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叙事与经典解读
礼义廉耻与老北京人
——读《四世同堂》思考之一
范亦豪
范亦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文提要：老舍一生努力发掘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想通过这条道路建设民众健康的心灵。《四世同堂》是他经过多年思考、探索集中做出的答案。他以礼义廉耻为基础进行老北京人道德的重塑。老舍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在道德滑坡的今天还行得通吗？
关键词：道德标准；礼义廉耻；改造国民性；传统文化的优质
作者：范亦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约我把八十多万字大部头的《四世同堂》缩减成一个精华本，为的是便于普及。这是件积德修好的事，我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了下来。这个决定也有我个人的偏爱在起着作用。我的童年就是在沦陷的北平度过的，走入《四世同堂》将让我又一次重温这段历史，回味和思索当年的日子。而且，我以为《四世同堂》是作为独立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老舍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在这部书里能看到老舍最本真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它应该是最老舍的东西，对认识老舍来说特别有价值。
这件工作促使我把《四世同堂》细读了好几遍。我一次次被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老北京人的道德精神感动，同时又痛感今天道德大滑坡的可怕，却又觉得无可奈何。
于是，想在这里谈谈感受和想法。
一、《四世同堂》中评价人物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看小说中两位虽不重要但很奇特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妇。这可能是除了老舍谁也写不出来的人物。小文是前清的准侯爷，辛亥革命把他从“金子里的生活”扔到小羊圈胡同的大院里。奇怪的是这夫妇俩对失去的权位、财富完全不留恋不惋惜，他们整天醉在京剧艺术里头，过着超然、坦然、泰然、怡然的日子。他们对邻居、戏友没一点架子，邻居有了难他们能把最后一毛钱捐出来。他们并不关心国事，却可以用壮烈的死回答日寇的暴行，在生死关头爆发出中国人的勇气。可他们实实在在是没落的满清贵族。
这让我们联想起另一个前清贵族，《正红旗下》里的定大爷，在现实中就是刘寿绵、宗月大师，他虽出身豪门贵胄，却是最无私的大善人。老舍说：“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老舍把他当作恩人和精神的导师。
至于那个最终命运和老舍极其相似的祁天佑，他是个掌柜的，要是按革命的阶级划分标准必是资产阶级的人物，可是他一生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投水自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清白。这算什么阶级的精神呢？
最让人敬重的钱诗人，是地道的传统的旧知识分子，他“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然而面对日本的暴行他比谁都坚硬，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是哪个阶级的英雄呢？
《四世同堂》是老舍20世纪40年代（1944—1946）在大后方和美国写的，那时候政治标准管不着他，他也不理政治标准。超阶级、超党派、重道德是此前的他一贯的为人准则，所以他到处都有朋友，不管他们头上贴着什么标签。他对人非常宽厚、宽容，这既是他的观念，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比任何人都适合当文协主席这个最难当的角色。
在他的作品里也一样。老舍是穷人出身，可是评断人的好与不好，他完全不管阶级。道德有没有阶级性？在这里我们用不着详细讨论这个理论问题，我想说的是：道德虽然有阶级性，但是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道德中真善美的元素是存在普世性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承认这点，文化就无法传承和交流。
老舍的超阶级、重道德，有道理。
二、《四世同堂》中道德的内涵
祁家在北郊有块坟地，看坟的老农民常二爷在一次进西直门时，让日本兵抓住，罚他跪在城门洞。受罚后的常二爷痛苦万分，觉得受此奇耻大辱简直无颜活在人世。老舍说：“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来的。他是个最讲理的，最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去的，人！”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直接的提示。它表达的是《四世同堂》的、也是老舍的核心观念。
老舍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作家，外表是西服、手杖，在观念上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内心深处却还是固守着中国的传统道德。老舍是北京人，生在北京，熟悉北京，但从1924年他就离开了北京，到写《四世同堂》时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抗战期间他更没有在沦陷中的北平生活的经历。所以，《四世同堂》里的人物都是在老舍心里按他的积累、理念和想象构思出来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北京人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主义引领，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只有潜移默化浸润他们心灵的传统道德。尤其应该一提的是，这八年里并没有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出现在书里用来改造民众。钱诗人、瑞宣对周围的人有些影响，但还远远够不上精神领袖，思想也没有超出礼义廉耻的范畴，这反倒体现出老舍对传统道德的信心。他的理念是有中国固有道德支撑的老北京人，穿越八年沦陷的熬炼，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一定会得到提升，甚至是升华。
抗战期间，老舍曾经为了抗日大局搁置了带给他巨大成功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写小说，还学着写剧本、写快板，把文艺当作宣传，因为“国家至上”。到了开始写《四世同堂》的1944年，老舍已经回归了自由主义、回归了小说。他不再为了形势的需要而生产文字，他开始追逐“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梦想”。这时候的《四世同堂》虽然写的是抗战，但应该说很少掺进什么外加的东西，而是他本性的表达。也许有人从贯穿全书的爱国情怀里还要想起“国家至上”的影子，我倒是从那刚烈和忧愤的浩然正气想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想起五德和四维的传统。
三、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
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北京人，是老百姓，是普通民众。
《四世同堂》也写了一批人渣，那是为了在对比中反衬善良的老百姓而设计的，是用“渣”来衬托“钢”的。它表现的是民族道德背弃者的丑恶，从否定的角度完成着主题。当下有的话剧改编，为了噱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为了“舞台效果”，让大赤包、冠晓荷们大出风头，换取票房和廉价的掌声，而老实的百姓却不大“出彩儿”。这是本末倒置，违反了老舍的本意，当然不可取。
其实，把这贫富悬殊的几家人都放在小羊圈胡同，多少有些勉强。从“小羊圈”这个胡同的名字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芦嘴子看，这里该是属于贫民区。显然是为了情节开展的需要和对比效果的需要，硬把冠晓荷、大赤包、牛教授他们搬到这个小胡同里来。这么一来，虽然有点不合生活常理，可是写着便当多了，在艺术上是容许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人渣放在一边，专谈谈那些普通百姓。我在小标题里说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这从艺术上固然与老舍对人物塑造立体化、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中国国民性格的理解。
血脉相连的亲情使老舍对北京的老百姓怀着太深的爱，正因为此，他在赞美他们的时候决不放过他们的种种毛病。他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又稳又准，把传统文化的弊病切割出来。诸如：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家庭观念高于国家观念，礼教的陋习，苟且偷生能忍自安的奴隶哲学，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等等。而老舍的特点是在解剖这些陈腐的心理积淀时，他的刀锋总是带着温情，常常把尖锐的讽刺化作幽默的调侃或善意的夸张。这也是因了他的感情。
小说的主要意图，老舍关注的重心是把种种尘垢遮盖下的真正闪光的灵魂发掘出来。在这个炼狱中他们都在变，变得更可敬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