺术也是这样，诸子百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但他们的文学成就是相当高的。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大量的成语、典故、警句、寓言，都来自先秦。魏晋也是一个黑暗而动荡的时代，但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有曹操父子的慷慨悲歌，有陶渊明的淡泊飘逸。所以说，艺术与时代，不是简单的对称关系。
我们当代文坛，并非没有产生过具有史诗气度与史诗体量的作品。像写上个世纪50年代合作社的《创业史》、写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写明末清初的《李自成》，均非常大气，留下了一些鲜活而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但毋庸讳言，也带着过于强烈的时代认识的局限。
大作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外因内因，外因是时代已经提供给作家大量丰富的创作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内因非常复杂，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需要有气度，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艺术表达能力，有关注世界、拥抱世界的胸襟，像鲁迅、雨果、托尔斯泰，都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些都是成为伟大艺术家的基本要素。符合这些要求的艺术家，凤毛麟角。明清两代，也就出了四部名著，出了曹雪芹，其他都是众星拱月。
一个时代能够成为伟大艺术家的很少很少，偶然性的因素很多——我们要期待一个有天赋、才华的人诞生。但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写出有时代感的伟大作品。一是他要找到与内心相一致的题材，这个题材正好适合他，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其二，艺术家创作也有高低起伏，有创作高峰期，好的题材必须在他创作才华最旺盛的时候完成，有一个创作时段的问题。伟大作品必须是内因、外因，必然性、偶然性，结合在一起的结晶。
当然，我们评判一部作品是不是精品力作，还有一个文学价值艺术观念的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中国如果出现一个类似托尔斯泰的作家，写了类似《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在今天的有些评委看来，这是婚外恋，不道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甚至可能被封杀，被贬得一无是处。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可能被批评：这样的小说健康吗？一个公子哥儿锦衣玉食整天和一群女孩厮混。但这样的作品，不是大作吗？
到底什么是代表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也许已经产生，但还没被意识这是力作。莎士比亚在当时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曹雪芹现在还有人在研究他的家世，可见，在当时并未认定他们的作品是表现时代的精品力作，而是经过漫长流传后才确定下来的。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才称得上精品力作？
毛时安：深度、人性与艺术高度协调的作品，才堪称伟大。其一，精品力作应该是当下关怀与人性深度的结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既有对当时生活的描述，有对同时代人命运的关怀，更有对人性的深度穿透。艺术必须有当下关怀，才能燃起当代人的激情。就是历史题材历史剧也要有当代意识的渗透统摄。但当下关怀一定是与人性深度相结合的。只有当下关怀而没有人性深度的作品是短命的。《阿Ｑ正传》为什么能够代代相传？因为每一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从阿Ｑ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自己的病态。但丁的《神曲》，其实写的是人本时代人性的觉醒，也是人类存在的寓言。京剧《曹操与杨修》，是知识分子内心的写照，呼应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但不是简单呼应。杨修是知识分子的恃才自傲刚愎自用，曹操面对权力与渴求人才的冲突，使这部戏到现在还没有过时。老舍的话剧《茶馆》之所以经典也在于此。
其二，要有中国气质与人类情怀。中国艺术自然要有中国人的气质气派。但现在很多中国作品太就事论事、目光拘泥，缺少人类情怀，走不出国门，艺术表现手法相当肤浅。现在有个有趣的艺术现象，外国的东西外国人看得懂中国人也看得懂，相反，中国的东西中国人看得懂外国人很难看得懂。就是因为中国作品缺少世界和人类的大情怀大关怀，缺乏文化交流的通约性。譬如，9·11、金融海啸、全球化，究竟给人类、给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带来了什么，怎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内心？我们的文艺对此几乎视而不见，但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不是。比如，2006年有一位墨西哥导演拍的影片《通天塔》。它以荒凉的摩洛哥的一次偶然的枪击事件为线索，将看似不相干的美国加州、日本东京、墨西哥小城精致地并呈在人们眼前。把9·11后个人的命运放在纷繁的人类背景下，折射出人类试图克服沟通障碍而陷入绝望的精神困境，引起广泛共鸣。而我们在艺术中表现当代生活，一味歌颂那些发大财赚大钱的“英雄”，铺陈纸醉金迷的豪华生活。别人怎么能理解呢？
