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刘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论文摘要：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农民进城”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把《骆驼祥子》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农民进城”的叙事主题下加以审视，探究其城市书写的文化价值，并进一步地比较这部小说与新时期小说在城市叙事上的内在关联及其特点。
关键词：农民进城；骆驼祥子；新时期小说
作者：刘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现代文学史上，《骆驼祥子》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叙述祥子的命运悲剧，老舍揭示了一个城市贫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奋斗到堕落的人生轨迹，并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凸显出人性的卑微和脆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民进入城市后遭遇到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由此呈现出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将要长期经历的问题”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这就使得祥子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的那个时代，而在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骆驼祥子》放在“农民进城”的叙事主题下加以审视，进而比较这部小说与新时期小说的城市叙事。
一
在晚清以降的现代化语境中，传统农业社会逐渐陷入边缘化的窘境。战乱、天灾、土地兼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使农民大规模地逃离乡村，而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文化冲突也极大地动摇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基。于是，衰败的乡村和走向城市的农民成为20世纪上半叶农耕文明趋于崩颓的缩影。与此同时，现代都市文明却以不可遏阻的势头急速廓张，为农耕文化传统下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其繁荣、摩登的表象和相对充裕的生存机遇吸引着形形色色的移民群落，致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直至今日，“农民进城”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在20世纪20—30年代城乡分化加剧的历史时期，“进城”是破产农民借以求生甚至借以翻身的主要途径。美国学者卢汉超就把近代以来上海移民潮的出现简要地概括为“所有来上海的人都抱着一个简单而共同的目标——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页。，这不仅是近代上海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实质上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而向城市迁徙的首要动机。从总体上看，现代小说并不缺少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乡心》（潘训）、《南北极》（穆时英）、《山雨》（王统照）、《杨七公公过年》（叶紫）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进城之后的生存处境。然而，无论是《乡心》中阿贵在城市里“忍住了眼泪苦笑”的悲哀，还是《南北极》中棚户贫民们极端窘迫屈辱的生活状态，都仅限于批判城市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进城农民的戕害，而缺乏对这一弱势群体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关于“农民进城”的叙述比较普遍地着力于表现“城”与“人”的对立，甚至将这种对立简单地归结为绝对化的阶级矛盾，但较少关注农民在面对城市、面对现代文明时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危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平面化、简单化的缺失。也正因为如此，《骆驼祥子》对进城农民人性畸变、心灵扭曲的书写才具有更加独特的价值。
《骆驼祥子》讲述的正是一个破产的青年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在城市里挣扎直至沉沦的故事。在小说中，主人公祥子无疑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承载了作者对传统农耕文明正面价值的肯定和褒扬——这个健康、质朴的年轻人“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他善良敦厚、吃苦耐劳，恪守着“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准则，以致在他的身上全然看不到“胶皮团”（车夫）乃至城市贫民的诸般恶习。同时，这个人物又充溢着淳朴、坚韧的生命力，因而“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
城市让祥子看到了改变贫苦命运的契机，对新生活的憧憬成为他城市“历险”的原点。于是，面对城市的祥子一直渴望着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美好的未来——他想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相信“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他想要“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成家生子，体体面面地过日子；他甚至冀望“照这样下去，干上两年，至多两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透过他的理想，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祥子依然是一个未被城市同化的农民，正如研究者所强调的：“即使穿着白布裤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彻里彻外的是个农民，甚至他的那种职业理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从小农的心理出发的：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唯一靠得住的东西”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见舒乙编：《说不尽的老舍——中国当代老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他的命运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进城农民逐渐被城市改造的生存境遇，由此揭示出的是作者在传统文明的立场上对都市现代性的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虎妞的结合使祥子开启了自己被城市改造的命运。这个车厂厂主的女儿和车夫的妻子，是一个具有悲剧性内涵的城市中下层女性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城市文明拜金、放纵的病态——她既是一个极端功利化的金钱动物，甚至将婚姻也当作一场投机；这个人物又体现出城市文明的非理性，因而她把祥子看成自己的猎物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虎妞的存在直至死亡不仅让祥子的人格和身体同时受到极大的戕害，而且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生活理想——车子与家庭。小福子的死进一步地湮灭了祥子的生活信念，使他意识到“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而这也映射了祥子式的进城农民无法摆脱的宿命，他们向往城市，却又在进入城市之后发现了自己与之无法相容的隔膜。所以，在小说里，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攒下了一笔钱的祥子思忖着像其他人一样把积蓄存进银行，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他相信“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的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由此呈现出来的正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于是，在这种隔阂下，进城农民所面对的往往是城市对其生活信念乃至存在价值的排斥甚至否定，从而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陷入到“在”但“不属于”城市的边缘化处境，这也就使得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因为难以获取认同而显得徒劳无奈，理想的幻灭随之造成了祥子们从苦闷到自甘堕落的精神滑坡。
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的悲剧并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状况的恶化以及人性的脆弱，更为重要的是指涉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之间的深层矛盾。正如研究者所说，“相比较（农耕文化）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葛红兵：《价值多元时代的批评》，《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20世纪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表达对城市的负性体验，把城市书写为一个物欲横流、浮华拜金的罪恶渊薮，这实质上也映射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焦虑。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文明的膨胀确实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过度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现实催化了人们对于城市的负面情绪，由此导致的是对“城市文明病”的揭露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如老舍就在《骆驼祥子》里写道：“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力图展现出来的是城市堕落、腐败的现实图景，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可逃避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在以乡土中国为参照系的文化视阈内，“城市”实质上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隐喻及表征，从价值观念、伦理范式、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形成了对农耕文化传统的消解。于是，对于农耕文化传统下的现代作家而言，“城市”先验地指涉了现代化所孳生的道德原罪和精神危机，进城农民的悲剧命运因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文化意涵。正因为如此，祥子式的“农民进城”故事力图“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第204页。，通过叙写农民进城后的异化、沉沦，向读者展示了现代文明的道德缺位和人性迷失，对于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骆驼祥子》关注的是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讲述了一个进城农民“转变”、“如何转变”以及“为何转变”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体认。在此之后，中国文学的城市叙事长期以来都未能跳出将城市“妖魔化”的窠臼，尤其是在面对“农民进城”这一母题时，“城市”与“农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