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证券化和“贷款并证券化”（originate-to-distribute）使银行业的经营更有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6年公布“我们逐渐认识到把银行业产生的信贷风险分散到更大范围，更多投资方……能够使银行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转更有活力”)。
（4）通过把风险分散给最适于承担这一特定风险的对象，信用违约掉期（CDS）也可以起到上述作用。
（5）国有银行都应该被私有化（世界银行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曾表示，“国有制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从而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支持这种说法）。
（6）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
（7）金融体系越发达，就越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
现在学院派经济学家可能会同意阿西墨格鲁（Acemoglu）的说法：“我们和决策者一样……都被艾茵·兰德（Ayn Rand）小说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所引诱，忘记了经济理论。而且我们让这些……花言巧语成为构筑我们思想和政策建议的框架。”（请注意，他的说法排除了经济理论的责任；可与下面的讨论进行比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此次危机带来的开放式机遇是否能被抓住，谁又能抓住。这是一个反思我们思维模式（既包括对实际命题的重新认知，也包括对我们的评价标准，如利己主义的重新评价）的机会；也是一个对金融结构进行彻底改革（而不是改良）的机会。
III.对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国家角色定义的探讨
探讨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演变（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制度安排正是导致这次危机的元凶），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理性”投资者和“高效”市场的争论说起。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REH）和有效市场假说(EMH)，从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凯恩斯主义。这两种假说都是为了证明凯恩斯主义政策毫无作用，而且更广泛地讲，在金融、劳动力和其他市场上的“政府干预”不是不起作用就是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这两个假说并没有实际经验的支持，却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风暴，原因有二。其一，它很容易被转化为数学公式，并且可以演算出确切的答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正热衷于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物理学家），这才是顶尖客观的科学研究。其二，他们支持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许多政治家（银行家和商界领袖总是环绕在这些政治家身边）的观点，这些观点假设：政府“干预”注定失败、“市场”应自由发挥其魔力。这魔力表现为，在社会再分配中，美国前1%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包括资本收益）的比例从1980年的9%上升到2006年的22.5%，这也是历史最高即1929年的水平。在小布什的任期内，美国前1%的家庭对总可支配收入增长贡献是73%，克林顿时期这一比例只有45%。这前1%家庭的大部分收益都是来自金融领域。
应该注意到，理性预期假说（REH）和有效市场假说（EMH）背后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凯恩斯主义之前“边际革命”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们描述的并不是新的思想，只是把那些已经影响人们很长时间、通过师生关系被广泛传播，并且在经济学界获得普遍认可的思想换个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乔治·艾伦（George Allen)1975年曾描述了该理论对反面证据的反应能力和代际传播能力。1930年夏，当时还很年轻的乔治·艾伦作为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经济顾问，采访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和高级公务员，问题是关于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恢复英国经济的增长和降低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当问到英国政府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人们的回答非常一致：
（1）保留金本位；
（2）降低工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工资（失业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愿意降低工资就不会失业）；
（3）减少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影响了个人消费。
唯一的例外是当时在剑桥的凯恩斯。但那是在凯恩斯发表《通论》四年前的事。很多年后，当大萧条越来越严重时，许多经济学家才开始接受他的核心论断。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这些老生常谈被以REH、EMH以及其它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形式重新包装并推出；而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比战后高很多。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凯恩斯的理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架构为政府的经济角色提供了一个框架。从那时美国的金融体系（表面上看是全世界最完善的）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记录：三十年中它曾三次因资本不足而请求政府救援，也就是每十年一次。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初，因为其1970年代草率地向拉美提供贷款；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伴随储蓄和贷款危机而出现；第三次，就是现在，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
198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同样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侵袭。其原因是，主要工业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的迁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本流动的“繁荣-萧条”周期，而主要工业国政府却忽视了这种迁移的影响。1971年，美国单方面取消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这是战后第一次有国家违背其国际义务，并且迄今为止这仍是全球范围内最重大的一次违约（奇怪的是，对于美国创下战后最大违约国纪录这件事却鲜有关注）。此外，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及由此引起的美元增值直接引发了拉丁美洲1980年代的债务和发展危机。美国货币状况的改变及其带来的工业国汇率的变化直接导致了1990年代末东亚、俄罗斯、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繁荣-萧条”周期是当前全球危机的最主要动因。