其三，表达内容与艺术技巧、艺术想象力的高度协调。艺术不同于生活，用想象力重新结构生活素材，我们在艺术想象力上非常贫乏，国外艺术的想象力却让我们叹为观止。艺术创作必须要有全身心的投入。但我们今天的一些作品，太服从眼前的功利，太服务于地方领导的政绩。说教味道太浓，局限性太大。文艺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其实，文艺在塑造美好的心灵，难道不是长远的政治需要？可惜我们的作品太缺乏人性穿透力、缺乏宏阔的人类视野。
记者：您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尤其是在戏剧评论方面享有盛名，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本土戏剧创作？
毛时安：作为一个参与剧本创作生产的从业人员，在进入这个行当的前7年中，我大约看了2000场（次）的戏。真正让观众、让我觉得“好看”的戏，实在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绝大部分的戏，就像毛泽东同志批评的党八股那样，干巴巴的几条茎，像个瘪三，瘦得难看。悲剧没有眼泪，喜剧没有欢笑，正剧没有意义，没有人性的剖析、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追问。这些年我一直在扪心自问：我们的戏剧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失足？我们应该追问的责任在哪里？
因为工作，我曾经提出，要“让演员一年四季有好戏演，让观众一年四季有好戏看”。什么是好戏呢？好戏首先是宽泛意义上“好看的戏”。观众花钱花时间进剧场看戏是来娱乐的、消闲的、享受的，是要看到让自己产生审美共鸣、情感呼应，让自己感官和心理得到非艺术作品所不具备的那种满足的“好看的戏”。从中能看到对人物关系、人物心理、人物个性鲜明而深刻的剖析，看到超出我们想象和预料的奇思妙想，看到真正的艺术家对人物的理解和栩栩如生的塑造，看到优秀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唱念做打的精彩表演；期待着让自己感动，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忧伤，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沉思，期待着散场后的津津乐道，难以释怀。
在戏剧创作中，我提倡“好看主义”。而我们的许多戏剧作品，恰恰在这个艺术的原点上，就迷失了自己的审美本性。它们像迷途的羔羊看不到前方的星光而东碰西撞，纯情的观众则象等待戈多却永远不见戈多的流浪汉，在剧场中焦灼地期待着永远不见踪影的“好看”。
记者：现代戏剧为什么难以达到您期盼中的“好看”？您认为主要的病症在哪里？
毛时安：病症有三。一是大量失血。谁都知道，当今的中国社会处于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时期之一。可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与当代生活十分的疏离、隔膜，乃至有点绝缘。在戏剧创作中，不仅看不到中国前进的宏伟身姿，更看不到中国百姓为这一前进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看不到他们为这一前进所付出的重大的代价，看不到为了继续前进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我们的许多创作，对于国计民生、民众疾苦，对于寻常百姓的欢乐、希冀、烦恼、不幸，对于他们生存的困境，态度冷漠，缺乏表现的热情、冲动和欲望，甚至包括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急切关注并不时见诸报端的“三农”、民工、弱势群体等重大社会现象。今天生活中崇高的诗意和忧伤的诗意，在我们的戏剧创作中基本上没有表现没有作为。戏剧创作在取材上远离了其所处的时代生活，远离了普通大众最日常的生活，远离了当代语境、当代情感、当代公众的集体意识和情绪，从而也从根本上背离了“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基本规律，背离了“三贴近”的要求而成了“三远离”。
这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现实生活题材的戏剧创作。我曾经看过一出反映今天社区干部的戏。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试想今天的社区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会从方方面面聚焦到社区。在社区干部的生活工作心理的“镜像”中，可以相当全面地反映出今天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因为处于矛盾的焦点，社区干部必然会有自己复杂的心路变化历程，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独特的困惑、思考、烦恼和快乐，有着自己在特殊环境中的境遇。可是，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变化的“做好人好事”的符码，一个和20世纪60年代里弄干部毫无二致的“90年代”社区干部。人们在她身上还能依稀看到“样板戏”年代“高大全”的影子。如果艺术家忽视、疏离了真实的公众生活，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公众去重视、去亲近艺术呢？人民是艺术的母亲，可是艺术这儿子是怎样对待自己母亲的呢？
