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话剧与城市形象
老舍新中国话剧中的城市形象
李萌萌，马云
李萌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研究生；马云，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老舍新中国话剧的城市意识大大增强，以北京为背景，以《龙须沟》《全家福》和《红大院》三部曲为代表，比较系统地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城市文化发展轮廓，塑造了新北京的城市形象，真诚地为城市发展助力，为市民和谐生活祈福，为城市的现代化思索。但是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老舍的城市想象空间。老舍新中国的话剧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先导。
关键词：老舍；新中国话剧；城市形象
作者：李萌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研究生；马云，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国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于是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而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决议，因此解放后在城市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改革，城市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北京在城市改造中自然发挥着先锋与示范作用，老舍作为北京的代表作家，用话剧这种迅速而直观的反映时代生活的文体记录城市变化，以理想的姿态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城市文化发展轮廓。
一、老舍新中国话剧的城市意识
老舍是一位城里人，他写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他写得最多的城市，一是北京，二是重庆。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作家，北京这座城市已与老舍融为一体，“老舍经由发现‘艺术的北京’而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经由完成北京形象而完成了他自己”赵园：《北京：城与人》，第8页。。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主要以重庆为背景。他发表的第一部剧作《残雾》写的是重庆一位洗局长在权钱交易中卑劣、丑陋的行为，《张自忠》的场景涉及河南道口、徐州、鄂北等地，《面子问题》批判了重庆小官僚为争面子而显露出的可笑且可鄙的虚荣心，《大地龙蛇》前两幕描写了重庆赵庠琛一家的生活，《归去来兮》的地点也是在重庆。可以看出，抗战时期老舍创作的话剧大都发生在重庆，只有《谁先到了重庆》发生于北平，可是剧中的人物最终还是要到重庆去。老舍抗战时期工作在重庆，他就以重庆为场景，话剧在重庆上演更具有现实感。这表现了老舍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尽管如此，老舍的内心却从未放下过北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四世同堂》仍是以北平为背景。不管是北京还是重庆，都是城市，老舍一生很少离开城市，他在国外也是住在大城市，如伦敦、纽约等。可以说，老舍是一位城市作家，他的城市意识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事实上，老舍创作的生活发生在城市与他有意识地关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还是不同的，其城市意识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老舍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也写北京市民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代表底层民众的作家，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他不敢奢望城市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当老舍结束多年漂泊的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惊喜地发现城中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他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动的。所以“写好北京，写出北京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新北京天翻地覆的时代风貌，成为他毕生的艺术追求。可以说，北京给了他艺术生命，也是他创造的特有的艺术世界”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新中国成立后老舍话剧场景自然转到北京，老舍是属于北京的，他的笔只有写到北京才更显灵气，才能创作出《茶馆》、《龙须沟》、《方珍珠》这样的经典作品。同时，老舍新中国话剧以北京为背景，有着典型意义，他在剧中反映的城市环境建设、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生活的总体状态也都是当时各个城市正在经历的，老舍话剧以北京映射出新中国城市变化的过程，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城市发展的脉络，也表现了老舍对北京以及中国城市发展的憧憬。老舍以主人翁的姿态重新审视北京，加之他在英美等国游历的经历，使他的城市意识大大增强，话剧中的普通百姓也对自己的城市更关注。在《一家代表》中，常妈兴奋地说：“人民代表会议可真有用，人民一提意见，啪，街灯安上了！全胡同都亮堂堂的！您等着瞧，明年一开春，胡同东边准得修水道，不再存水！咱们提了议案哪！”王清臣还把“房子问题，卫生问题，哪儿存水，哪儿还缺公共厕所”都一一记下，以求早日解决，可见普通市民对城市环境寄寓了很高期望。在《龙须沟》中，老舍甚至把城市建设与市民的生存状态，乃至生命联系在一起：旧中国的龙须沟，在臭水沟里曾经淹死了小妞。因此，城市与市民密切相关。在老舍新中国话剧中，城市就是市民的城市，从城市发展变化中可以折射出市民生活的变化。
二、《龙须沟》：北京城市环境改造的成就
