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殷夫在上海的生活，鲁迅有过生动的描绘，借此可见其日常生活的困窘：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白莽作〈孩儿塔〉序》）
像柔石、殷夫这样的文人在那个时代太多太多，自然不是每人到上海都能成功，也不是每人都能得到鲁迅的帮助。但不去上海，就基本上丧失了成功的机会，这是可以肯定的。时至今日，则依然如故：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是北京和上海。但北京的政治氛围太重，又没有一个像杭州那样的城市相伴（天津——可惜了它的位置），因此作为文人的福地，可能上海还是更好些吧。对于当年那些浙籍青年来说，他们之所以愿意去上海而不愿意到北京，除却上海有更繁荣的出版市场和传媒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上海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与浙江的相近，由此也为他们带来了日常生活上的便利。柔石、殷夫和施蛰存、戴望舒的选择就是明证。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文人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且最主要的是师生以及同门、同乡之间的来往。这类日常活动从交往的性质看既属于日常交往，又往往带有非日常交往的痕迹，甚至这些交往本身就可以引领某些文人进入文坛或者帮助其获得在文坛占据一个有利地位的机会。戴望舒与施蛰存的交往就是这方面的好例。这样的交往自然不仅仅是一日之雅，而是日久情深，甚至说双方达到了如忘形骸的境地也不为过。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之间的这类交往如果伴随着爱情的出现，则友情与爱情的交叉与相互影响，更会对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创作经历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戴望舒与施蛰存的交往，就使得戴望舒有机会结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并开始了一段让戴望舒死去活来的爱情历程。其实，两人在外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可能成功。当初戴望舒在上海一直寄住在施蛰存家中，而且施蛰存从经济上给他的帮助是无比巨大的，然而因为施绛年后来对他感情的“出卖”，使得戴望舒与施蛰存之间的友谊也产生了裂痕。
为了满足施绛年对他的要求，戴望舒无奈选择出国留学。在这段旅法时期，戴望舒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几乎都要依靠施蛰存来维系。施蛰存的经济也并不十分宽裕，在他们几个友人中只有穆时英是从小衣食无忧的。戴望舒在巴黎的时期，除了日常苦学以外（事实上他时常不去上课，甚至后期毕业证书都拿不到），就是写稿换钱。这些从施蛰存与戴望舒的通信中便能看出：我很为你的经济担心事，而至今连第一批中华残稿尚未到，甚可危也。现在我这里大概每月上旬以内寄汇七百五十法郎，请你一回也每月寄出这数目的稿子，好象银行往来那样地结算。（1932年12月27日）
你究竟肠病如何？我疑心你是借题发挥，大概你的肠病不会使用到七百五十法郎吧。但我要警告你，以后真病则打电报，否则不要说生病。唬人一跳。电报也还是少打，太花钱了。（1933年1月15日）
再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1933年2月27日）
李健吾的太太将于暑中赴法，我已约她到沪时一晤，我将托她带点午时茶给你，发热时少吃金鸡纳，还是煮一块午时茶，出一身汗为是，中国古法，我是相信的。
你的电报飞机信都不能帮助我的无路可走，你叫我从何处去筹钱呢？我上次信中不是告诉了你吗？我现在天天躲在家里，上月曾回松江去住了二十天，靠慧华的金手镯维持了一个月生活，你总能谅解我的窘了。现在我已在设法，在下月五号以内汇你五百元，我想此款够你旅行西班牙了。（1934年8月18日）
看来，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差，收入都是仅够日常支出而已。话说回来，上海毕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处处充斥着诱惑，这与杭州截然不同。正如徐霞村在信中对戴望舒倾诉的那样，“上海好象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施绛年多少也与生长在杭州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两种城市类型下所映射的两种性情吧。
民国时期的上海，确实“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然而它的富丽繁华与妖艳多姿也为诗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更多创作的原动力。当时的上海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地球村，无论是娱乐业、餐饮业还是医疗业、通讯业，可以说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当时上海的电影院和舞台、戏院已经十分前卫，比较著名的舞台有九江路的天蟾舞台、汉口路的大舞台、福州路的丹桂第一台和上海舞台、法租界的共舞台，等等；各种影戏院包括中央大戏院、卡德大戏院、万国大戏院、中华大戏院、世界大戏院、中山大戏院、虹口大戏院、武昌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大光明影戏院、孔雀东华戏院等。各个舞台几乎每天都有夜场，播放的电影也大多以引进的国外片子居多。到1927年，上海共出现过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电影的市场化，使得文人们开始在纸质阅读以外摄取新事物，视听觉的新感受令他们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在闲暇交往时也大多泡在电影院，这与杭州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那时在杭州还没有把看电影作为娱乐消遣的习惯，20世纪20年代时杭州的电影院也寥寥无几。
自然，文人爱好电影，其实也是因为电影可以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有益的刺激。1926年11月，刘呐鸥在致戴望舒的书信里，专门谈起了他对文艺电影的认识：昨天晚上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无聊得很。听着窗外的微雨，好象深埋在心底里的寂寞一齐流涌出来似的，再也忍不住，我只得戴了帽子，冒着小雨，径往卡尔登戏院那边去了。
