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队长是知道我请假出来相亲的，若不是特别紧急的任务他绝不会通知我归队。于是，我带着几分羞涩和尴尬向小林老师解释，说接到命令要去执行紧急任务。相互留下手机号码后，我就急急跑回了中队。
晚上，配合公安局完成追捕任务回到中队已经是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下准备休息，就收到小林老师发来的短信。这时，我才想起上午和她见面的事，觉得很过意不去。可一看短信，才知道被她误解了。
“你看不上我可以直接跟我说，不需要以这种老套的方式来欺骗我、伤害我……”
原来，小林老师以为我是没有看上她，串通好人给我打电话，然后丢下她不管自己跑掉的。
我跟她说部队情况特殊，临时性勤务很重，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听完我的解释，她还是半信半疑，但总算是得到了她的原谅。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电话交往”。
自在电影院和小林老师见面后，我就一直担负中队值班任务，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和她见面了。期间，她也约了我几次，想要我陪她逛街吃饭。但中队八九十号兵，就我一个排长，吃喝拉撒，查铺查哨，训练执勤，样样都得管，根本走不开。
周末那天，中队长特意给了我一天的假，要我好好陪小林老师出去转转。可战士们知道我要外出后，要我取包裹、订购考学复习资料、买“云南白药”……交代了一堆事要我办。当小林老师看到我手里那张写得满满的“办事单”时，她笑了笑说：“你这哪是陪我逛街啊？分明是出来办事情的嘛！”这虽然是她的玩笑话，但从语气中，我听出她有几分不高兴。
好不容易把战士们交代的事情办完了，我准备陪她吃过晚饭再归队。可就在这时，接到排里有个战士发高烧的电话。我不放心，只好把“饭局”推后，自己跑回中队把发烧的战士送去医院打退烧针。
原本打算把“饭局”往后推几天的，可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又接到去总队参加“军事四会教练员”集训的通知。
8月的福州骄阳似火，加上紧张的集训生活，一度让人喘不过气。但一想到心仪的小林老师，我的心中便有种不可阻挡的拼劲。
那天晚上，小林老师给我发来短信，说周六是她的生日，希望我能陪她一起过。她是学校的老师，不知道部队的纪律，总认为从福州坐动车到莆田只要半个来小时，我请一天假或半天假赶回去陪她过生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参加的是总队的集训，怎么可能请假回莆田陪她过生日呢？
“等集训回来，我给你补过生日。”好说歹说，总算是把她给哄住了。
从福州回到中队的第一个周末，我约小林老师一起吃晚饭，为她补过生日。她很爽快地答应了，还叫来了几个同事。
在饭桌上，她的几个同事开着玩笑责怪我不懂得好好珍惜她，连生日都不能陪她过。看着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拿我开涮，她很过意不去，笑了笑说，过去了就过去了，下不为例。见小林老师为我解围，我立马站了起来，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举起右手说：“本人向毛主席保证，绝对不会有下次了！”可还没等我把手放下，电话就响了起来。
“仙游县大钟山发生森林大火，部队集结赶赴火场扑灭山火，迅速归队。”中队勤务值班室传来紧急命令。
接电话时，小林老师就坐在我身边，电话里的内容她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当她看到我满脸的内疚时，显得很淡然地摇了摇头说：“快去吧，自己要注意安全。”
后来，类似的情况多了，她也就心灰意冷了。再加上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陪她，我们之间的感觉也就自然慢慢淡化了。
小林老师的父母了解我们交往的情况后，觉得我是个只知道一心扑在工作上，“以队为家”的“傻兵”，很果断地要求她与我断绝了交往。
就这样，原本想好好把握的“亲事”又吹了。
“陈瑞权交往的那个对象又吹了。”这一消息传到了支队邓达生政委的耳中，一向温文尔雅的邓政委动了粗：“我就不信这么优秀的带兵人找不到对象！支队干部要全心全力帮陈瑞权找对象，谁能成事我自掏腰包请他到最好的饭馆撮一顿。”
真情化兵心
