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中，隐含作者借老李追问存在诗意的眼光，反思北京市民文化，首先洞照出了张大哥生活的庸常特质。《离婚》以“常识”概括张大哥的缺乏诗意的精神特质，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以“常人”概括非本真生存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大哥以常识为人生指南，规避对存在的个性化思考，规避人对存在方式的新鲜探索，在日常生活的烦忙劳碌中放逐了生命的内在体验性、放逐了心灵世界，其人生观的本质特征是敷衍生命。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和反对离婚。”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49页。这个问题的要害，首先在于放逐了婚姻中的爱情体验内涵，其次在于不能理解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像，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同上。张大哥越是热衷于掂量男女双方的条件，就越是遗忘了婚姻中应有的感情契合、个性认同这些开启诗意存在之境的因素。
张大哥的庸常人生状态，以“做媒和反对离婚”这一“事业”为核心，而涵盖张大哥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因儿子被抓而精神崩溃那一非常时期外，他一直乐滋滋地陶醉于自己的庸常人生世界中，并且努力使得这种庸常人生状态臻于精致圆熟。这体现在张大哥对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细致化追求上，也体现在张大哥对人情关系的细心维护上。张大哥的饮食起居越是精致、越是使人陶醉，便越是放逐了人面对自己存在的独特生命感悟。张大哥的人情关系庞博。在张大哥的花销中，“人情来往又是一大宗，况且张大哥是以出份子赶份子为荣的。他那年办四十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一千号人情，这是个体面，绝大的体面，可是不照样给人家送礼，怎能到时候有一千号的收入？”同上，第218页。张大哥注重人情关系，有办事方便的功利目的，有被他人认可的虚荣心，却也透着与人为善的诚意，但唯独放逐了人与人之间思想碰撞的灵的维度。总之，日常生活的精致化、人情关系的平面化，与做媒、反对离婚一样，是张大哥悉心维护日常人生平庸状态、锁闭诗意存在生命之路的方式。张大哥，“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界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作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同上，第154页。即便是党派，张大哥也把它们处理成不同的关系群体，而不关心其思想同异。放逐内心、放逐思想，只注重人情关系是张大哥人生观的要害。而敷衍、调和则是其表征。张大哥不新不旧的服饰，也是他平均化生活状态的外在表征。
隐含作者对张大哥生存状态的评价正类似于海德格尔对“常人”生存方式的看法。“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7页。“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平均状态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张大哥正是在常识世界中忙忙碌碌、自得其乐，遗忘了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内在体验性，锁住了自我生命通往本真存在的道路。“常识就是文化——皮肤那么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如何意义。不过，他不是个坏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64—165页。隐含作者借老李的这段心理活动，既总结了张大哥缺乏诗意的生存状态，也指出了常识不应该是北京文化精神的核心。
《离婚》还着意点明张大哥敷衍的生存方式，是北京市民相当普遍的一种生存方式。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被五花大绑捆走了，老李想组织财政所的同事联名具保，没想到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张大哥的整个生命消磨在维持人；现在，他自己有事了……设若张天真死了，张大哥为他开吊请客，管保还进一千号人情。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276页。作品既通过张大哥所遭遇的人情冷暖说明其生存方式的无意义性质，也点明把维持人情关系礼俗化而不注重心灵关怀是北京市民相对普遍的一种生存方式，从而达到了对北京文化的深度反思。《离婚》对以张大哥为代表的北京市民生存方式的反思，既有海德格尔观照非本真生存状态的思想深度，而在具体文化现象的把握上，又具有北京市民日常生活民俗画的独特性。
其次，作品不仅揭示出张大哥自己沉浸于平均化的庸常人生状态中自得其乐、放逐诗意的特点，而且通过张大哥与老李的思想交锋揭示出这一庸常人生态度对他人本真存在的压抑性质。
承接老李展望生存诗意的话语，张大哥说：“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假如有富余钱的话——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也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哎？我老实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哼，据我看诗意也是妇女，妇女就是妇女，你还不能用八人大轿到女家去娶诗意。”同上，第166页。这里，张大哥把老李难以言说清楚的、带着点神秘色彩的生命诗意追问，阐释成《火烧红莲寺》一类“顶有趣”的“神秘”刺激，就已经削去了老李原话中所蕴含的思考存在可能性的思想向度；随后，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反驳追求“诗意”的思路，更是以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平整个性化的生命思考。老李无言以对之，张大哥便热心地帮助他安排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张大哥这种对他人的热忱、善意，让人从人情上难以拒绝，从而赋予其庸常人生哲学一种强制的力量得以平整旁人追问生命诗意、追寻个性化生存的思想萌芽。“张大哥成了一种文化的‘匿名统治’的象征，简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志。”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了。……这种为平均状态之烦又揭开了此在的一种本质性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对一切存在可能性的平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海德格尔批评“平均状态”对“存在可能性的平整”，显然不是在道德探问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样，《离婚》批评张大哥热忱地把老李拉入平均化生活方式中，既不是道德批评，也不是对现实秩序的追问，而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拒绝生活的庸常性质，守护“梦想”、“疯狂”、“神秘”所开启的本真生命之境。
