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侯是古代闽县与侯官的合称，历来是福州郡、州、府治的中心，是闽中使帅的驻节地。福州城邑因其历史与文化的特征，而有许多雅名或别称，如闽中、晋安、长乐、三山、福唐、榕城、合沙、冶、冶城、东冶等。其历史自建都立邑以来已逾两千余年；若追溯史前，则远在五六千年之前。其间人口繁衍、土地开辟、经济发展、文教昌明、社会民生，纷纭复杂，千姿百态，难以尽述，唯有撮其要而叙其事，使人知乡邦史迹，而生热爱桑梓之心。
一、史前闽中自然地理
福建地处中国大陆东南部，负山面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丘多平原少，河谷盆地错落。海岸线曲折，海域面积大，沿海多港湾岛屿及海涂、沙滩。闽江是省内最长最大的河流，自西北向东南流贯省境的中北部，自闽清水口以下，地势渐缓，河面渐宽，奔涌入海，形成下游流域，是为古代先民集中活动的区域。
中国历史上的远古时期是指原始社会时期，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而上古时期一般指所谓三代，即夏、商、周时期，这在福建历史上还是属于所谓“史前时代”，也就是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蛮荒”时代。福建进入国家历史记载，是在汉代司马迁《史记》的《东越列传》中。在此之前，只有《山海经》、《国语》、《周礼》等书有十分简略的记述，人们的解读还不尽一致。
福建古称“闽”，“闽”通“蛮”，因为它是远古南蛮人的居住地。福州古称“闽中”，前人认为它“居闽土之中”。秦设闽中郡，其后相沿作为王都、郡州府治和省会。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水流平缓的中心地带。这里丘陵绵延，与平原交错，河流支系交织，港湾河汊密布。宽阔平坦的海湾沉积平原及大大小小的山间谷地错落连绵；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山海资源丰富，为古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如果说闽江是福建历史文化的母亲河，那么闽江下游就是孕育福建古代文明的摇篮。从远古时代开始，闽人就在这块热土上开拓洪荒，建设家园，世代传衍，生生不息。
根据地质地理学研究，在1.5万年至5千年前，中国大陆东部沿海曾经历过多次巨大的海侵，海平面数度上升。此后海面下降，逐步趋于稳定。海水后退，加上河流泥沙的沉积，迨至1800年前，海面接近于现代海面的高度，海岸线逐渐稳定在现在的位置上，河湾出露成陆地。
世界性的海洋变迁与气侯变化，对远古闽侯地区的水陆变迁影响是巨大的。考古发现的资料印证了海洋、生物与人类的沧桑巨变：从今日的闽侯荆溪镇至小箬乡的闽江两岸，人们发现了多处贝壳堆积，这是海侵时期生长的水生物，经古人类捕捞食用废弃后形成的堆积，一处处形如小山丘，故称贝丘遗址。
根据地质学与考古学资料推测，远在5000多年以前，今福州地域处于庞大的海湾之中，越王山、九仙山、乌石山周围是一派水乡泽国景象。随着后来的海退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现在的地形地貌。城内三山及城郊许多以屿称名的地域，证明了大海湾中曾经有过大小的岛丘。
考古研究证明，距今5000多年前，闽江下游两岸植被繁茂，以喜温的蕨类（植物）占大多数，热带植被如百里属、水龙骨科以及喜温的木本植物也占一定的比例。闽侯溪头、昙石山等古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明显属南方型和森林色彩浓厚的动物种群如象、水鹿、叶猴、犀牛等骨骼。
5000多年前，闽江下游江海交汇之区，出现古人类族群活动，孕育了福建历史的最初文明，其最具代表性者就是闽侯昙石山遗址。
二、远古先民社会
福州地区先民的生活遗迹，最先发现的是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山遗址。它坐落在闽江下游北岸一座相对孤立的山丘上，经历10次考古发掘，其文化面貌基本清晰。遗址堆积包含四个历史阶段：
下层距今5000至5500年；中层距今4300至5000年；上层前段距今4300至3500年；上层后段距今3500至3000年。它们是连续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遗存，极具考古研究价值。
下层至上层前段，均属于新石器时代，上层后段则已跨入青铜时代。其中层的遗存最为丰富，发现陶窑、墓葬、壕沟、灰坑等遗迹，出土石器、陶器、骨器、贝器等文物数以千计。类似的遗存还见于闽侯竹岐庄边山、白沙溪头、小箬牛头山和福清东张等遗址。由于此类遗存具有典型的地方性群体特征和代表性时代意义，因而在考古学中被命名为“昙石山文化”。同类分布的地域，集中于闽江下游流域，向南向北分别延伸至粤东和浙南沿海，向东则影响到台湾等岛屿，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遗址出土的人骨遗骸，经鉴定在体质上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相接近，即具有亚洲黄种人的南方沿海地区特征。其男性平均脑容量为1521毫升，女性为1485.6毫升，男性平均身高163.5厘米，代表了福建地区远古土著居民的基本体貌。
昙石山文化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发展阶段，其社会形态属于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孕育着私有财产的观念，出现社会地位等级差别的现象，过着没有阶级与剥削的集体生活，具有公共的氏族墓地。男子主要从事渔猎和农耕生产，女性则从事采集、纺织等辅助性劳动。妇女处在从属性甚至是被奴役的社会地位。原始氏族公社正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
