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是用典故了。这是那次逃入英租界以后的信。那一次有“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一首律诗。
这次我想府上必受了一些影响……兄在那边，应当时时怡悦其心。
这是指“立三路线”攻下长沙的一役，这信中寄来了一首“湘灵歌”，是为此一次战争而写的。长沙恰是我的故乡，当时德国报纸仅登了一点简短消息，此外也看不到国内的报纸。我从此所受的影响是大的，因为经济来源断绝了。寥落一身，濒于九死。先生最后寄来了一笔钱，说：
颇有相濡以沫之悲。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想忘于江湖”（出《庄子》）。——大概据先生计算，多寄来了一点。在我的记忆中，买书买画的钱，皆清楚了结，多的一点，恰补还了旧欠。因为尊敬先生的缘故，虽穷苦也不敢用先生的钱，亦未尝写信告贷。先生之买书画从此亦止。主要是因为柔石牺牲了，没有人为跑银行买汇票，“我现在连跑银行的‘人才’也没有了。”——来信说。
捐生喋血，固亦大地之块，足使沉滞的人间，活跃一下，但使旁观者于悒，却大是缺点。……
此外，做和尚也不行。……
我常劝青年稍自足于其春华，盖为此也。
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处对我的一重要指点。我当时的意思，是“入世”则当革命，虽摩顶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则为之，否则，不如“出家”，当和尚去。这正是普通湖南人的脾气，好走极端，激烈。——先生不谓然。以为革命当然是好，但要顾定目标，从容中道。譬如战场上金鼓震耳，烟尘蔽天，眼精手快的战士，却从容不迫，端起枪来打他一个正着，此之谓“中道”。气不当妄使，力不当妄用，倘失败了，又应积蓄气力，重新振作。如或一蹶，又走另一极端，行出世道，亦不可。人生在世界上，是“出”不到那里去的。后下谈话中，屡次告诉我做和尚怎样会使神经不正常，使人乖异。先生是学过医学的，这些道理必有根据，我却无从说起。
青年时候，我于人情世故懂得很少，好问，纠缠不清，以致先生慨叹起来了，要自足于青春。这末了一句，我记不起前面还有两字没有，或者是“呜呼！……盖为此也”。
兄诗甚佳，比前有进，想是学汉、魏，于渊明却不像。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必再阅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几于渊明有些像了……
称谓曰“兄”，是对一般青年的客气语。信的末了，总只是两字，曰“迅上”，简单而通侻。自称则常不一定，“我”、“不佞”、“区区”……皆是。我的去信，则是称“鲁迅先生”，但信封上却写“周豫才先生”，稍避显露，因为知道这名字的较少。谈话中，我只称“先生”，或说“周先生”。对师母只称“师母”，说海婴只称“小弟弟”。
似乎先生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甚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或者在革命运动中，湖南人的贡献也不算太小，因此外省人对之皆颇有好感。如今四海一家，地域性是不必谈了，但有些地方的人民有某些特殊性格，是自古已然的，稍治历史的人便知道，要发挥其优胜性格，在大同中不妨仍其小异。我惭愧，至今阅历已不止四十年，这期间有三十几年滴酒未饮，中间也偶作旧诗。那是少年时代漫然夸口罢了，即今自视存稿，陶渊明诗的影子尚且未曾望到。未曾专意为诗，也是事实。又常吃辣椒，想来也是一原因了。
五
上面这些信中的话，究竟因为是写下的，记忆颇为真确。此外则是谈话中所记忆的了。其精确性或许差一点。还有一些零星杂事，似乎也不妨录出，或者不无意义。
先生的文集中；谈到有所谓“花生政策”者，确有其事。青年朋友来访，时常请吃点心。我国此一风俗，大概自从唐代已有，随饮茶一直保存下来。而青少年者，往往不顾点心之粗细，简单明了，全部吃完。据先生说来访者多，时时得添买，不甚方便。于是变通之法起了，代点心以花生米。花生米是价廉物美，于主于客，两皆合宜。但那只是在北京时代的事，在上海时代，自始至终，我却没有吃到花生米。
