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感觉李敖是个狂傲的人，一直对李敖没有好感，他的文章总是在骂别人夸自己。但是，这篇写胡适的文章，却是不多的例外。
李敖对“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深表抱歉，并愿意承认胡适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这样的评论是很在理的。
李敖认为胡适先生在思想领域的贡献是卓越的，只有胡适，以“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只有胡适，能“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只有胡适，能为中国近代先进思想播下进步的种子……主要表现在他所谈论的政治上。但，由于胡适常常“轻人之所重而重人之所轻”，他在政坛一直扮演着“乌鸦”的角色。
我相信，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都难免要寂寞，更何况是像胡适这样一只有个性的“乌鸦”呢？可是，又不得不承认，这只爱唱“反调”的寂寞“乌鸦”是有远见的。他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使国人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思想和精神是不能以时间来衡量的，也不能由片刻历史所决定。对于李敖的观点，对有关胡适的评价，或许也要等到若干年以后才会渐渐接近真实，这是历史的不幸，却可能是胡适的幸运。因为许多不平凡的人物常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生命得以延续。
星花旧影
——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徐梵澄
题解：
鲁迅的文字该是“峻洁”的。
那是说他的文字像东岳一样峻，像明镜一样洁。蔡元培中肯地道出了鲁迅的“峻”：“他的文字，是不能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陈村则敏锐地指出了鲁迅的“洁”：“文学是镜子，可以照见愚蠢或智慧，心地坦荡或心术不正。鲁迅就是镜子。他与别的镜子不同的是，这面镜子前，小丑太多了。”鲁迅不但是个敏感而深刻的人，更是一个真诚而有勇气的人。中国向来就不缺乏前一种人，而后一种人却实在是太少了。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鲁迅，让我们渐渐相信了世上真有不朽一词。
作者信息：
徐梵澄（1909—2000），原名徐琥，湖南长沙人。曾任教于印度泰戈尔大学、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作品有《徐梵澄集》。
一
人的记忆力，是可由训练而增强的。若神志清明，将心思集中在忘掉了而想记起的事上，往往可以记起。许多印象，保存在潜意识中，如同摄制成的影片储在仓库里。久后将其取出，有些或已模糊，有些可能是非常清晰。有时几十年前的事，仍可记起，如同昨日的一样。但这颇需要相当的修习，决定的因素颇多，结果也甚为相对。
似乎鲁迅先生说过：使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思呢？并且说“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伟大时代中一伟大人格，如是说出了一点他的心理经验。对于往事的追忆、憧憬、眷念、乡愁，实是人生一种巨大力量。有人曾说北欧哲学，从莱布尼兹到叔本华，是日耳曼人对古希腊世界的怀旧、乡愁，欲追往而莫及。但从古代到中古，那道路中断了，只剩下不可践踏的一道彩虹，犹如精神上的一架桥梁。就整个人类文化史观之，回忆曾起莫大的作用。无论其性质是纪念的或怀古的，它成就了历史而为人类所保重。
鲁迅说的“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现象是真实的。是一种冥漠的心境，即古人所谓“忘予之天”。这得归功或归咎于生物的本能，在大自然中是如此的。譬如身体各部的感受性不同，倘若遍体皆像手指端一样敏感，人便不能生活下去。人不能且不应将已往的一切事皆保存在表面知觉性里。如身体上若受到大痛苦，或感情上受到大打击，往往人便失去知觉，昏迷。如是便感觉不到痛苦了，仍算是自然对生命的一种保护法。在身体为昏迷或麻木，在心思便是失记或遗忘。渐渐时光消除了伤痛，或泪水洗去了血痕，生命渐渐恢复正常，让痛苦的印象深深没入潜意识的海洋深处，都不记起，人便再能平安生活下去，此即所谓“忘予之天”。“忘天”于人生是大有用处的。但这必须是于此“忘天”并不知觉。若又明觉这是“忘予之天”，那心境是异常惨淡的。