屈指一算，我从当兵第二年开始当新兵班长，至今已在教导队带过8批新兵了。身为“军中之母”，怎样才能更好地引领新战士从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呢？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我觉得带新兵重在真感情，要用兄长情、父母爱去关心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还记得2005年在教导队带新兵时，我班上来了个东北兵，叫李建新。李建新老家的冬天几乎都是漫天雪花飞舞，到处天寒地冻，与南方的冬日相比，一个是“冰窖”，一个是“温室”。按常理说，从“冰窖”到“温室”，就像是从寒冬腊月走进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对于李建新而言并非如此。
一天夜间，我披着大衣起来查铺。发现李建新的被子踢开了一大半，四肢缩卷抱成了一团。帮他把被子盖好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总担心李建新还会踢被子。于是，我又爬起来查看了一遍。这次李建新身上的被子严严实实地盖着，可他的姿势还是紧缩一团，像是很冷的样子。我轻轻掀起床尾的被角，手心贴在他脚上摸了摸，发现是凉凉的。我赶紧把身上的大衣压在了他的被子上。
第二天，我问李建新晚上睡觉会不会冷。
“冷，比在家里冷多了。”他很果断地告诉我。
比在家里还要冷？我觉得很奇怪。
见我一副好奇的样子，李建新说，班长，南方是比我们北方暖和很多，但我们北方的室内都有暖气啊，所以温度再低，屋子里都是暖和的，而南方的温度虽然比北方要高很多，但夜间很冷，特别是屋子里又没有暖气，每晚睡到后半夜总感觉冰冰的，再加上我有踢被子的毛病……
听李建新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
从那晚开始，熄灯后，我就把大衣铺在李建新的被子上，一来压住被子防止他踢开，二来可以保暖。可尽管如此，李建新的被子还是经常“迎风招展”。于是，每晚为李建新掖几次被子、压几次大衣，便成了我的又一大工作。
一天深夜，我正准备帮李建新盖被子。可当我拿起掉在床下的被子往他身上盖的瞬间，他突然伸出双手紧紧抓着我的手。他的这一举动把我吓了一跳。正当我不解时，他嘴里一直叫唤着爸爸妈妈。我拿手电筒照了照才知道，原来他是在说梦话。
接下来的几天，在训练场上的李建新总是无精打采、心事重重。而一到课间休息时间，原本性格内向的他却不停地哼唱歌曲。很多人觉得李建新肯定遇到了什么高兴事，而我却从他一首跑调的歌声中听出了不对劲。再加上他在梦中不停地喊爸爸妈妈，我断定他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可几次聊天他都不肯吐露心声。
周末，我特意请假到新华书店买了本名叫《说出你的心声》的书送给李建新，并在扉页写了“信任”两个字。第二天傍晚，我一个人在中队的“文化长廊”散步，等着“鱼儿上钩”。不料，李建新果真悄悄跑到我身边，把话匣子打开了。原来，李建新的父母最近正在闹离婚，他不想看到父母分开，内心非常苦恼，却又难以启齿。得知情况后，我多次给李建新的父母打电话，讲他的情绪变化，请他们多为家庭想一想，多替孩子想一想。最终，李建新的父母重归于好，他干工作的劲头、训练的热情倍增……
那天晚上，我一打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里呈现出这样一幕：李建新盘着腿坐在床铺上，双手紧紧按住右脚的脚踝，痛苦的面部垂落着泪珠……
见手电筒亮了，李建新以为是值班干部来查铺，迅速躺下缩进了被子里。
我拉开他的被角，低下头说：“建新，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听到我的声音后，他才从被子里爬了出来。
李建新的脚有毛病，这是我在一次5公里测试中知道的。前几次跑步时，我注意到他的右脚着地总是怪怪的。我便在和他聊天时询问原委，可每次他都是若无其事地说没事，脚天生就是长成这样的。我信以为真。可在一次5公里测试中，跑了一半的他双手抱着右脚躺在地上打滚。我这才知道他的脚踝有毛病，经常发作，一发作就会疼痛难忍。
可为了不影响训练，每次发作他都不报病号，强忍着疼痛参加训练。为这事，我曾多次批评过他。
看着一脸痛苦的李建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近期体能和战术训练量比较大，剧烈的运动使他的脚老毛病又犯了。
“你再坚持一会。”我拿起之前给他盖的大衣，披在他的肩上，转身下了楼。
一会儿功夫，我嘴里咬着手电筒，双手端了盆热水进来。见状的李建新迟疑了片刻轻声说：“班长，你这是干吗？”
我放下脸盆，对他嘘了声说：“用热水泡泡会减轻点疼痛。”
我让他试了试水温，就把他的右脚按进了热水中。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要他把脚抬起来，用毛巾给他擦干后，喷上云南白药，然后轻轻帮他按摩了一会。
李建新休息了几天，脚上的伤也好了。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把他落下的训练课程都给补上了。
在新兵下连时，我无意间发现李建新的日记里写着这样一段话：我在老家，都是门一关，就睡了，被子蹬了也没人帮我盖。到部队后，每天夜里总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床边，一次次地帮我掖好被子，然后将大衣铺在我的被子上。那一刻，我躲在被窝里落泪了。
