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这里其实反映出王国维对于时局，甚至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不可预知的惆怅感。罗振玉之所以去算命，只是想要在生活中寻找一份安慰。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尝试算命而结果不如预料时他们半信半疑以至鄙斥，而结果命运祥和且偶合其意时他们深信不疑的原因。实际上推命之事，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看来都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说明人们对未来确实抱有不可预知的惶恐。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请他送之于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之：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现在看来多少也令人惋惜！竟然十年未到便已是形骸消亡。所以只有“惟命中刑克稍重”，这一句才吻合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也是不能大富大贵的了。
再说吴宓和陈寅恪。作为曾留学哈佛的大学者，他们自然不迷信，但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却对占卜一事很感兴趣，并且还很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
早在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马来，才能驭马飞驰。吴宓为此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而且吴宓还以自己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非绝大意愿、绝大才力不能做到。吴宓的这种态度，可以他翻译的柏拉图《共和国》（Republic）中的一节来说明：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众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于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
应当说，吴宓之好友陈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种人生态度的，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的，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之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为陈伯澜多年来对吴宓学业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是很多的，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澜，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因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又因他以为姑丈这样的人去世应当有预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应当不同寻常，所以才在梦中将自己读过的诗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但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儿再打电话给吴宓，看来陈寅恪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谋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落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同时也为自己鼓劲。因此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是不科学的，但只要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此种活动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了。
大概吴宓对此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过按照一般的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结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理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位文化大师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则记述了他和梁漱溟、熊十力以及汤锡予等请相士为他们相面之事。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时，有相士专门从四川来为他相面，梁漱溟为此特意请钱穆等到他家，请相士一一为众人相面，后又到钱穆住处再为他们相面。据钱穆所言，相士说熊十力有“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意思是不会直接参政过问红尘之事。而说梁漱溟则是“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难。对于钱穆本人则说他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后当能先后如一”，意思是钱穆的一生当能始终坚持治学为业且能善终。综合来看，不能不惊叹这位相士的预言。熊十力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其民间学者的身份，1949前后也不过是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协委员而已。不过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难，却只能发出“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这样的哀叹，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而梁漱溟晚年确实因直言当政者之弊而惨遭批判多年。不过其临终前数年重新赢得政府与民间的高度敬仰，并最终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不知是否还算是收场不好？至于钱穆本人，则可以算是中国式的“寿终正寝”的范例，他一生始终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后在台北任教，最后以九十五岁高龄西归道山。其人不仅高寿，而且今天业已赢得海峡两岸人们共同的赞美与景仰，确实是一个“先后如一”的结局。人生一世，如类钱穆，则无憾矣。
而且，对于此类占卜相面之术，钱穆等人并不简单地斥为迷信。因为钱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类事情，大都有所应验。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凡流行人间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轻易以不科学否定之。钱穆此说，颇类似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中西文化之思想，大概很多还是相通的吧。不过，马克思对黑格尔这句话的解释值得注意。马克思认为，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革命的意义，因为由它还可以推论出“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样非常革命的论断。看来，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造反有理”邪说，其鼻祖竟然是那老黑格尔呢。不过话要说回来，其实从历史上看，最要命的问题在于：该由谁而又是根据什么判定哪些事物属于合理的存在，哪些事物属于不合理的存在？
其实，对于这些文化大师来说，请人算命也好，自己占卜也好，无非是调剂日常生活和减轻内心苦闷的手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保佑支撑他们继续其创作或学术生涯的精神力量。有这些预兆或预言的陪伴，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就会走得更加从容和坚定。
最后说说胡适，1908年夏天其母催促他回家完婚，胡适于当年7月写信给母亲，提出三条理由推迟。一个是自己毕业时间是在12月不是8月，一个是学校不能请假，一个是家中经济状况无力完婚。胡适也知道这三条理由都十分牵强，所以最后就怪罪到算命先生那里。他认为母亲之所以催促完婚，完全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所以他在信中大骂算命者是“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简直是有些气急败坏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也就决定胡适此后不会相信什么占卜算命之类。他与吴宓等人在这件事上的差异，是否也多少说明为何他们各自的文化立场会截然不同？
[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中译者序言》。
吴虞：《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二》，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6—1377页。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6页。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王国维致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0页。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致王国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6页。