他们所映的是《A Waltze Dream》一片，是德国乌发公司的作品。为什么我说出它的公司来呢？你要晓得乌发这个公司是一个专造文艺影片的公司，我从前在东京的时候，看过的好的文艺影片多半是这公司的，——就如《Hiederbery》《追忆》《春流》《Woman Hamlet》《Dr.Galigali》《Du Matin Jusqua minuit》种种。德人和法人一样，是世界上的艺术民族，法国的文艺倘若是眼睛的文艺，德国的文艺可以说是耳的文艺了。
刘呐鸥一直保持着对电影的热爱，在1932年他投资的水沫书店被毁后，即转向电影业，不仅自己拍摄电影，而且办起了《现代电影》杂志。他在信中不止是将电影院当作一个文艺娱乐场所，更多时候也把它作为寂寞心灵的归属地，而去看电影更已经成了文人医治“无聊”的解药。
文人交往娱乐，一般都不太去跑马场、跑狗场，或是总会之类，因为赌钱在他们是不寻常的，也是为他们所鄙视的。据说曹聚仁当年以研究输赢概率的名义到赌场去呆了很久，最后也算是赢了钱，却遭到很多文人的嘲讽。他们的日常交往时常是在咖啡馆、书店、茶楼、饭馆和一些私家园林中进行。自然，这样的交往必然要以经济上的巨大付出作为代价。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这样记述他儿童时代去上海的经历：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的。……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蓬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廊里出风头。……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于夜而不宜于昼的。
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由此带来日常生活的极大便利。但凡只要有钱，就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要吃外国菜，就直接去西菜馆，要吃中国菜，更其容易，说明广东菜、云南菜、福建菜、四川菜、徽州菜、北京菜，……等等，由自己任意拣选。并且，预备大吃，可以到大的菜馆里去，预备小吃，可以到小的菜馆里去，预备最低限度的吃，可以到小饭店里去吃。至于大菜馆和小饭店苦乐之悬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徐国槙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第39页。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大小小的餐馆更是铺天盖地，文人自然也是“口福”不浅。施蛰存曾经还挨过穆时英的“教训”：“听说你出医院的第二天就在冠生园吃炒广鱿，我真替你担心。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贪嘴！”即便是刚出院也不忘记跑去大菜馆饱食一顿，慰藉贫瘠的肠道，文人实在也是生活中人。
上海与杭州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上海的茶楼并不兴盛，但是咖啡馆却十分流行。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多喜欢坐在西式的咖啡馆里畅谈文学诗歌，阳春白雪似乎在咖啡馆里才能够显得更加“洋气”，以至于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咖啡文化”。留学西方或是日本的文人到上海之后，其日常生活方式即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如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也养成了喝咖啡和进电影院的习惯，他在最后十年间共观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出入咖啡馆的次数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同上，第193页。
大抵，民国时的咖啡馆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这在喜欢处处“赶时髦”的上海人心里是心照不宣的。“咖啡店的布置，都趋重于西洋化，清洁而精致，并且选用妙龄女子充当招待，更能投青年人的所好，所以他们的顾客，也以青年为最多。”环境清雅，出入的顾客也必然多以着装正式的上流人士居多，这也是文人们愿意选择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那时比较有名的有马尔斯咖啡馆、大光明咖啡馆、马克咖啡馆、霞飞路的DDS咖啡馆等。张绪谔在他的《乱世风华》中记述当年DDS咖啡馆里的情形：从楼梯上到二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由于名气大，位置适中，当时社会中上阶层凡是男女约会、谈生意，多喜欢在此坐坐，尤其文艺界人士喜爱这里别有异国情调的风格，几乎整天都座无虚席。情人间的默默相对、文人的诗情画意，加之楼下玩老虎机的声音，这就是DDS当年面貌的真实写照。……我曾在这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上，中过此生唯一一次的Jackpot大奖，三个西瓜连成一排，一赔三百，真是幸运之极。咖啡馆俨然成为文艺青年的所属地，大有如今所流行的“小资情调”。民国时期上海文人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他们自然要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由此，接触各种新事物（如看电影、逛戏院、打回力球、喝咖啡甚至打牌、骑脚踏车等等）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1927年，张若谷在《珈琲座谈》中如此描述当时霞飞路上颇有名气的巴尔干咖啡馆：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珈琲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者，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l二家，倒也进去喝过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珈琲，彦长还要来了两碟子似乎油煎肉饺一般的“片莱希基”，因为没有刀叉，我们就用手指夹着向嘴里送，田汉笑道：“像这样野蛮的吃法，同粗糙浓郁味道的食品，真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
这样的场景不是例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都有文人和一些所谓“文学青年”研究文艺、谈论时政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