老舍在《离婚》中通过老李和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展示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深邃思考。他批评市民的庸常生命状态，呼唤诗意人生，守护本真存在。其基于北京市民人生深切理解基础上的生命感悟，正与西方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探问殊途同归。这从一个角度展示了当代东西方智慧的共通性。
三、抒发难以诗意栖居的的生命悲感
《离婚》中，丁二爷除暴杀死恶人小赵的侠义行为并没有带来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使得张大哥等人复归于庸常人生状态中，从而引发了老李关于生命就是敷衍的无尽感慨。隐含作者正是借老李的感叹抒发了人生只是徒劳、终难以诗意栖居的生命悲感。这种悲情抒发，与作品的幽默讽刺语调相交织，造就了《离婚》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也展示了隐含作者独特的情感特质。
《离婚》的大结局是所有人的生存都不得不归于敷衍、瞎混状态的无希望图景。这些人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在敷衍、混事中自得其乐的，以张大哥为代表。“儿子到了家。张大哥死而复活，世界还是个最甜蜜的世界，人种还是万物之灵，因为会请客。”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44页。回到财政所上班后，“张大哥利用机会把爱用石膏的二兄弟荐上，暂时当着夫役，等空气变换了些了再去行医；不过，再行医的话可千万‘少下’——不是不可以下——石膏。此外，张大哥对于新到的一群山南海北的科员们特别的照应：有的不会讲官话，张大哥教。有点不会吃西餐，张大哥带着去练习。有的要娶亲，张大哥吃了蜜。”同上，第358页。隐含作者以嘲讽、夸张的口气，写出了张大哥的庸常人生之乐。与当代新写实小说对庸常人生的温馨理解不同，《离婚》着重揭示的是这种敷衍人生态度的无意义性质。
第二类是，原先爱折腾的终也无可奈何地归于敷衍、妥协，以财政所诸太太为代表。方敦太太，虽然想阻止丈夫纳妾，可无论如何不想离婚。“哎，说着容易呀；吃谁去？我也想开了，左不是混吧，何必呢？”一向以“个性强”自豪的邱太太，面对丈夫的外遇情况也无奈地说：“我也想开了，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这些人“混吧”的生存宣言，引发了老李“有一个不离婚的了”、“又一个不离婚的”的感慨。同上，第362页。作品之前一直以嘲讽的态度写这些女性企图与丈夫的男权抗争，在性别文化立场上表现出不能理解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价值失误，参看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此时虽仍没有改变冷嘲中所含的冷漠，但对这些女性不得不混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了既理解又批评的态度。这是对人不得不妥协的无奈处境的叹息，也是对人不能对抗现实生存条件、坚持固有生存态度的批评。
第三类是，原本寄寓了老李诗意希望的，也归于敷衍、妥协，以马少奶奶为代表。作品并没有从内视点出发充分展示马少奶奶的内心世界，但是让老李把自己的诗意人生追求在恋爱问题上外化为对形象静美的马少奶奶的恋慕。私奔的马先生回来后，马少奶奶无声无息地与之和解了。这件事，一是打破老李恋爱的机会，二则粉碎了老李的诗意生存态度的幻觉。“‘诗意’？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静美，独立，什么也没有了。生命只有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别人还可以，她！她也是这样！”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66页。
第四类是，反抗敷衍人生状态、执著追求诗意生存的，最终也不会有出路。这便是老李本人。小说结尾，老李辞职，带着家眷和丁二爷回到乡间。他一要脱离一群敷衍人生的同事、邻居，二要脱离衙门这个“怪物”。作品之前早已通过老李的心理活动多次写到衙门这个怪物和科员这个身份对自在生命的禁锢。“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同上，第193页。“他不能怨北平把他的生命染成灰色；是这个衙门与衙门中的无聊把他弄成半死不活——连打小赵一个嘴巴，或少请一回客，都不敢，可怜！”同上，第343页。这里对衙门的否定，并不在具体事务上，而是在程式化生活方式对生命的消磨上，因而这种批判便不是在追求现实合理秩序层面上批评财政所的工作作风，而是在超越现实是非层面上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寻。然而，乡间风景，不仅在老李准备返回之际在脑海中就是“不十分清楚”的，而且之前关于乡间的描写还因联系着李太太的小脚、孩子的“红裤子绿袄”而显得粗陋寒碜，并没有被赋予乌托邦世界的美好特质。小说最终一句话是张大哥的预言：“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同上，第367页。隐含作者尽管并不赞同此中张大哥陶醉于“北平跟衙门”生活的态度，但却并没有否定张大哥关于老李最终不得不不从乡间回到都市的预言，从而表达了隐含作者关于反抗和逃离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
无论哪一类人，最终都逃脱不了敷衍人生、难以诗意生存的命运。这一大结局，以及围绕这一结局的悲哀感叹，表达了隐含作者强烈的生命悲感。这一种生命悲感，与《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所表达的关于人的现实生存十分艰辛的感叹不同，它主要是在超现实层面上的、关于生命存在本体的悲怆体验，具有形而上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