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席子臭气冲天,鬼子军官用手帕连忙捂住鼻子,朝董存瑞狠狠就是一脚。董存瑞跌倒在地上。鬼子一无所获,气势汹汹地带着鬼子兵走了。
八路军伤员从墙角的破席里爬出来,紧紧抱住董存瑞,很久很久没有说出话来。
董存瑞入伍后,率领尖刀班为大部队开路。远远看见熊熊烈火和浓烟笼罩着前面的村庄。又是一个遭受敌人洗劫的村庄!董存瑞和战友们冲进村子,拿起水桶,帮助群众扑火。
一幢燃烧着熊熊大火的茅屋前,一位妇女伸着被火烧伤的手,嚎哭着向屋内冲去。火势很猛,无数条火舌无情地把她推了出来。
董存瑞见此情景,赶忙奔来。听见屋内的哭声,他明白了。二话没问,丢下枪弹,奋不顾身地向屋内冲去。他的帽子烧着了,烟雾呛得他眼泪直流,咳嗽不止。屋内的哭声渐渐微弱了。他几次冲进大屋却没找到孩子。董存瑞的裤子被烧去了半截,那妇女一面为董存瑞扑打着身上的火,一面哀求说:“同志,我求求你,别进去了!”
董存瑞冷静地观察了一下,从窗口“嗖”的一声又跳了进去,浓烟大火再次吞没了他的身影。
孩子,终于被董存瑞救了出来。
解放隆化的战斗开始了。隆化县城被敌人吹嘘为“攻不破的城市”。
敌人的“王牌军”已将隆化变成了一座地狱。他们在城的周围修筑了一连串高高低低的碉堡。在敌人司令部所在地——隆化中学,更是地堡成群,许多条看不见的暗沟,把一连串的“子母堡”连接起来,地堡上全是枪眼。
在连队攻打隆化战斗的动员大会上,董存瑞第一个上台发言,请求担任炸毁敌人地堡,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重任。
党支部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由他担任“爆破班长”。他感到这是党对他的莫大信任。
战斗打响了。董存瑞的任务是扫清敌人外围工事。一声声巨响山崩地裂,一股股黑烟冲向天空,地堡一个个被炸飞了。吓得敌人仓皇溃退,外围战胜利结束了。大部队逼近了敌军司令部——隆化中学。
战士们猛扑过去。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人六挺机枪,像狂风暴风般打过来。这突如其来的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一条小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
原来那六挺机枪是从桥上打来的。那座桥筑在中学墙外的河上,桥的两边筑有墙,顶上还有盖顶,成了一个坚固的碉堡,不拿下来,就接近不了中学。
连长接连派了两个爆破手,都牺牲了。
董存瑞手指握得格格响,为了胜利,是刀山他也要闯过去。他对连长说:“请准许我去!”连长信任地点了点头,并亲切地关照说:“小心点!”
在火力的掩护下,董存瑞冲到了桥下。这桥离河床有一人多高。他没有火药支架,也找不到一根棍子。董存瑞只好将炸药放在桥沿上,可两次都滑了下来。要是放在河床上,又炸不毁碉堡。他急得身上像着了火。他心里很清楚,每延长一分钟就有更多的战友献出生命。
董存瑞抱起炸药,挺起胸,昂起头,毅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抵在桥底上。他用右手将导火线猛一拉,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同志们,为了胜利,前进!”
随着火光一闪,巨大的响声震得山摇地动。19岁的董存瑞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身体为胜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36.李大钊为共产主义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0-1943)生于河北乐亭。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字守常。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大钊青年时期,看到祖国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生活痛苦,下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他到日本留学三年,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回国后,他听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向苏联人民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救中国。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给学生们讲课,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对大家说:“俄国的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是20世纪世界的革命先锋,全人类的曙光!”
他鼓励青年们:“担负起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唤起民众,震醒睡狮,准备迎接未来的新曙光。”在他的影响下,青年们个个振奋,纷纷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学生搞起“五四爱国运动”。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准备。
李大钊的生活一直是清贫刻苦的,但他总是乐于助人,热爱人民和大家同甘共苦。
有一个时期,他负责编辑《晨钟报》,按规定他的薪金应是每月200元,其他人的薪金应是每月100元,可是他不肯多要,坚持和大家领一样多的薪金,这样每人都可领到120元。
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他穿着自己家里做的布衣、布鞋,每天上下班都要走很远的路,从来不肯乘车。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帮助穷苦学生。当时北京大学念书的穷苦学生,常常收到“无名氏”寄来的钱,这个“无名氏”不是别人,就是李大钊。
有一次李大钊乘轮船外出,在船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查票员开始查票了,他对穿西服革履的人,根本不敢查,对穷苦人却大耍威风。他见到一个穿旧衣服,背着破旧行李的老人大声责问:“你的船票呢?”
“我,我没有钱,家里有急事,我没有买票……”老人小声说。
“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快下船。”查票员一边骂着一边踢那位老人。
老人躲闪着,双手作揖,央求说:“先生,我是个挖煤的,家里带来口信,说是老婆死了,就剩下两个孩子……”老人说不下去了,呜呜地哭起来。
船上的乘客落下了同情的眼泪,可是那个查票员非要老人下船,抓起老人的行李就要往水里扔。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抓住查票员的胳膊,查票员抬头一看,是一个蓄着两撇黑胡子的人。这人递过钱说:“我来替他补一张票。”查票员接过钱,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个人正是李大钊。
一路上,李大钊和老人谈心,老人说:“我老家是山东的,外出做工三年多,家中父母早都饿死了,咱自小就是苦命人哪!”