当戏剧或出于熟视无睹或出于回避，大量拒绝了现实生活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以后，就在创作思潮上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转而重新乞求帝王将相的亡灵。宫闱秘事、皇位争夺、圣明君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进步文化人士嗤之以鼻的花边新闻中的小开淑媛，一时间粉墨登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于是，是非、黑白、正邪、历史的前进和倒退，不是被混淆就是被颠倒。当代戏剧急需去蔽和还原，去掉那些遮蔽戏剧创作健康发展的阴影，还原当代生活的本真状态，还原当代生活无限的丰富性。
其二，严重缺钙。如果说失血使戏剧失却了叙事鲜活的广度，那么缺钙导致戏剧丢失了穿透的深度。在不少戏剧中，我们看不到剧作家对戏剧事件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没有用深邃的思想去穿透生活的表象，去照亮混沌的生活，生活成了一堆支离破碎、缺乏关联性而硬堆在一起的表象，艺术则成了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的时尚附庸。以流行的小剧场戏剧为例，它在题材上过于偏执地集中在所谓的白领题材而放弃了其他丰富的创作资源，形成了所谓的白领戏剧；在聚焦白领感情生活的时候，它又放弃了思想的反省和思考，因为缺乏思想，我们的白领戏剧缺失了风骨，软不拉叽，成了无病呻吟、空虚无聊的代名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质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白领和中产戏剧，可是，他并没有将兴趣变为“性趣”，而是深刻预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我们一直在提倡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三性”统一，但我们的戏剧缺失的首先就是思想性。
尖锐、深刻、有分量，是戏剧创作的难点，一旦被突破，就会成为激动人心的亮点。英国剧作家弗雷恩的话剧《哥本哈根》是我们近年看到的最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之一。编剧在量子物理学大师玻尔和海森堡的一次未见于史载的师生秘密会见中，迫使我们去思考，在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有没有自己的科学伦理底线？科学家自身价值选择的底线在哪里？科学家自身的人格、世界观与科学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许许多人认为今天是一个艺术不需要思想的时代，但我不这么看。我们的艺术不仅需要思想，而且我们要反思艺术贡献了什么思想，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思想”，是比观众还少得可怜的“思想”，是平庸乏味毫无魅力的“思想”？还是自己从纷繁表象中提炼出来的新颖深刻的“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的思想？正是思想的风骨构成了艺术中最核心的部分，而今天我们的戏剧基本上没有稍有力度的思想，呈现出一种严重缺钙的硬度缺失。
其三，缺乏想象力。因为想象力匮乏，我们就无法开掘世俗生活的美学意义和诗性内涵，无法将生活提供的资源进行解构和重构，在舞台上使熟悉的生活产生“陌生化”的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因为想象力的匮乏，我们戏剧创作的戏剧性远远比不上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戏剧性。即使生活中十分动人的事情，一旦进入戏剧就会变得了无生趣、变得虚假干瘪。戏剧家创作出来的戏剧性人物关系和台词，全在观众的意料之中。俗话说，编剧是“骗子”，观众是“傻子”。现在是编剧的智商大大低于观众，“骗局”尚未开场已经被“傻子”识破结局，戏剧的“场”中无法构成艺术家和观众彼此之间挑战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戏剧艺术中，所谓艺术想象力，就是在“有”中发现“无”，即在人们熟悉的生存经验中发现被人们忽略或无法感知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无”中创造“有”，创造出实际生活中没有过的形形色色的艺术形式，有意味的形式。
因为我们戏剧缺血、缺钙、缺想象，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包装。许多戏剧作品，舞台调度过于频繁复杂，每戏必舞，烟雾腾腾，雪花飘飘，电脑灯炫人耳目，这种抽取了结实内容而突出豪华包装技术手段和物质主义的做法，使戏剧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在最近的文章里，我把当前文艺创作的弊病概括为“四浮”：动机浮躁、内容浮夸、形式浮华，最后是出来的作品思想艺术肤浅。
