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商五百年最初的大潮中，“太谷孔氏”根本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在晋商大军趋向消亡的民国时期，孔家反而飞速崛起发展了起来，被一些人称为“晋商最后的代表”。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孔祥熙。
孔祥熙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甚至可以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他辉煌的生涯中可以冠上诸多的称谓，例如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经济家、外交家、银行家、实业家等。
孔祥熙祖籍山东，先祖于明朝万历年间在山西做官，孔家便举家迁往山西。发展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期，随着晋商经商的大潮开始涉足票号业，家境逐步殷实起来。而发展到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时，因其吸食鸦片烟上瘾，致使家境衰落。
孔祥熙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晋商家庭。他5岁的时候，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育，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便跟着父亲到私塾听课，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890年，孔祥熙因一定的机缘，就读于太谷前街教会所办的太谷福音小学，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他有了到直隶通州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的机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孔祥熙作为教会所推荐的代表，参与了太谷县教徒被杀案件的善后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很强的事务处理和沟通谈判能力，后深得教会的赏识，被推荐赴美留学。
1901年，孔祥熙进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进行深造学习，1905年他又考入耶鲁大学研习矿物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这时的孔祥熙，堪称学贯中西的典范。回国后，清政府一些机关要员欲聘用他，被他一一回绝了。他选择了返回太谷兴办教育事业。在教会所办小学的规模上，他又增办了太谷县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这也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
孔祥熙在办学模式上，不仅兼顾中西，还德智体并重，并按美国步兵操典，以军训的模式训练学生。此事被大规模传颂后，太谷商会高价聘请孔祥熙帮助训练商会武装，太谷警局也恳请他担任顾问。借此，原本具有美国教会背景的孔祥熙，在当地商界和警界的声名大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风潮直逼到山西，太原一时群龙无首，官员纷纷逃跑，溃兵更是猖獗，到处打劫当地百姓。孔祥熙在这种紧迫的局势下，揭竿而起，自称“太谷义军司令”，他把商团武装、警察和学生义勇军组织起来，自编军队，执枪守城，保卫住了太谷城免遭溃兵的劫掠。
然而，战争掩护下的孔祥熙毕竟是晋商的后人，他骨子里渗透着晋商的本性。辛亥革命之后，孔祥熙凭着商人敏锐的嗅觉意识到，民间对煤油的需求量非常大，如果经营煤油生意的话将会大有利润。于是他设立了“祥记公司”，向当时的煤油供应者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40万银元的保证金，取得了在整个山西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是首次经商，便大功告捷，孔祥熙作为买办商人狠狠赚了一大笔。事实证明，孔祥熙的眼光相当独到，独家经营火油，给孔家带来了丰厚的巨额利润。
1914年，中年丧偶的孔祥熙与宋霭龄在日本横滨举行了婚礼。这次婚姻，最终使孔祥熙与孙中山、蒋介石这两个国民党的政治巨头成为了连襟。他从此更加热心地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反对袁世凯称帝。
尽管孔祥熙从事革命，但是其商人的本性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军工原料紧缺，孔祥熙瞅准了这一时机，把山西盛产的铁砂运输出口。此外，他又趁热打铁，创办了裕华银行，用来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同一时期，他被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聘为参议，负责协助内政建设和改革。
靠着灵活的头脑，行事果断的作风，加上他本人的地位与影响，孔祥熙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成当官发财两不误之势。
传统的晋商，一直秉承着“学而优则商”的原则，官商虽有勾结，但把二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的却很少。孔祥熙却更进了一步，他把政治和商业两手都紧紧地抓了起来。作为孙中山的连襟，他在国民党中颇为吃香。1925年初，为解决国事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于京中，孔祥熙更是“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担任起了孙中山的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次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兵北伐，连连获胜。孔祥熙瞅准时机，南下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革命政府内部各派的斗争也演变得愈加激烈。向来眼光独到的孔祥熙，把法宝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并全力进行辅佐。他把内弟宋子文从汪精卫那边拉拢到蒋介石这边，又替蒋介石奔走各地，笼络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主力部队。最终取得中国独裁者地位的蒋介石，知恩图报，对孔祥熙更是委以重任，使其官运亨通。1928年，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1930年时任实业部长，他主持制定了一百多种工商法规，并亲自到欧洲进行考察，帮助蒋介石购买军火。
1933年，孔祥熙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替蒋介石主管财政。当时恰逢东三省沦陷，而蒋介石正在围剿共产党，军费极度紧张。孔祥熙又是一副惟命是从的嘴脸，积极搜刮赋税，他不断强化中央“直接税”，以便确保中央的控制能力，后又利用国家权力对金融界进行大力整顿，比方说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等，从财政上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此外，他还对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进行增资改组，采取了以财政控制金融的政策，实行法币政策，进而垄断金融，操纵着国计民生。自此，“四大银行”为四大家族所控制，成为他们进一步敛财的工具。
孔祥熙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避免了暂时性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同时，也加速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垄断金融、聚敛财富的机会。
如果说这些强硬的政策是抗战时客观环境所迫，那么孔祥熙一家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破坏国家经济而聚敛私财的行为则更令人不齿。
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利用进口军火的机会，大捞特捞回扣。当时，美国援华的美金在美国直接买成军火运回来，这些美金就有大量金额被转进了孔家在美国的银行账户，更甚至还以“舰船沉没”为理由，直接把整笔款项私吞掉。孔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利，进行着一系列的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丢了官位，但是他仍旧利用自己所有的裙带关系大肆扩充着商业规模。孔家的财富仍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孔祥熙牟利的途径很是令人不齿，他用这些令人所不齿的经商行为使得孔家在晋商的舞台上华丽地风光了一回，可以说是占尽了晋商最后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