记得我之往访，总在周日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谈了一会，该吃点什么了。我们先拨出一部分留给海婴，我一拨，先生总说“够了，够了。”——记得吃过榧子，是浙江产品；杨桃，是广东产品，皆我的家乡所没有，我未尝吃过的。有一次吃的是秀水所产的小菱，话便谈到朱彝尊、王仲瞿，皆秀水人。有一次吃凉面，便谈到唐人的槐叶冷淘。……有一次在内山书店，坐在那冬夏皆不移动的圆火缸之旁。内山先生很客气，捧出一盘糖，斜方微圆，棕色透明。我很高兴初次吃到日本点心，便取一个纳到嘴里，哪知只是糖而已。便吐掉塞进缸灰里。先生却看见了，取着夹箝将其轻轻夹出，抛开了。是的，缸灰里不应塞进杂物，以免生火时烧着出烟。我随即抱歉说我的牙齿不好，不易吃糖。先生说：“得看看医生哪！”——牙齿不好也是真情，割龈，拨齿，在德国进过好几次医院。那里牙科医院设备多么好，手术多么精，我曾写信告诉过先生的。但那次是遁词，是嫌其糖之甜。
我去访问总是有点小事，或送稿，或领稿费，但总是有些什么疑义，却问难。谈话时，先生吸着纸烟，一支接续一支，不断地烧，却很少吸。有一趟谈话稍久，我回公寓摘下领带时，觉到衬衫上一股浓厚的烟气。我便写信去说，此之所谓“熏陶”了，先生也只好纵容这玩笑，无法可想。
但我自己也吸烟，然从来未敢在先生面前吸过一支烟。因为我出身于旧式家庭，那规矩是对长辈要恭敬。若是坐车的路上遇到，要立刻停车，下来在路旁立着，问候一番，并且虚伪地自责，说真不应坐车云云。而且，更奇怪的，戴了眼镜若遇到长辈了，不论自己是近视也好，远视也好，便应当摘下。似乎戴眼镜只是老年人的特权，何况吸烟！好几趟在内山书店遇着了，坐了一会，随先生到寓所去，见先生总是手持新买的纸烟一长条，似乎是英国或荷兰出品，然不是什么名牌。
此外，先生也是讲究喝茶的。有一时期我往访较勤，便备有别一茶碗，搁在书房里那小架上，不弄错茶碗，比较卫生。有时不觉谈话过久了，师母便走来在先生耳旁说几句什么话。先生便微笑和我说：“在我们这里吃夜饭去好不好？”——那是按规矩只得遵命的。总是有点什么特殊的菜，饭前稍稍喝一点点绍兴酒。这时先生更加谈笑风生。
这么，时常“赏饭”，我觉得不安了，劳扰太多，会成了食客。便早往早退。总是领了稿费，归途在餐馆中吃一瓶酸牛奶，加糖，加肉桂末。回寓所总是在四点钟左右。
这些小事，回想起来，多么富于人生情趣，在平凡生活中是近于艺术化了。那时在上海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位老同学是医生，没有病便用不着他。可问教，可谈话者，唯有先生。先生始终也未尝给我介绍什么朋友。
六
其实和先生谈话，要异常知道分寸。
有一趟孙伏园——著名的《晨报》副刊的编辑——和先生谈话，得意忘形，说：“他们不料这一下踏在炸弹上了！”——这一句话便使先生大为不悦，以为自己替人写文字，费心尽力，结果成了人家的炸弹，而至于粉骨碎身！——我始终对先生是尊敬的，知道对着的是一伟大的人格。他人对先生的诽谤和颂扬我皆不管，而先生之大受群众的颂扬乃身后之事。举凡论文、论史、论人、论事、论书、论画……皆听到过很多精辟的见解，度过许多无比的辰光。有时说及人情物理之微，真觉惊心动魄。最寻常是论文，品评他人的文字。
论文，通常小报和杂志的文字是不谈的，对造谣和攻击之类加以反驳，也不在话下。有一次遇到蔡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工艺的题词，第一句是“中国乃一善用手指之民族……”先生指着笑说：“这第一句就不可解！”我也失笑了。看下去，下文也平平常常。蔡先生是前清名翰林，毕生从事革命，铸造了一时代的人物，甚为当世所尊仰。后下偶然碰到他在某处发表的一首旧诗，中有一句云：“不管乘轩缘好鹤”，我方在迟疑，说“这‘好鹤’一句……？”——先生立刻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你？……？”——“哦！是的，我读过的。”——我惊讶先生对旧书之熟记。这话出自《左传》。蔡先生的意思是说，提倡新思想，不管付什么代价，那仍是一种革命精神，但所取之义也恰止于此，与卫懿公之战败无关。而这也表现了蔡先生气魄之博大。