遗忘是救治，由此可知记忆不必定真实。文学家写自传或回忆录等，往往很难处处皆是真实。几乎不自觉地，人总是将自己的错误或不可心意的事漏掉了。何况虽或未曾忘记，又可以因种种缘故不写出来。若写他人的传记等，更难处处真实。因为我们既不懂到自己，更不懂到他人。常时我们自以为了解他人，其实是未尝了解。尤其于自己所敬爱的人，若写其言行等，便不免有所偏袒、隐讳、夸张、粉饰。治史学的人，必知道通常写史而秉直笔，是难得的事。
如是，可想普通回忆录并不容易写，它有工作本性上的碍限，在撰者自己未必有十分把握，自信不诬，在读者又应十分谨慎加以采择了。何况是写关于这一伟大人格，其精神、思想，又如此博大、多方、深不可测——鲁迅先生诞生又已是百年纪念了。于情于理或说于恩于义，我皆应说出一点往事，以表寸心之不忘。这里，只从我的记忆里极忠实地捡录出一些明确的印象，大部分是对我在青年时代的一些教言。这皆有如星星火花，时时在我的眼前闪烁。一些关系，有此由此从此因此以此，对我平生的影响是大的。一切所受的明里暗里的创伤皆不必说了，因为已是经过大牺牲而进到大创造的时代。有些细事说出似乎是在扬诩自己，其实我毫无这种用心。四十年前我已不能受此责难，因为我的态度一贯是尽可能避免显露，何况现在！也许有些人猜想我所记得的不止于此，还应当说出更多，对此，我不妨作一明确的答复：我想只能是这样。
二
我记不起去看过先生多少次，谈过多少话。最初一甚深的印象，几乎是一沉默的告别。——查先生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条：“下午徐诗荃赴德来别。”时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时间大约是午后三点钟。先生住在景云里。敲开门进去之后，见先生正坐在后堂中写稿，那书桌正面靠着分隔前后堂之板壁，光线从后面门窗透进。这以前我去拜访，总是在前堂中谈话，没有进到这里。先生叫我在书案左边一张藤椅上坐了。我便说我明天动身，正午十二时开船。——先生寂然，静静吸着一支烟，我便停止了说话。过了一会儿，先生开始说：“在中国没有二十四小时了！”——我说：“是。”
这么又过了一会儿，彼此无言。
“哦！你还有点稿费在这里！”——先生忽然惊起似的说。随即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给我。我说过感谢，便接下放在衣袋里。
当时我颇写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不时寄给先生，刊登后便去领些稿费。或多或少，总是每千字五元。这次回来一数，实在优待了一点，几乎是八元一千字，一共三十余元。——出国的计划，我早先告诉过先生的，这时也毋庸多话了。
这么又默然了一些时，我便起身告辞了。先生一直送到大门口，我便鞠躬下去，刚一伸身，先生突然目光辉射，执着我的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
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从此先生的一切其他平日的教言，凡我读到的、听到的、皆在我脑里醒活了。此后留学期间，凡学生之萎靡事，如“不进学校”、“关起门来炖牛肉”之类的事，如先生嘲笑过的，皆没有做过。后来极穷，也未尝自己煮饭，真是“竖起脊梁”，好好地读书。——其时我正二十岁。
三
时间得稍溯回一年多，我初次往谒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末。有一封复我的信，也许是同年六月十三日写的。我记得这是第二封，宣纸花笺，满满两页细字，与第一封复信不同。第一封是薄“洋纸”淡墨便条，没有留什么深刻的印象，但这第二封中有这样的话：
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
我当时读这话颇为诧异，因为我还是在大学里念书，“贫贱”、“富贵”，二者皆说不上——“肆志”出《嵇中散集》，是先生校刊过的。“贵得肆志，纵心无悔。”——以为先生随笔写来而已。久后思之，这还算“减等”之说。
这时，已是先生经过厦门和广州的讲学时代，还沉默过一长时期。曾看到“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话说在一九二七年。后来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当时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这是说“肆志”“骄人”，已算“减等”之说了，但也道着了一时代许多人的病症。悠悠岁月，我也到了暮年，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