老舍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变化，他通过《龙须沟》这部剧揭示城市改建的成就，使《龙须沟》成为新中国改造城市环境的缩影，直到今天，我们还经常把一些得到有效治理的脏乱地区称为“龙须沟”，可见塑造这一形象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红色激情的涌动之下，北京城正经历着自其建城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手术、大改造，城墙被拆、街坊被打通，街道被拓宽，古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勇、许江：《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同时，其他城市也有着类似的改变，新中国的整体城市环境逐渐完善，上升到更高水平。虽然今日的学者部分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改造消解了古老城市积淀下来的文化品格，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改造却是必要的，并受到市民欢迎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城市也应有一个新的开始，老舍耳闻目睹这番变化，心情十分振奋，在北京以及全国的建设热情的激动下，老舍受到巨大的鼓舞，他真切地感到昔日破败、落后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他所熟悉、热爱的北京城正焕发出新光彩，这正是老舍多年以来的愿望。他在新中国大地上看到了久蕴心中的城市图景，他十分感激新政府，因而积极地为城市建设思考，恰巧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希望“人艺”拿出一部以“城市建设为人民”为主题的话剧。“人艺”院长李伯钊找到刚回国不久的老舍，《龙须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老舍在《我热爱新北京》一文中提到北京的三项建设让他感动：下水道、清洁、灯和水，这都是有关城市环境改造的。可以说，老舍写《龙须沟》主要是为美化城市环境助力的。
生态环境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舍所关注的。老舍非常爱干净，讲秩序，他喜欢花草，亲近自然，崇尚优美而整洁的环境，这在他的小说中有过多次表述。他的早期作品《二马》对伦敦北部韦林新城有这样的描写：“城中各处全按着花园的布置修的，夏天的时候，那一条街都闻得见花香……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是保持空气的清洁。”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第625页。《猫城记》中也提到：“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塑，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第368页。这里，韦林新城和改建后的猫城就是老舍理想中的城市样态，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花园”这一词语，在他的心中，城市就应该像花园一样，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可是旧中国的城市，就像《龙须沟》第一幕展示的那样，普通市民居住在臭沟附近，“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一旦下雨脏水就会冲进屋中，市民的居住环境又脏又臭，卫生条件极差。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得过且过，对生活提不起精神和兴致，而且臭沟还夺去了小妞的生命，使人悲痛欲绝。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龙须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整治，臭沟被填，变成了暗沟，再也不能危害沟沿的居民，这时，居民所住的“杂院已经十分清洁，破墙修补好了，垃圾清除净尽了，花架子上爬满了红的紫的牵牛花”，生态环境变得洁净卫生，有花有草，非常美丽，人们都鼓足了干劲向前看。丁四做事更为认真，程疯子也有了工作，而且市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看不到希望，他们对生活有了憧憬，二嘎子就提议“把金鱼池改作公园，周围种上树，还有游泳池，修上几座亭子”，他已经开始规划未来了。四嫂也说：“政府要老这么做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这些其实也是作者老舍的心声，“花园”这一词语的再次出现说明老舍在龙须沟的治理过程中感到他理想中洁净美丽的城市面貌就要出现。虽然他只写到了一个地区、一个杂院的变化，但以小见大，“龙须沟”象征着北京城市建设的进程。
除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外，《龙须沟》显示出新中国的基础建筑和设施正在加快建设，为市民营造出便利、快捷的生存环境。例如龙须沟修好后，新沟和旧沟上要修两条马路，方便人们出行。原来院中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经过一番建设，干干净净的厕所建成了，自来水也有了，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不只龙须沟附近的环境有这样的变迁，老舍还以此引申到其他地方的建设活动，程娘子在剧中提到“三海、后海、什刹海，连九城的护城河，都给挖啊！还垒上石头坝。以后还要挨着班儿地修马路呢”，可见北京城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进行翻新改造。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市环境有了很大提升，这是老舍希望看到的。就像剧中赵老说的那样：“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这“五福临门”正是城市人民最朴素的追求。老舍曾高兴地说：“我可以想象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会成为一座大的公园，处处美丽，处处清洁，处处有古迹，处处也有最新的卫生设备。”老舍：《我热爱新北京》，《老舍文集》第14卷，第314页。老舍创作《龙须沟》，实际上就是助推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建设。
三、《全家福》：市民和谐生活的象征
如果说《龙须沟》是老舍为美化城市环境助力，那么老舍的另一部话剧——《全家福》则是为市民和谐生活祝福。在这里，失散已久的亲人得以团聚，市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说，《全家福》中“福”是全剧的中心，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福”是市民美好生活的象征，“全家福”则象征着整个城市和谐安定的生活，只有每一个小家庭的幸福才能实现城市的整体和谐幸福。薛恩厚在观看该剧后感到“由《全家福》的‘福’字联想到在旧社会过年的时候，有钱的人家在门上贴上‘福’字，作为他们升官发财的符。但广大的穷苦劳动人民在过年的时候，也要在门上贴上一个‘福’字，意思不过是祈求老天降点吉祥，免去冻馁。但那时的‘福’字实际上往往会被‘祸’字所代替，那里有什么真正的福呵！新中国全家福的‘福’字就不同了，是真正的福”薛恩厚：《悲喜交迸——看话剧〈龙须沟〉》，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503—504页。。“福”是中国广大人民最为朴素的愿望，把一家团圆的照片称为全家福就体现了对和和美美生活的追求。所以，老舍的“全家福”既是指剧中人物最后的团圆，也是普通市民幸福和谐生活的象征。
1959年，《全家福》在演出时，导演就注意到了“福”在剧中的重要作用，据当时的评论家梨花白所写：“这个戏的舞台装置新颖别致。大幕之后，是和大幕一样宽大的绿色大墙板，中绘红纸墨书大‘福’字，每场如大幕开阖，很有‘全家福’的味道。”梨花白：《看〈全家福〉》，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第500页。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场景，“福”字烘托出热闹、喜庆的氛围，象征了市民对幸福生活的希冀。而在剧情方面，具体来说，该剧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体现市民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