谈话一涉及国学，便牵连到章太炎。先生说及听过章氏讲小学，时在东京。所做的文章，初稿给学生看，大家是懂得的，乃至二稿、三稿，许多字便不认识了。原来章先生每日摩挲一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将里面的通假字取来换过了，所以大家不识。——这一教示对我是有虽不大然颇远的效果的。后来我在一九四五年出国，便带了这部书，根据它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名《小学菁华》，意在使西人知道一点中国文字学，给南印度国际教育中心出版。印度人从来憎恨中国事物，将稿压了十三年不肯印行。乃至有法国朋友在印刷所发现这稿之后，便敦促其出版，结果在欧美畅销，使他们赚了一笔钱。
但是和先生谈国学是颇不容易的，有时如同遭到考学位的口试。某次我说及王湘绮——清末湖南一大学者，章氏师徒最留心的人，——说其文章上追《史记》，高于明代之文。先生听了，将蜜蜡烟嘴轻轻叩着灰盘，去了纸烟的灰，从容问：“是喽！究竟你看王湘绮的文章，与太史公的又有些什么不同呢？”——这真是偌大的考试题。我便胡天胡地大发一通议论，先生听了大笑，甚以为然。
以先生于国学研究湛深，我去时时请教，有时触到了一题目是有兴趣的，先生便滔滔不绝讲去，我也忘掉了时间。于晚清的一些名家的事，似乎从来未曾在先生笔下提到过。如说俞曲园怎样玩世不恭。——以先生文学研究之深，而在当时北京大学仅居一讲师之位，在教育部则为佥事，虽“佥事也不算怎样区区”。现在我们追想，这未尝是公正的。但如我所知，先生对这些地位从来没有什么不满。这是因为志趣早定，要改革社会，要拯救这民族之沉沦，非志在个人之高位。又早知其事业要从广大民众之教育入手。其提倡白话，不肯开出青年必读书的目录，及创作小说、散文，又专门于小说研究，更溯回到抛弃能救个人的医学，皆指向这一旨趣。若有所不满，则是恨不能更深入群众，了解及提高群众，给群众开辟新天地。某年，在上海夏天晚上乘凉，还和弄堂左右普通居民讲文学，便充分表露这意思。然则可揣知纵使是更高的位置，也不以为意了。晚年颇自恨未能创作一部宏大的长篇小说，由于环境的种种限制，则眼光更注到我们的后代，为了将来。
七
说来当时上海文坛上的一般出头人物，学问实皆未免浅薄。我当年是在求学时代，——即至今仍是——看到许多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心里时常不以为然。某次我在报纸上看到某教授讲中国文学史，讲骈文，教人看参考书，只有一部《四六法海》，便往告诉先生，弄得先生大笑了。我颇攻击林语堂之流提倡小品文。先生曾说“党同伐异”，其时是公正的，不怎样偏袒，于此事颇以我为然。早几年我在海外谈文，又将袁中郎、何心隐（即梁允元）以及徐文长诸人的集仔细看了一遍，仍是见不出应加提倡的道理。古文其实也不难读，不必上窥两汉，即在唐文，犹如窥见这民族的一点沉雄博大的气魄，文字并不艰深。一欣赏小品从而模拟，便落入小家数了，使人的精神也卑小下去。
一般而论，先生实不主张青年人读旧书。但是不主张旧书皆应毁弃，并且说过大学的文科课程还要读《易经》。我们对古物皆知道保存，难道于古之文字、文学不知道要研究？但是不要将其普遍化，只能限于少数人。而此少数人也不应当自异于社会，成了旧日的“士大夫”阶级。可是，处理古籍要有眼光。有时标点古书也盛行过一时，乱加标点又加之以校对不精，闹出过一些笑话，有些也是经先生指摘过的。这里我还记起一事：
有一部旧书，名曰《草堂之灵》，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带到上海给先生看。先生看了颇为欣赏，说其中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我以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如谈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对的。便说如将其翻印，便将那些皆芟掉。先生以为不可。说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这书终于没有翻印。即今想来，此即所谓同情的了解，作客观的主观，设身处地，以自己当作他人而设想，这态度在文学创作的人物描写中是常见的。由此一端，可见先生的眼光比我的见识深透得多了。
在文如此，在诗亦然。先生早年写文言文不论，晚年也仍偶然写骈体文。旧体诗也成了一小集。从来未尝叫我不写旧体诗，每有感兴之作，便写去呈教。但我好开玩笑。有一首写呈的，记得第一、二句是：
几度沧江话劫灰，酸梨残命有余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