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有报纸，始于1897年日人发行的《杭报》一说为《经世报》，就时间言《经世报》更早，但它是旬刊且内容重言论轻信息，《浙江新闻史》以故未把它确定为杭州第一张近代报纸，本文取此义…之后很多爱国人士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纷纷创办报刊，以介绍西方文化、鼓吹维新或革命。至辛亥革命前夕，杭州报纸已近二十种，但大都发行量小，发行时间短暂。辛亥革命之后，杭州报纸数量激增，仅仅在1912年就新发行十二种，且影响日益扩大。其中革命后最早创办的报纸是《汉民日报》，是在原《浙江白话报》基础上创办的，由著名报人邵飘萍任主笔。该报于1911年11月18日正式出版，但因批判锋芒过于外露，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办了。寿命较长的是《之江日报》，这也是民国时期历时最久的民营报纸。1913年创刊，直到1937年才停刊。总之，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刊物的出现，从客观上为浙籍文人的兴起提供了阵地。而浙籍文人更大的表演舞台，则还是在北京和上海，对此后面有专章论述，此处不赘。
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浙江文人绝对功不可没，其中最值得关注者自然是章太炎。如果说孙中山称得上是中华民国的“国父”，那么章太炎绝对称得上是“国师”。章太炎在20世纪初为中华民国的诞生所做的一切，学术界早有定论，此处只说他单单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所下的论证之功。
首先，必须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17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性。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在1936年写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他并没有说“最早”，而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不将他创建的共和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而取名为“中华民国”呢？我们还是看他自己的解释吧。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行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更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农民起义领导人之处，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的民主革命。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的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此，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说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对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感，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笔者以为，在确证“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粤人孙中山和浙人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了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为此设计和奋斗一生者，理应得到后世永久的纪念。
不过，章太炎最大的功绩，还是他培养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为民国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章门弟子”这个称号以及它所指代的文人群体，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而研究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浙籍文人，他们的聚合离分和日常交往，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兴旺与否，很多时候都与其时文人群体是否繁荣壮大有关，而中国文人长期以来，也极为看重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所以，在研究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彼时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时，对原籍浙江或者长期生活于浙江的文人群体之活动状况，必然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浙籍文人群体之前，笔者有意先简单绍介一下康有为及其弟子所构成的文人群体，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进程和康有为及其弟子有着极大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