昙石山先民以部落群体的形式，活跃于江河湖海和丘陵森林地带。其社会经济结构，以采集、渔猎占生产劳动的主导地位。同时出现了原始的耜耕农业，种植水稻和一些薯芋类根茎植物。先民们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聚落，居住在河滨或溪畔的山丘上，搭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或长方形的由地面起墙式建筑。其渔猎经济向农耕时代过渡的最终完成要落后于黄河和长江流域。
昙石山先民，还开始圈养猪、狗等家畜，有了简单的家庭畜牧业和纺织业。其制陶手工业比较发达，陶器的烧造水平，已经脱离原始露天堆烧的阶段，掌握了窑烧技术。
昙石山先民还冲破惊涛骇浪的险阻，与台湾史前文明时期的人类进行交流。考古发现证明，与福州地区新石器文化年代相近或晚出的台湾圆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台湾西北部，同样是贝丘遗址类型的堆积，自然生态环境相似。圆山文化的先民也以采集、渔捞为主要经济手段。两地遗存的生产工具石器型制相似；陶器皆以夹砂灰陶和细泥灰陶为主。圆山的卵点纹彩陶与昙石山的极为相像，应是两地先民交往沟通的佐证。
台湾中、南部沿海的凤鼻头文化，陶器纹饰与昙石山上层前段相似，可知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住民房屋形式也有半地穴式起造和干栏式的。其发展的主流是相同的。从宏观上看，闽台两地同属华南史前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与大陆的血缘关系及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不可分割。
三、闽族先民与黄土仑文化
距今3000年前后，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商周王朝时代。据先秦典籍《周礼》、《国语》、《山海经》等记载，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存在被中原人称为“闽”或“七闽”的部族或方国。“七”为七个部落方国之数，“闽”是对南方蛮族之称。《山海经》记载：“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显然，瓯、闽所指即今福建及与其毗邻的地域。所述地形，也与昙石山先民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大体相近。因此，昙石山文化时期，可视为闽族及其先民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至商周时期，他们已由原始氏族部落逐渐发展形成原始民族和早期方国。随着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开始进入华夏王朝的历史记录。《周礼》还记述：闽族曾向周王朝派出“闽隶”，为王宫养鸟、牧畜、服劳役和守卫宫禁。表明闽方国与中原王朝存在着贡属与朝觐的关系。《逸周书？王会解》篇记载“东越海蛤”为向王朝进贡的贡物。福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也在闽侯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
闽侯黄土仑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质地坚硬，装饰云雷纹、方格纹或刻画几何纹、锥点纹等，造型系参照中原青铜礼器并加以革新，形成具有地方特色装饰的陶器群。此类遗存，还广泛地分布于闽江下游的江河支流区域，以及闽西、闽东与闽南地区。“黄土仑文化”的繁盛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正是闽族或闽方国活动的年代。因此可以说，闽族先民创造了福建的青铜时代文化。
从黄土仑文化遗存看，其时社会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已普遍进入锄耕阶段，同时也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渔猎生产仍占相当比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黄土仑陶器中仿青铜的各种器皿，多与饮酒器有关，“清醠之美，始于耒耜”，表明当时粮食产量比以往有较大增长。据传春秋时期（约前770—477），欧冶子曾在福州冶山铸剑。故《史记》称今福州为东冶。
黄土仑陶器中的鼓形器，反映了闽族先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陶鼓起源于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先秦典籍《礼记》称之为“土鼓”，商周王朝的王宫专门设有执掌土鼓的乐师。《周礼》记载：每年二月、八月的寒暑易节与十二月，都要使用陶鼓等乐器进行击奏，以祭祀掌管农事的神灵，祈祷丰收年景。黄土仑陶鼓的发现，表明闽族先民已经从中原引进祭祀的礼仪制度。
先秦闽族青铜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和少量青铜器为特色，青铜铸造业远不如中原发达（也可能因为铜器资源发现少）。从形制与装饰上看，可能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商周时期的闽族社会，很可能尚处于青铜文明的初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