这可说是对我的第一次教言，印象非常明晰。不久后另一信，中间有这些话：
在中国做人不容易，因为国度老了，花样多，有时做人也只得用点手段。但要明知是手段，这样，吃亏的人比较少。
做人当然是应该诚诚实实的，这是“常”，是“经”，但有时为了做好一事，不得不用点手段，这是用“变”，是从“权”。——我不知道先生的早年怎样，如我所知道的这晚期，占全生世的七分之一，没有发现先生用过什么手段。诲人不倦，待人始终是诚恳而且厚道。至若在文字上攻击敌人，嬉笑怒骂，却不能说是用手段。因为过于厚道，倒吃了许多亏，也是众所周知的。
四
这以后，便是我在国外所收到的信札的记忆了。这段期间的义务，是替先生收版画，多是木刻原印而有木刻者签名的，买些艺术书，寄些杂志、报纸，有时代查一二寻常德文字典上没有的名词。信札多是关于银钱汇出，书、画收到之事。一共不过四五十封，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连我的藏书一概丧失了。有些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至今还可记得，在这里录出一些，附带加一点必要的解释：
兄在那边，大学里不知道有用唯物史观讲文学史的没有。如没有，要从各方面去听取，事情就麻烦了……
写这话是在一九三〇年。那时全德国无此课程，也无从到各处听取，唯物史观我却是学过的，在出国以前。当时在海得贝尔格大学负盛名的是贡朵夫教授讲歌德，布克教授讲德国文学史。前者不幸在讲学期中因黄疸病又兼心脏病逝世。后者的思想比较开明，在美国讲过学，已秃顶了，上课照例不带讲稿。有一趟我告诉他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多有翻译了，他听了很高兴。次日在课堂讲世界文学思潮传播之迅速，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南洋各地，思想之传播多是先于作品的翻译云云。他时常引据狄尔泰的《体验与诗》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算是相当进步了，却未尝根据唯物史观立论。
现在柏林生活，住房子之外，还要吃点肉，每月要花多少钱呢？
倘若我记得不错，这信是在一九三〇年写的，先于上一信。这是先生想到德国来游历。当时柏林已隐隐分成东西两区。西区发展较后，多住宅，不似东区拥挤。房租在西区较高，食物则东西区价差不多。本地学生，多住在东区，还受着国家这样那样优待，每月自己用一百五十马克至多二百马克便够了。但那在外国学生做不到，每月用费总在二百至三百马克之间。其时兑换率是一马克换七角五分至八角左右，后几年涨而不落，总在一元稍外。但是以鲁迅先生出国考察、游历、研究，兼之又必买书、收版画之类，必不能像留学生一样生活了。而且，那排场必有些像蔡孑民先生游德国一样，方才相称。于是我回信说明了这些情形，结论说：“先生来游，大致每月六百马克也就够了。”——以后来信，便没有提起这事，也许是觉得用费太高，也许是由于旁的原因，未曾实现此一北国之行。
我感谢你替我计划了很好的田园。这些梦，我少年时也曾做过的，还请一位族人刻了一颗图章，取《诗品》句曰：“绿杉野屋”……
我当时去信的意思是：上海总是洋场，没有什么文化环境，先生何不在任何山水佳处，找一所房子定居，较接近大自然。花之朝，月之夕，剥一黄橙，暖半壶酒，则有山灵相访，古哲会神……总会比租界好。先生答复，这也是曾经梦想过的，下面讲了一些不可能的道理。大致说上海虽是如此，也仍有些方便。——及今想来，那时代以中国之大，任何比较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政局实是太黑暗了。及至我回国以后，那情形方体会到一点。而先生虽居租界，此后仍得一次又一次逃难。其间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可见先生对当时的局势是看得透彻的。另外某篇文章中还引了章太炎庐山志题词里几句话：“人之情，求仕不获毋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自穷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欤！”那悲愤，在先生的先生也是大的。
“夫蚁子惜鼻，固犹香象”，想当然耳。以为出于佛经者，非也。
这“蚁子”两句，见于《唐宋传奇集·序例》。我苦苦要寻出这出自什么典故。其实这是无关轻重的。然在作旧文章，则谓之“杜撰”，是所忌讳的。先生于此亦一笑置之了。下面两句“嫫母护面，讵逊毛嫱”，也无出典。至若另外某信讲：
夫慈母投杼，屡告成真，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所以我也不得不避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