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从河曲向北与黄河并肩行走，在偏关的老牛湾折向东，经右玉、左云到达大同，绵延几千里。生活在长城两边的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利益的纷争。他们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和睦相处，上演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活剧。
当这条城墙被废弃之后，城墙两边的民族又成了兄弟。于是，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北方，投向那块他们不熟悉却又充满好奇的河套和草原，投向那些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于是，人们离家弃子，背起包袱，铤而走险，越过黄河，越过关口，越过残缺与老迈的城墙，走向河套的深处。他们决意要在北面的土地上，种植幸福，种植希望。他们一拨一拨地西行，一代一代地延续，这便是哀婉的“走西口”的历史……
——自题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
这首凄婉悲凉的《走西口》，是广泛流传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地区的民谣。曲中描述了过去几百年间山西、陕西乃至河北一带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穿越长城，过黄河到内蒙古以及河套地区谋生，春去秋回，甚至有去无回的凄惨景象。
大约从明末清初开始，因为山西大部分地方土地干旱、粮食失收、官吏腐败、民不聊生，致使大批民众离开家乡，从河曲县到右玉县一带的晋北边界越境到人口相对稀少、土地相对丰饶的内蒙古地区寻求生计。这种自发的迁徙，在民间被称为“走西口”或“跑口外”。《走西口》的曲子也因此得名，流传了一二百年。这首民谣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陕西、内蒙古，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它淳朴、本色的语言，委婉的曲调，荡气回肠的唱腔，折射了走西口的怆然、缠绵与悲情。
从2005年起，我便从河北长城“转战”陕甘宁区域的长城，开始了西部长城寻踪。自从踏上晋西北的土地，我的视野所及，无不涵盖了这首民谣里渲染的氛围——土地是黄色的，土壤是贫瘠的，气候是恶劣的，生活是拮据的。细心体验，这一切足以形成人们“走西口”的所有人文和自然条件。
从河曲走到右玉，从晋西北的黄河边走到晋北的山隘口，处处留下了走西口的痕迹，处处都能听到《走西口》的回响。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
长城从河曲向北与黄河并肩行走，在偏关的老牛湾折向东，经右玉、左云到达大同，绵延几百里。生活在长城两边的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利益的纷争。他们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和睦相处，上演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活剧。
终于有一天，这座城墙废弃了，城墙两边的民族又成了兄弟。然而，多少个世纪的剑拔弩张，多少个朝代的刀光血影，城墙两边的古战场早已变成了不毛之地。只要是长城存在的地方，就有贫穷相伴，这似乎已经是长城历史和地理的定律。当战争停止下来，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片瘦弱、贫瘠的土地承载了太多自然与战争的灾难，已经不能再养活自己了。清代一个山西读书人在返回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
于是，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北方，投向那块他们不熟悉却又充满好奇的河套和草原，投向那些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于是，人们离家弃子，背起包袱，铤而走险，从河曲的黄河东岸起，沿着晋西北、晋北长城沿线的各个关口，越过残缺与老迈的城墙，走向黄河西岸，走向河套的深处。他们决意要在西北面的土地上，种植幸福，种植希望。他们一拨一拨地西行，一代一代地延续，几百年过去了，从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能算得清楚？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杳无音信、再无踪影呢？
古老的长城静默地观看这划时代的沧桑巨变。昔日的城墙不再能够阻隔人们的往来，往日的马帮集市不再喧哗，城墙上的关口不再是刀枪林立，饥渴的人们向西，向西，一直向西。
中原人在走西口的同时，带去了农耕技术以及商业贸易的思维与实践，因此，走西口成就了晋商群落的崛起。这种现象延续了几代人，使得中原与草原、河东与河西的广阔地域及社会面貌改变了几千年的混沌状态，民族的融合在走西口的过程中悄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山西西北方向的包头市，这个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现代工业城市，人口超过两百万，而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叫包克图的游牧人的小村子。因为有了走西口的山西人和中原人，他们冒死来到这里开垦土地，做生意，小村子才一点一点地发展壮大，有了这个蒙汉交融的草原城市。从此游牧人不再生活在马背上，不再蜗居在毡房里，而中原人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新的归宿。