李大钊亲切地对老人说:“老哥不是你命苦,而是现在社会制度黑暗,只要全国劳工大众团结一心,起来斗争,就会争得美好的将来!”
1927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和其他二十多位革命者。
敌人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机密,对李大钊严刑拷问,用竹针插进他的十个手指甲缝里,再剥掉手指甲,还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绑在电椅上过电,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酷刑只能毁掉他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意志。为了保护党和同志们,他对党的机密一字不说。
敌人看硬的一手不行,又来软的一手。他们把李大钊请进客厅,说只要为他们做事,保证让李大钊当上大官,享受荣华富贵。李大钊浩气凛然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敌人面对志坚如钢的李大钊,一点办法也没有,便决定杀害他和其他二十多位革命者。
李大钊光荣地倒下去了,他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永远延长着,中国革命在他和无数先烈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着,直到取得胜利。
37.毛泽东去重庆谈和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经过1927-1936年的10年内战,紧接着1937-1945年的8年抗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多么渴望和平呀!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8月中下旬,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连收到重庆拍来的三封电报,内容是惊人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和平!
能去吗?西安事变以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一直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软禁,杨虎城将军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延安人民听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炸了锅!他们在议论:
“毛主席去重庆有危险!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呀!”
“是呀!蒋介石从来说话不算话,什么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要是扣留毛主席,或是搞暗害,那可怎么办?”
激动的人群甚至自动跑到中央办公厅,请求不要让毛主席去重庆。有人干脆直接找毛主席,诉说人民的担心。
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抗日战争中后期,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刚一投降,他就调兵遣将,迅速占领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准备发动内战,消灭解放区,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的主力都躲在大后方,内战的准备需要有充分的时间,这就迫使蒋介石在积极布置内战的同时,玩弄起假和谈的手法,欺骗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据蒋介石一伙的分析,共产党、尤其毛泽东本人,是不会来重庆这“虎穴”谈判的,那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他们还想,如果共产党来了,也好,可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是个阴谋。
毛泽东向军民群众分析了形势,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决定亲自去重庆,请延安人民不必担心,因为有10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200万民兵做后盾,蒋介石是不敢下毒手的。毛泽东还表示,为着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什么危险也不怕!
8月28日早晨,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站在飞机前,含笑地频频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群告别。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消息,使山城人民欢腾起来。除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到机场迎接外,重庆的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都对毛泽东的到来热烈欢迎,并受到巨大鼓舞。柳亚子先生称颂毛泽东有“弥天大勇”。《华西晚报》说:“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工人写信给《新华日报》说:“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感动了人们。
而蒋介石、国民党对毛泽东的到来却准备不足,措手不及。本来是他们请我们去谈判,可是在谈判桌上,他们连谈判的日程安排及内容都没做好准备。相反,一切提案都由共产党代表提了出来。蒋介石陷于被动地位。
最忙的人要算周恩来了。他不但要参加重要谈判,还要协助毛泽东搞统一战线工作,陪同毛泽东会见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和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周恩来还十分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安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确是太重要了,保卫毛泽东是自己的重大职责。
谈判更是艰苦的,一直进行了43天,到10月10日终于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叫《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了必要的让步。如让出南方的8个解放区,把我们的军队缩编到占国民党军队人数的七分之一。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而且比现在还大。在1937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
《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延安机场上锣鼓喧天,秧歌起舞。下午两点,一架银燕缓缓降落,舱门开处,出现了毛泽东高大魁梧的身影,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在王若飞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陪同下,毛泽东平安回来了(周恩来留在重庆进行新的谈判)。毛泽东穿的仍是他离开延安时穿的那身装束,只是换了一顶遮阳帽。他兴奋的脸上焕发着光彩,闪现着大智大勇……
38.周恩来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飞,曾用名飞飞、伍豪等。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领导人,并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我党我军重要领导职务。建国后,一直任政府总理。
周恩来总理一生深深地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他长期担负着处理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始终关怀着普通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利益,和群众心连着心。
1958年9月26日晚上十点多钟,北京市一辆5路公共汽车开到天桥剧场。可能是刚散剧的缘故,车上的乘客特别多。售票员边售票边照顾乘客,车前车后地忙碌着。
“同志,买两张到北海的票。”售票员低头划票、撕票,抬头递票——“啊,周总理!”是他,宽额头,浓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脸和蔼可亲的微笑。售票员一喊,整个车厢沸腾了,“周总理,周总理,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坐车哩!”人们互相传告着。
周总理慈祥地微笑着向大家点头,又轻声问售票员:“小同志,工作累不累?行车习惯了吗?”
“不累。”没等售票员再说话,乘客们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总理。
司机听到周总理乘他开的车,他多么高兴啊!但他忍住了,双手紧握方向盘,精神更加集中,把车开得又快又稳。车到北海,售票员抢先跳下车伸手搀扶总理,总理自己稳步走下车,握握售票员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并向司机招招手。人们看见周总理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秋风中走向人行道,向中南海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