然而，1980年代之后全球步入经济危机的实证经验，以及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支配地位，都未能引发规制金融业的改革。纽约和伦敦活该遭遇危机。
华盛顿共识
现在探讨一下理性预期假说（REH）和有效市场假说（EMH）理论是如何影响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看法的（这种看法被组织起来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处方，这一共识成型于里根、撒切尔时期的英国、美国和拉美，并被世界银行和IMF当作政策范本推荐给债务国政府。其核心标准是：
（1）宏观经济的稳定，尤其是低通胀；
（2）微观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简单地说，就是强行“市场自由化”。在19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更侧重于加强“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由于加上了“制度建设”的部分，这就可以被称为扩展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无论原来的还是扩展的）指出，金融危机是由于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而引起的——借得太多，指导性信贷太多；只有通过私营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才能达到金融稳定。这和理性预期假说（REH）及有效市场假说（EMH）及它们所包含的暗示相符，即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可以自己实现均衡，因此市场的不均衡就来自“外部”的干涉，这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干预”。
IV.东亚、俄罗斯、巴西金融危机
于是，从1997年开始，东亚、俄国和大部分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发生了一连串经济危机（现在起本文不再讨论俄国和巴西的危机，集中讨论东亚）。东亚经济体一直被看作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它们的经济成就也被解释为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成果。那一代经济学家无视许多反面例子的存在，把它们树立为典型，声称其他国家（比如拉美和非洲）只要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就。然而就是这些被树为典范的、推行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东亚经济体，却在1997年陷入了严重危机。
当1997年的危机开始时，国际金融最高指挥部曾急切地提出，建立包括一系列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职能在内的NIFA（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新国际金融建构——编者注）。然而当形势逐步明朗，人们发现危机不会向外围蔓延进而影响核心的欧洲和北美地区之时，最初的动议就立刻烟消云散，而在“问题-关注”的政治模式下，金融改革的议题迅速被边缘化。
NIFA动议夭折的另一个推手是那些曾将东亚经济奉为华盛顿共识之范本的经济学家。正是他们，在“重新思考”后，发现这些政府都对经济干预过多；甚至表示，整个东亚的资本主义模式（艾伦·格林斯潘所说的“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这种论断不仅洗清了英美国家对于脆弱的金融体系负有的责任（贷款过多），而且通过暗示问题不仅在于国家对经济的某些“干预”，更在于国家的总体模式本身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极大提高。这种“新发现”的东亚“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是不适宜的，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此它们才会走向危机。
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学术版本。他赞同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富国的投资者不断在全球寻找盈利机会，他们会更多地投资于政策“适宜”的国家，较少地投资于投资政策“不适宜”的国家(这表明，资本的流向主要取决于流入国的政策因素)。艾肯格林在1999年写道：“从竞争模型和对其的解释中可以得出一个对危机产生原因的综合性理解。危机不会轻易发生，只有那些作茧自缚的国家才会受其侵扰。”
他的论断忽略了工业国的宏观经济、汇率和货币政策在引发资本流动的“繁荣-萧条”周期方面的作用，以及在受其影响的经济体的相关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V.从“自由化”到“经济标准化”
艾肯格林接下来论述了，有必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界定“适宜”的现代经济的规范或标准，同时建立一个力图使所有经济体发展为“适宜”模式的全球执行机制，从而避免单个经济体和整个世界经济反复出现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产生的“后华盛顿共识”远远超出华盛顿共识的“市场自由化”要求，提出了“经济标准化”的要求——依照“最优方法”，也就是从英美（而不是日本、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中国……）类型的资本主义中衍生出的方法，进行标准化。如果成功，这一努力将会使所有的经济模式向英美靠拢。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全球化为何能够运作》（2004）一文中，也表达了同一种倾向。
把世界经济分割得比现在更加破碎（分割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更好的选择是让整个世界经济像美国一般运作……（意思是民族国家应该像美国的各州一样没有太大的能力“干涉”他们的经济）。这是不可能实现吗？不。这会不受欢迎吗？也不会。今天世界的问题并不是过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不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潜力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要提高全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需要的是更多的全球市场。社会民主派、古典自由派和保守民主派应该联合起来保护和推进这个自由的全球经济（正如拿放大的美国模式所比喻的那样），共同对抗集结于壁垒内外的敌人们。这是这本书的核心信息主张。
东亚经济危机对受害国影响非常严重。泰国的平均工资在7年后才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印度尼西亚用了8年；马来西亚用了4年。但在全球金融最高指挥部看来，这件事很快就变得不值一提。最终，有关NIFA的主要改革项目都取消了，只剩下：
（1）富国财长和央行贩卖言论的新处所，金融稳定论坛（FSF）；
（2）一系列关于银行业监管、公司治理、数据公开等方面的非强制性标准，而在其制定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公司事实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定期监管各国评估对标准的执行程度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其他行为体都不具有更多的管制金融（例如调整汇率）的权力；
（4）期望政府及企业对标准的遵从程度体现在：“市场”会给更好地执行了标准的国家（“适宜”的经济模式）以回报；给执行得不好的国家（“不适宜”的经济模式）以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