记者：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都建起了大剧院，一些领导认为，硬件有了，自然会有大作诞生，这种思潮还颇为流行，这事实上是一个如何认识艺术作品生产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毛时安：确实，不少文艺界领导、主管领导表示：钱不缺，只要有好作品，投入多少都可以。这样就犯了根本性的认识错误，误解了大作的产生规律。在艺术作品的生产方面，有几个误区，例如，政府强力、一厢情愿去推动大作力作的生产。政府在大作力作生产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不是直接、心急火燎地去推动大作产生，文艺作品不是大棚里的蔬菜。政府要做什么？营造氛围，让想象力纵横驰骋，让艺术要素蓬勃生产，不能千篇一律、公式化地来对待艺术。艺术创作的土壤，松散与板结的都不好，应该提倡一种团粒结构，大的小的土块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艺术萌芽、生长。政府要克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竭泽而渔甚至饮鸩止渴的做法，“大师焦虑症”、“大作焦虑症”都要不得，代之以营造环境的进取心与不能焦虑的平常心结合的心态。政府要营造氛围，比如，艺术家与常人不一样，政府要允许他与常人不一样。
以戏剧为例，文化生态、文化环境不仅是剧场、舞台技术、灯光设备这些硬件环境，也是由认识、观念、体制机制、舆论气氛等构成的软环境。我们总以为，有了硬环境的发展，各地有了自己的大剧院，就会有戏剧的繁荣。其实软环境对艺术的生长，是更为重要的生态。同样，作为软件的好的艺术作品，其难度要远远大于作为硬件的剧场设施。
这些年来我们对本土戏剧作为文化传承的根脉之一，歧见丛生，远远没达到一种战略上的共识。这里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其次是民族文化在整个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最后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种类、形式如戏剧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戏剧生态危机第二个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文艺观念并没有真正地与时俱进。不进则退。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我们的不少戏剧创作却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从为政治服务演变到为政绩服务。文艺功能的观念比之上世纪８０年代有逐渐狭化的趋势。
戏剧生态危机的第三个深层原因是舆论环境不利于民族文化本土戏剧的生长。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量进入我国，一方面固然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我们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缺少分析几乎不设防的文化引进，加上这种文化产品背后强势经济的支撑，也导致了一种数典忘祖缺乏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心态。同时，西方一些过时的文化产品，如大众化的音乐剧、过气的明星等，则长驱直入，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惊人票价盘剥着国人口袋里的人民币。我们的媒体宁可拿出大量的版面去炒作一些舶来的东西，而对于本土作品和艺术家，则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以一块“豆腐干”的千字文敷衍了事。总之，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我们没有为本土戏剧的生长和繁荣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记者：缺乏与时代相匹配的经典大家的原因，除了创作生态这一客观原因外，您认为，在创作者主观原因，有哪些欠缺？
毛时安：我们要高度重视文艺创作的心态问题，比如当今一些艺术工作者，创作理念混乱，价值观缺失，甚至人格萎缩；创作态度浮躁，缺少虔诚，或高高在上，或闭门造车，生活积累少；个人素养不足，缺乏观察世界的胸怀。即使艺术表现能力高超，也因为缺乏思想深度而无法成为精品力作。
拜金主义对艺术创作者的侵蚀非常大。在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愿意扎根生活进行深度思考的作家越来越少，愿意耐住寂寞忍受清贫，笔耕不辍的作家越来越少。现在一些作家要么是为了媚俗而胡编乱造，要么改行去写电视剧，因为这样来钱快。现在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困境还是理想信念缺失、人格萎缩的问题。曹雪芹有稿费吗？西南联大当时的条件多么艰难，但出了多少大家，就因为他们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当年“两弹一星”研制时，正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那些科学家想到过报酬吗？他们是在最贫困的时候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现在说起西南联大，总是说它的自由主义的学术氛围。人们有意无意地对在自由主义之上作为人生核心价值观的爱国主义，避而不谈。对他们在物质高度贫乏困境时坚持追求真知的科学操守，视而不见。
人类历史上，所有进步的艺术家对待金钱的态度，是严肃的、持清醒的批判立场的。这些年，我们不少艺术家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论文抄袭，学术作假，与狼共舞。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浮躁、拜金主义、急功近利，构成了对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威胁。精品力作少，有文化体制的问题，也有作家艺术家自身人格急剧萎缩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对人、对艺术的关怀，坚持从艺术实践和时代前进中汲取写作的素材和动力，坚持自己独立的看法，坚持巴老提倡的“讲真话”。比如对经济、物质、欲望、金钱，以及这些东西对人性的异化，对不加控制的现代化、市场化，２０年来我没有停顿过提醒和批评。事实上，当前社会和领导担忧的文艺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倾向，是和文艺过度市场化导向，过度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密切相关的。
