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抗战文艺潮流的喧嚣战鼓声里，老舍在《大地龙蛇》中建构起一个少有的具有宁静气象的家园理想，由此塑造一个带有综合特色的文化理想，“关注文明的断裂，关注人的异化，关注启蒙与救亡的协调，以补救和纠正现代文明的弊端”。吴小美、冯欣：《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或者说，云南之行，确定了老舍对文化追寻的终极价值目标，“创造起东方的乐土”，这个东方乐土在战后要通过“立真”来“兴邦”，实际上即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进行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的建设，探索在当今的发展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完成人类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四、生态文化的延展：老舍对云南的现代文化渗透
老舍是一位热情的现代文化传播者。本来他到昆明主要是为了养病与进行“文协”的相关工作，但是面对请他演讲的要求，他毫不推辞，在昆明演讲6次。老舍去大理的最初想法是为了去游玩探友，面对演讲的请求，同样也是抽出宝贵的时间在大理演讲5次。老舍的每次讲演都观众甚多，甚至门外都站满了人，而老舍则全力以赴进行讲演。比如，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讲就讲了四个晚上，第一讲对西南联大的师生报告了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他提出文艺界就以笔为工具，从事报效国家的工作的精神是继承五四精神、承担文艺责任与国民责任的行为，并深刻反思了“文协”的缺点以及提倡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第二讲讨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概况，指出抗战文艺的核心是社会良知，并探析了抗战文艺的缺点与民族形式的问题。第三讲、第四讲是文艺各部门发展情形。在四天的演讲中，老舍不仅介绍了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概况，而且诚恳反思抗战文艺中存在的问题。在战时，人们不易得到新书，也不易听到什么，老舍的讲演为云南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沟通搭建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知识与文化理念。
老舍是一位具有现代文化反思自觉性的作家，他内心深处是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他在云南之行中，常常对所见所闻进行现代性反思。比如，他在昆明找到了精神憩息的家园，他热烈地赞赏昆明的景、物、人，但是这不妨碍他依然可以看见小村的落后与贫穷，“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同时，老舍说“琴音梅影”令“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这并不是相互矛盾，或者是写马粪是为了欲扬先抑，而是一种现代文化自觉，即使他的目的是要赞美那“琴音梅影”，也不会因此疏忽了落后贫穷的现状。正如老舍作品中一贯表现的，老舍时刻坚持以推广现代性文化作为对落后、贫穷进行拯救的必然途径。再如，由昆明去大理的途中六十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家不会说云南话的广东老人开的小饭馆，老人从从容容地把生意做了，老舍忍不住感叹“广东人的精神”！同样是做战时生意，老舍写大理下关新开了很多旅舍饭馆，没有完好的设备，价钱也高，老舍在文中委婉批判他们是“专为赚钱，不管别的”。他写喜州的妇女“据说，可以养着丈夫，而丈夫可以在家中安闲的享福”。对此他没有做过多评论，只一句“听说她们很会唱歌，但是我没有听见一声”就可以体会到老舍微微的叹息。这是具有现代意识作家对于发展相对迟缓的云南文化的烛照，从现代性的角度欣赏文化优美的同时也体察其中的停滞不前。这些来自灵魂深处的不由自主的发问的本质是为了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时至今日，《滇行短记》已经成为云南人寻找20世纪40年代昆明、大理印记的羊皮书，也成为反省本土文化的参照。
老舍创作的关于云南生活的系列作品发表之后，建立起了云南文化与他省文化的对话状态，还有一些文章如《悼赵玉三司机师》对云南的抗战有摇旗呐喊的作用。老舍的这部分创作的影响直到当下，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具体说来，一是有助于云南的生态文化身份的确立。云南的生态文化不是来自概念确立的自觉文化而是来自朴素现实的自发文化。在当代文学中，云南文学因其边疆性与民族性常常被现当代文学评论界或无意忽视或过分慷慨的赞扬，这忽视与赞扬往往导致云南作家内心忐忑丧失自信或者盲目膨胀进而对自我的文化定位失衡。老舍对于云南由衷的赞美有助于很多云南作家通过现代性视野重新发现这片土地的独特美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地域性和生态性成为云南文学发展的新标识。生态文学是现在比较提倡的一种文学姿态，如前文所言，生态文学的价值观念在老舍的关于云南的系列作品中早有体现，不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终极家园进行探索，还具有显著的文化批判特点，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胜利至上论等都有批判。云南当代文学在探索本土的生态文化问题上，与老舍的思路不无相似之处。云南文化中的生态性更偏重于地理位置造就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形成的朴素的生态思想。这种生态类型也往往是较为凝固的文化类型，久远，醇厚，却未必经得起现代文明中浮躁多变的元素和多重诱惑的冲击。老舍作为20世纪的一位知名作家，他有关滇行的文字为云南生态文化中的现代性坐标增加了一个方向。
二是在对生态与经济关系的论证之中，老舍对滇行的赞美肯定成为可供一种价值立场确立的借鉴。老舍对于云南文化的现代性生态性建构的特别贡献体现在对喜州的肯定上，他赞美喜州是“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原因是这个小镇干净而文明。首先，这是个生态小镇，“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仅仅这些还不够，更让老舍赞叹不已的是：“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16—117页。商店、图书馆和警察局是现代经济、文明与法治的象征，这是一个充满了现代规约的生态小镇。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因为老舍先生对于喜州的高度赞赏，使得喜州成为云南地区城镇发展的典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无论是在城市的楼盘里还是在乡村的自家宅子里，很多都沿用了这种现代性与生态性密切结合的规划模式。同时，大理喜州也借助老舍的文化名气发展旅游，在镇政府的墙壁上，赫然书写着老舍《滇行短记》中对喜州描述的原文，而旅游宣传中也围绕这段话大做文章。喜州的旅游开发商在大力发展旅游的同时并不改建以及扭曲喜州本来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一种相对成熟的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模式。
老舍来云南从事文化活动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他在云南生态文化的辐射下完成了创作的转型与文化理想的进一步完形，《大地龙蛇》成为老舍创作生涯里的一部承前启后之作，昆明与大理成为老舍生命历程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两座城市，在他此后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生态印迹。而老舍因昆明、大理的双城经历创作的系列作品对云南文化亦影响深远，为云南的生态文化注入现代性元素的同时也为云南的生态文化带来自信，为建构云南生态文学的现代性坐标提供了一个有力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