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中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显赫，票号“三晋源”更是汇通天下。在众多晋商翘楚中，渠源祯、渠本翘父子可以说是一个异数。晋商之中“贾而优则学”、“贾而优则仕”成风，他俩则在贾和仕上展开了一场较量。从清末到民国，水火不容的渠氏父子的传奇故事并没有消逝在历史的烟雾中。
渠源祯，字筱洲，小名旺儿，人们常称他为“旺财主”，他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的。
渠源祯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的大财东。“三晋源”票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达30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共设分号十几处，最鼎盛时营业额高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就有6000余两。同时，渠源祯还与渠源淦、渠源潮、渠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还在各省设有钱铺、典当行、茶盐店、绸缎庄、药材庄等庄号。
在渠源祯的经商生涯中，曾有过一件有口皆碑的事情。同治光绪年间，他投资30万两白银，入股平遥城内的“百川通”票号。对票号而言，信誉就是生命。当时山西商人大多遵守信义商道，落下了好的名声。自从“百川通”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相继吸收了不少存款。
1902年的时候，“百川通”吸纳了满族官员们一笔价值300万两的白银巨款，年底分红时，“百川通”股东们的每股利润竟高达3万两白银。此后，一些有钱的满族旗人更是看准了“百川通”的信誉价值所在，将一笔价值3000万两的白银存了进去，并声称只要保住银根，就分文利息不取，“百川通”因此大走红运。那个时期，大多以三年为一账期，每逢结账，渠源祯就可以分得红利10万余两。等到第三次账期的时候，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每股分红利近3万两银子，是“百川通”开账最多的一年。
但就在这次分红之后，渠源祯果断地将其股本全部抽了回来。一时商界哗然，人们都议论纷纷，当时许多“明智之士”更是大惑不解。就在他抽回股本后不几年，“百川通”票号生意一落千丈，用渠源祯的话说就是买卖有挣必有赔，今天挣得多说不定明天就赔得多。而“百川通”的资本大多是旗人的，用别人的钱去赢得高额利润终究不保险，这天下的权势是旗人的，时间一长，他们见自己的钱养活了那么多外人，更是会心理失衡，然而发财总得有个够，挣到一定时候就应知足撒手。当人们得知渠源祯撤股的原因后，对其更加尊敬与崇拜。无怪乎祁县至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旺财主，有眼力，经商不钻钱眼子”。
渠源祯经商还以稳健著称，宁取薄利，也绝不冒险。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时任山西省都督的阎锡山，苦于财政军费困难，成立一所“大汉银行”，派人到祁县向渠家和乔家借银，以作资金，当时政局极其不稳，渠源祯怕形势有所变化，军阀翻脸不认人，就百般推脱，没有借给。无奈之下，阎锡山就派他在太原官钱局任职的侄子渠本澄去说服，没想到渠源祯却叫管账先生派人抬出一口棺材来以死抗争。
最后，在各方再三劝逼下，渠源祯最终还是借给了阎锡山30万两银子，但这些银子却全掺了三成假。渠源祯以强大的预知能力验证了自己的正确性，因为就在这些掺假的银子第三批运往太原的途中，遭到了抢劫。后来阎锡山以一半白洋、一半纸币（晋钞）“如数”将借款偿还给了渠源祯，渠源祯并没有犹豫推脱，而是以一元纸币买八角现洋，把15万纸币全部兑换成了白洋。等到纸币贬值后，就有人背着麻袋到督军府，要求纸钞换银两，使得阎锡山好不尴尬。渠源祯以果断稳健的个性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少。
由于渠源祯持重守成的性格，在国内产业资本初步发展的20世纪初叶一派繁荣景象时，他仍不肯扩大商业投资去建工厂、兴企业，仍然固守着货币增值的传统经营方式。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熟悉经商之道的渠源祯，面对大清帝国摇摇欲坠的形势，使得他不敢贸然进行投资，而是在自己的住宅及“三晋源”的偏院中各挖一窖，将巨额财富铸成银锭窖藏起来，在当时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虽然此举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并把他视为保守吝啬、眼光短浅之辈。那些人认为有钱就应该拿出来扩大投资、扩大规模，但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渠源祯是对的。
晋商所处的时代是抑商的时代，商业本身就被视为低下的行业，更不会有商业保障体系。官府的勒索、频繁的战乱、灾祸的降临，甚至同行间的倾轧，纵然是仅有的“血本”随时也会被“交官”、“充军”、“吞食”。尤其是巨商大贾的财富如此外露于世，更会成为众矢之的。
在商业上如鱼得水的渠源祯是反对科考、不屑仕途的，当儿子渠本翘还在襁褓中时，他便订立了不追求功名仕途的家规。
光绪初年，渠源祯曾通过纳捐做了一名小小的刑部员外郎，上任之后，他虚心向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位律法专家学习，不仅对中国律例，而且对西方的法律都熟记于心，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暮气沉沉，渠源祯的学识报负得不到完全的施展，而且朝廷还因为他不是科举出身，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提拔，而另外一些庸碌无能的同僚却因为科举的资历获得了晋级，见清政府的这种腐败的现状，他愤然弃官回乡，一心经营商业去了。
渠源祯做官并非是为了钱，因为在他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是个富甲一方的商人了，也似乎不是为了名，因为还在少年时家里就曾为他捐了奉政大夫的虚职。从他一心研习各国律法的经历，就可以推测出他做官是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寻得一些救世济民的途径，做出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来，但这种想法在贪污成风、昏庸腐败的清朝官场中是不可能有所施展的。
回乡之后，渠源祯对于官场就一直抱一种极不信任、也绝不合作的态度。以至于后来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时曾一再拉他再次出来做官，他都坚持不去，逼急了他就转荐他人替代。他不仅誓不做官，对官员的骄横跋扈更是深恶痛绝，表现的也比别人更加的激愤。
渠源祯不做举人做贾士，不做官员做商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一位经商理财的能手。渠源祯一生在商海中乘风破浪，可谓一帆风顺，同时他也为当时的晋商树立了一个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