记者：您经历了“文革”，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评论家，经历非常丰富。您认为，作为一个艺术从业人员，在当今大历史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使命？
毛时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走出历史阴影的中国像个兴奋的孩子。思想解放，激发了整个民族的青春活力。失去了１０年最好的读书时光之后，我以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高分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那年，我３０岁，女儿刚刚来到世上。国门打开，各种思潮纷纷亮相。我们的思想像节日夜空里的烟花，灿烂明亮。连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们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有冯契教授，中文系有许杰、施蜇存、徐中玉、钱谷融教授，历史系有吴泽、陈旭麓教授，真正是“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壮观。大学期间，我有幸广泛接触了各种主义和思潮，对学问和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
在各种思潮的比较中，我选择了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我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以个人的自由作为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让人类得到全部的解放，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正义、公平、自由、民主、富有的生活，是值得自己为之献身的，直到今天我并不后悔我的这一选择。对于我来说，从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到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从感性到理性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我痛感，现在有一些作家是非标准、价值体系紊乱，以解构党和国家早有定论的史实为乐，以解构民族文化的经典为乐，以颠覆已有历史定评的民族英雄为乐，以为秦桧、严嵩这样的奸臣翻案为乐，最神圣的最崇高的都可以去嘲弄。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下，今天怎么做作家、艺术家、文化人？如果人格得不到有力提升、境界得不到有效净化，要出大作家、大艺术家，休想！艺术的自由是理想主义光芒照耀下的自由，是对观众对读者负责的自由。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的全过程，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拿出最好的作品，献给观众和读者。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我们必须对精神的高地有所坚守，哪怕一时不被理解。当然，这也意味着你必须同时有所舍弃。因为真正的批评是寂寞的也是清贫的。文艺批评从来就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你必须面对作品，艺术地讲出你的真实感受，必须对作品做出令人信服的准确评价。30多年了，我就这样默默地写着，是爱好和责任驱使着我，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毛时安小传
毛时安，浙江奉化人。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历任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及文学所编辑室、当代室、文化室主任，《上海文论》杂志副主编，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创作中心主任、研究员，上海市文广局副巡视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常委。１９９５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毛时安文集》（四卷）、《引渡现代人的舟筏在哪里》、《美学新变与反思》、《长夜属于你》、《情绪的风景》、《城市的声音》等，主编《１９９１年中国小说》、《海上名家文丛随笔》（５册）、《正在消逝中的上海弄堂》、《海上风艺术文丛》（６册）等。评论作品分获首届上海文学作品奖、首届上海文学艺术奖、全国中青年美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曾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宣传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