如果站在整个中国的地图前打量山西，我们就会发现，山西北邻内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成为一个地理过渡地段。以往游牧人三番五次地冲破城墙，进犯中原，山西首当其冲。而在走西口的年代，山西又成了一个通道，成为通往草原的必经之地。人们难以计算，从西口走出去的中原人，在内蒙古大草原改造了多少个像包克图这样的小村庄，建起了多少个现代意义上的城镇。
右玉县的杀虎口就是传说中最早走西口的地方。其实，沿着右玉的长城一直往西，在长城沿线的偏关、河曲等地的关口，都是通往河套及草原的通道，只不过有人从陆路西去，有人从黄河西渡，最终殊途同归，落脚在内蒙古大草原深处。
我站在右玉县长城边关杀虎口修葺一新的城门下面，这个往日北方的通商大埠、集贸中心，如今确是有点寂寞难耐了。我极力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的酒楼当铺、钱庄药店、百货商行、手工作坊、旅店客栈，熙熙攘攘，甚嚣尘上。走西口，竟然走出了一个边关商贸重镇。
如今，安静的关口几乎没有多少过往的路人。偶尔慢悠悠过来一辆驴子拉的板车，车上坐着悠闲的老汉，眯着眼睛对着站在路边的我露出一丝善意的微笑。也许路人会觉得，城门下多了我这个突兀的外乡人，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是凭吊古战场？还是寻找先人走西口的痕迹？若两者都不是，便很难猜测我此时的动机了。
其实，我只是走长城走到了杀虎口，杀虎口与走西口的历史原本也是道听途说。一种对长城本能的好奇使我登上了杀虎口的城墙，无意中领略了旧日边关的萧瑟风情，那一曲四处隐隐回响的《走西口》让我感动。对于这个苦难的民族历史来说，我是性情中人。我热爱这个民族，关注这个民族，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血液。
历史早在五十多年前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
古老而残缺的长城依旧盘卧在晋蒙两地的交界处，它已经千疮百孔。暗黄的土墙头上偶尔会倔强地开出一朵黄色的小花，不过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它了。人们把城墙与战争曾经带给他们家族的苦难抛到了九霄云外，残破的墙体被挖出无数的洞口，它们成了农家的仓库或牲口圈，成片的墙砖被扒光，它们变成了农家坚实的院墙。
一切都过去了，但走西口似乎并未成为历史。
在如今的华夏大地上，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在酝酿着社会资源如何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源如何转移的今天，没有人比世代生活在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更需要改变命运。于是，走西口不断地演绎着现代的版本。
还在河曲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这里单靠种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常常东渡黄河进入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的煤矿挖煤，挣钱再回来购粮建房，在偏关的老牛湾，人们仍然是东渡黄河到对岸开山打石头，用自己的辛苦钱供子女读书。他们凭借体力，用最原始的方式生存。再往东走，山西腹地的农村更是依靠当地政府，在棉花采摘季节，有组织地远赴六千多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摘棉花，换取劳务收入。与前者相比，这是成批的农民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上走出家园，走出山门，走进大西北，自觉寻求财富、增长见识，他们舍弃了封闭的观念，收获的是劳动报酬和开阔的视野。“走西口”现代版的话语就是“劳务输出”和“劳动力资源转移”。而当这种“输出”涉足海南甚至更远的东南亚的时候，“走西口”的深层含义里，似乎又闪动着“现代晋商”的身影。在晋西北，我听说有几个事业有成的“水果晋商”，每年把近两万吨的缅甸西瓜和几十万吨的海南香蕉贩回山西，在满足了北方人品尝南国水果需求的同时，也极大地充实了自己的腰包。
据数据统计，左云、右玉所在的朔州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达到20%以上，吕梁地区的比例则更高。为了进一步达到让老区脱贫致富的目的，当地政府还在计划今后每年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保持在三十万人以上。
河曲，这个与内蒙古自治区隔河相望的山西小城，是当年走西口的主要地区之一。今天，因走西口而在内蒙古地区定居的河曲人高达二十二万人，而现在的河曲县总人口也不过十六万人。它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县城边的西口古渡旧址放上三百六十五盏用麻纸做成的河灯。人们乘着小船到河道的中央，庄重地把河灯逐盏放下。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因走西口而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
如今的“走西口”，早已没有了先前的悲凉。我真切地祈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无论是沿海还是腹地的各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均富与小康的时候，当“东部”与“西部”只保留地域概念的区别而与贫富概念无关的时候，“走西口”能够永远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