中队的“文化园”
走进三中队，只见地面草，园中花，屋旁树，架上藤欣欣向荣；路边亭，林中石，池中鱼，树上鸟相映成趣；官兵们在草间漫步，池边赏景，林中谈心，亭内读书……好一幅和谐优美的自然画卷！
特别是一到夏天，菜地里绿意葱葱、花团簇拥，“文化长廊”的葡萄架绿荫浓浓，一串串青涩的葡萄静静躺在藤叶之间，在阳光的照射下，时不时发出一丝丝闪耀的光芒。
那天中午，我站在窗前欣赏这番田园美景，无意中发现葡萄架下的“文化长廊”里游动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时而焦急地来回走动，时而坐在石凳上发呆。仔细观察了会儿，是四班的上等兵小曾。
大中午的不好好休息，跑到葡萄架下瞎转悠，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我顶着灼热的阳光，来到阴凉的葡萄架下。
“排长好！”小曾见我后，立马从石凳上站了起来。“怎么，有心事？”我边沿着鹅卵石道散步，边用余光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发现平日里活泼开朗的小曾，此时心事重重、愁眉苦脸。我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希望他能主动加入到我的散步行列中来，好借机和他谈谈心。但我沿着“文化长廊”独自漫步了好几圈，他还是愣愣地坐在原地。看来，他是不会主动和我交谈了。
我立马改变“方案”，主动“出击”。再次走到他身边时，我在他坐着的石凳上坐了下来，故意调侃他：“满脸的忧愁，被女朋友甩啦？”
“排长，你就别开玩笑了，我正烦着呢！”小曾皱了皱眉头心不在焉地说。
我把手搭在他肩上，故意装出一副很忧愁的样子。
看到我一副不开心的样子，小曾关切地问：“排长的心情也不好？”
“我带的兵都烦成什么样了，我这个当排长的还能有好心情？”在我的步步紧逼之下，小曾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向我娓娓道出了心中的烦恼。
午饭后，他从家里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母亲患病住进了医院，家中正四处借钱为母亲治病，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小曾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他来自四川的一个贫困农村，家中上有爷爷奶奶要赡养，下有弟弟妹妹在读书，而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靠父母种的几亩地。可如今母亲患病了，一住进医院就要缴纳上万元的费用，这对于一个没有分毫存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困难只是眼前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安慰小曾的同时，又把自己小时候过的贫困生活和经历过的苦难故事讲给他听。聊了半个多小时，小曾原本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
下午起床哨吹响后，我请了半个小时的外出假。我背着小曾，到邮局把自己上个月的工资以他的名义，按他家的地址寄了过去。
“文化园”是战士们温馨的情感港湾，要是谁有了心事，遇到了什么烦恼，准会出现在葡萄架下。
可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蚊子苍蝇满天飞，几乎无人踏入。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有战士发牢骚“中队的绿化和警营文化搞得不好，训练之余没有休闲娱乐场所”。的确，战士们所言并非无道理。有着近百号官兵的中队，除了一个篮球场，就没有其他的休闲活动场地了。
“能不能在营院建一些文化休闲场所呢？”第二天，我踏遍了中队营院的每一处角落，最后把目光锁定在菜地边的那片荒地上。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翻书箱找资料，决定把菜地和荒地整合建成一条“文化长廊”，在菜地左侧建一座假山喷泉池，围绕菜地修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边修建葡萄架，在葡萄架的柱子上安装路灯、挂置名言警句……思路确定后，我立即形成文字方案，向中队领导报告。中队领导对我的想法非常赞同，可一预算，需要大约20万的建设经费。
这可把中队长指导员难住了。
“能不能自己动手把‘文化长廊’建起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